在当今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以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哲学也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发展中国家的哲学相当复杂。传统的封建哲学在这里仍有相当影响，例如伊斯兰教的正统派经院哲学、苏非派哲学、佛教中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流派、印度教中正统的吠檀多不二论等。这种哲学直接继承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传统，严守僵死的形式主义的教条，散播着旧时代的气息，宣传神秘主义和迷信落后思想，维护封建势力，妨碍着这些国家的社会进步。除封建哲学外，在这些国家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股民族主义思潮，要求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羁绊，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主，争取社会的进步。不少民族主义思想家一方面继承本民族的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内容，力图把东方的哲学传统同西方的现代思潮结合起来。印度的辨喜、M.K.甘地、尼赫鲁(1889～1964)等人的哲学，巴基斯坦的伊克巴尔的哲学，伊朗的加马鲁丁·阿富汗尼的哲学，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杜的哲学，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1901～1970)的哲学，拉丁美洲的罗梅罗(1851～1914)和巴斯孔塞略斯(1882～1959)的哲学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种哲学同这些国家的某些哲学家一味抄袭西方的哲学不同，带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并且它顺应了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要求民族独立、社会进步的潮流，因而在这些国家具有很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开始在一些不发达国家中出现，并得到一定的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家中最激进的一些人逐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如埃及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萨利雅马·穆萨(1880～1958)曾先后受过尼采、C.R.达尔文、萧伯纳（1856～1950）、甘地的影响，但后来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尽管封建哲学仍有不小的影响，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潮还有相当的市场，但当前的主流是民族主义潮流，随着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这股潮流还会继续上涨，并且从最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中必将产生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 
　　 哲学的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哲学是人类的一门很古老的学问。哲学的前途怎样？命运如何？关心哲学的人们经常想到这样的问题。有人认为，从历史上看,哲学的对象发生多次变化,这本身说明哲学并无确定的对象，哲学并不是一门严密的学问。也有人认为，哲学越来越渗入到各门具体科学中，成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理论基础，那么还需不需要一门一般的哲学。这些说法实际上认为哲学的前途并不美妙。要回答哲学的命运究竟如何，就要看它是否为社会所需要，哲学的命运始终由社会的需要所决定。哲学的对象在历史上虽有多次改变，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形式，作为对宇宙、人生这一类最抽象、最概括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学问，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包括不承认哲学的世界观意义的某些哲学本身也没有越出这个范围。哲学这种理论形式、这门学问，和社会的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其他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样，永远是社会所需要的。人们需要它不仅因为它可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某一方面的要求，而且因为它可以指导人们的实践，指导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指导社会的进步。一种正确的、科学的哲学不仅是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且可以成为改天换地的巨大的物质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往的业绩，不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吗？哲学的对象今后还会发生某些改变，哲学的形式和知识内容今后还会有所更迭，哲学的流派今后还会此消彼长，但是哲学这种理论形式、这门学问将永远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理论形式，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