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革命的主力军和主要同盟者是农民阶级，革命根据地在农村。这就遇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如何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里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正是从这里起步，开始探索的。  
一、从思想上建设党  
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得来的。每当中国革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总要提出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个历史性课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革命才能向前推进。  
1929年12月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的奠基之作。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道路，面临着在农村建党和建军的紧迫问题。如何把广大的小生产者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着重强调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毛泽东再一次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同年9月7日，他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在列举了革命集体组织中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深入分析其根源后，提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至今重读这篇文章，仍使人感到切中时弊。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在向大会提交的《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里，毛泽东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并成为执政党前夕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不但提出了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且严肃地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要求全党防止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等四种情绪，防止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这实际上提出了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继续坚持从思想上建设党，防止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里自我解除思想武装的严肃课题。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一直警钟长鸣。1959年以后，他又根据长期观察，提出了如何防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问题。尽管他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时，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灾难，但这个历史性的课题，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毛泽东高度重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他始终不放松。早在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目的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建国以后，每当他察觉到一些问题、着手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总是从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问题。最著名的是作于1963年5月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这篇文章里，他系统地阐明了一个道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晚年没有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底，而是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越走越远。他自己对此并不自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也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根本保证。  
从思想上建设党，就必须造就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毛泽东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我们要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成效，最终要落在实处。对此，毛泽东讲过一段名言：“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这是唯物史观贯彻到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建设学说上的必然结论。  
二、三大优良传统作风  
党的作风，是全党包括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它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党的行动中的客观表现和形象反映。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还创造出整风这种实行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的好办法。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的集中体现。  
在民主革命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曾经严重地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教条化的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过多次危害。其中最严重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沉痛的代价终于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毛泽东还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在当时讲这番话，是要有足够的理论创新的勇气的。  
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有个解释：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他对此有个通俗的比喻，叫做“有的放矢”。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究竟以什么为中心？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搞不清楚。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明确提出：对于干部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过“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曾经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深入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制定正确政策的重要环节。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为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工商业政策，对乡村和城镇进行过系统调查。60年代初，为了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且派出三个调查组分赴湖南、浙江、广东农村，指导他们深入调查，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人民公社“六十条”）提供了客观依据。  
毛泽东还从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的高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本国实际的关系。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从建党之日起就是明确了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英勇地牺牲了。然而，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也在带领群众前进，但实行的却是主观主义的错误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损害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干劲越大，损害就越大，造成的干群矛盾也越大。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到群众路线之中，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渗透到党的工作作风中去，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体现在诸多方面。它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又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尺。毛泽东一贯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忠言逆耳。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意见，是检验是否真正密切联系群众的试金石。延安时期，有人骂毛泽东。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群众对征公粮太多、负担过重不满意，便对此引起了注意，并采纳开明绅士李鼎铭的意见，决定实行精兵简政。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毛泽东反复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相信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这是毛泽东群众观点的一个特色。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的确打破过许多迷信，创造过不少人间奇迹。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也有过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样的沉痛教训。这说明，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同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必须统一起来，也完全可以统一。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理论基石是群众路线。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弄清思想是非、加强党内团结的根本保证。  
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围绕实行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展开思想交锋，是不可避免的。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正是在系统地纠正和防止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在正确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早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就提出了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的问题。在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无情打击”有了切肤之痛以后，毛泽东在《矛盾论》里从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的角度，提出要防止过火斗争的问题。他认为，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如果采取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从哲学的高度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入思考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问题，毛泽东是第一人。  
抗日战争中期，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和我们党创造了整风运动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在整风运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得到确立和发扬。后来，毛泽东谈到“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时说，1942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著名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保证了整风运动顺利健康地进行。在审干反特阶段，他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防止因失误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当他发现“抢救运动”发生严重问题时，又严厉督促甄别平反，并向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在运动后期作出组织结论和处理时，毛泽东提出“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的方针，使一大批认识错误的同志重新得到任用。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做工作，使一些犯过路线错误但又认真改正错误的负责同志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  
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里，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并且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同党内民主作风联系起来。他认为，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产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对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的科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长期实践的理论升华和经验总结，也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中最可宝贵的财富。  
三、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毛泽东曾精辟地概括过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一整套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特色。这同样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干部的作用。在干部问题上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线和政策，这是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归根结底就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和政策。这是保证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组织基础。  
任人唯贤，是针对任人唯亲说的。毛泽东认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什么是“任人唯贤”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  
德才兼备，是针对干部标准上的各种偏颇说的。关于干部标准，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有过一些具体提法，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应当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的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这就是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五湖四海，是针对干部问题上的宗派主义说的。毛泽东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在党的七大所作的结论里，毛泽东还回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错误的干部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以此说明搞“五湖四海”的极端重要性。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解决各种复杂的实际问题，会治党、治国、治军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干部路线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在全党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竞赛。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认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就用干部来说，他又提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所谓善于识别干部，就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所谓善于使用干部，就是要根据干部的特点、特长，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发挥出来。毛泽东曾经把党委书记比喻为“班长”，认为，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问题，注意向党委“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否则，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无法带领千百万群众去作战，去建设。所谓善于爱护干部，一是要指导他们，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二是要提高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和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三是要检查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在党组织的监督、检查和帮助下，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不断进步；四是对犯错误的干部，应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要轻易采取“戴帽子”、“开展斗争”的方法。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毛泽东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爱之深也责之切。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干部队伍中发生贪污腐化的情况。1951年底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查出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的贪污问题。刘青山、张子善二人所犯罪行极为严重，影响极为恶劣。毛泽东闻讯立即果断地下决心严惩不贷，并在全党开展了著名的“三反”运动。当时有人提出对刘青山、张子善二人从轻发落，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这样做，才能挽救更多的干部。  
建国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工作。毛泽东在干部路线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一是强调干部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56年1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为了实现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页）二是对干部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是现代化的国防等，我们进入的就是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1958年初，他又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这些重要思想由于后来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改变，而未能贯彻到底，但对形成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干部队伍还是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造就了一批业务精又懂政治的治国人才。  
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曾经把党的建设比作“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则是这个伟大工程的发端和奠基。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伟大工程仍在继续，并且有了很大发展。然而，不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党的性质和宗旨不能变，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能丢，否则就会丧失根本。同时，我们又要敢于面对新的实际，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把邓小平开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