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中国特色”  
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他又明确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此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路线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日渐成熟、完善。在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之后，“中国特色”也随之成为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成为中国独创的现代化模式的代称。  
现在，“中国特色”一词已十分普及，但人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却各不相同。有人笼统地将中国特色等同于中国国情；或认为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特点；或认为中国特色就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有人不怀好意地戏称，中国特色就是在面对马列老祖宗的理论经典和外国人的狐疑目光时的一块“理论挡箭牌”。如此等等。认识的不统一，说明研究工作不彻底，这必然会影响到对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认识。因而，深入、具体地研究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对于正确认识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从一般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讲，特色的直接根据在于客观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没有差异就没有世界。个体的特征和特殊性是其特色的直接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特色包含着特点。就一个国家而言，研究其行为的特色，首先必须了解其特点，即国情。国情是对一个国家的特点的描述和分析。因而，在价值判断上，国情是一个中性概念，既包括诸如民族特长、民族优越性等方面的优质规定，也包括诸如民族保守性、民族劣根性等方面的劣质规定，是优质与劣质的统一体。就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事业而言，国情是现代化事业的出发点，对国情的认识和分析直接影响着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选择和具体实施。因而，研究中国现代化的特色，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即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社会状况，这些状况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起点。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中国现代化的特色。  
但是，仅仅认识和分析国情是不够的。特色不仅包含特点，而且还是对特点的超越。在价值判断上，特色代表的是事物的特长和优势，即优质规定性。用哲学的语言，特色代表事物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因而，特色的形成是在充分认识事物特点的基础上，对特点的优化和超越。对一个国家而言，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不是特色，传统的思想文化不是特色，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立足国情的现代化纲领、独辟蹊径的现代化道路等，才是构成其特色的真正内容。从该角度出发，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等于符合国情的现代化，他应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但又不仅止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应是在正确了解并深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创造性地使中国现代化以最快速度和最优方式向前推进，使其既具有先进性和独创性，又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因而，对中国现代化的特色而言，国情只是立足的基础，而不是遵循的标尺；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永恒的包袱。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中国国情的筛选、改造和优化的过程。  
将中国特色理解为中国国情，将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解为符合国情的现代化，不仅无利于中国现代化对先进事物的吸收和自身的创造性发挥，而且有使中国现代化事业误入歧途的危险。中国近代史上以“中西国情不同论”为由拒斥现代化的思潮，就是典型例证。由此，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的构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必须对中国国情即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有正确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第二，他必须根据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对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过程进行模式上的系统创新。  
这样研究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不可回避的一个理论前提，就是现代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我们提出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本身就意味着对现代化的民族性的肯定，但这种肯定是辩证的、有条件的，其认识的前提就是现代化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毫无疑问，作为一种历史发展潮流，现代化首先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世界性是其显著特征。现代化的世界性首先表现为传播的不可逆性，他将一个又一个传统社会纳入现代社会，而那些已现代化的国家则向更高阶段继续推进。其次表现为对现代化规律的共同认可。现代科技、经济增长、民主法制、阶层流动、理性意识等一些代表现代化的表征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成为各国现代化必经之路。再次是现代化浪潮带来的经济、交通、信息的全球化，使任何一国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之外而获得成功。承认现代化的世界性，就意味着我们应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遵循现代化的共同规律，从世界角度反视自身。背离世界性的现代化，只能是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现代化。  
肯定现代化的世界性，只是表明这种世界性为特定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发展的外在环境，而真正规定着特定国家现代化发展具体道路的只能是民族性。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而“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4]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状况构成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传统的社会习俗和民族心理影响着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目标选择；传统的民族品格和文化精髓为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创造力源泉。作为社会变迁的一种激烈形式，现代化的本质在于变革，这种变革既是一个系统功能的整体渐变过程，也是一个独立社会系统与世界整体系统的相互融合与功能协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系统新功能的形成必然会受到民族性显性或隐性的影响，社会系统在世界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取决于民族性所赋于他的鲜明个性和独特功能。在这里，民族性对现代化的规定性，就表现为现代化只能是对民族性的转化和张扬，而不能是对民族性的背叛和抛弃。在世界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现代化如失去民族性就意味着失去个性和特色，也就难以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现代化的世界性来源于其民族性，世界性与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失去民族性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  
必须指出，强调现代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与“民族狭隘性”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是盲目乐观和一味排外，固守“尊王攘夷”、“中学优于西学”等陈腐观念；前者则是正视国情与放眼海外，通过对国情的改造与创新以复兴于世界。中国现代化走民族创新的“中国特色”之路，是符合逻辑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可以把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的内涵界定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而提出的关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独创性。  
二、中国现代化要解决哪些特殊问题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的表现，是以对中国现代化特殊问题的独创性解决为基础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  
1.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对现代化进程的制约。  
1949年的革命胜利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缺少现代化经验，全面借鉴苏联现代化模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一般被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这一模式对中国建国初期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此后愈来愈严重地限制着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而言的。因而，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难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形成于30年代的苏联。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摸索出一条在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即现代化的特殊的方法和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以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来获得资金来源，试图通过现代化的高速推进来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在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推行，使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现代工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演变和国内现代化阶段的推进和升级，仍然沿用原有体制和模式无疑是不适宜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突出缺陷，是在指导思想上，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预测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现实依据的。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不顾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设计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将不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外在特征误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将本国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硬性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仿效苏联模式时，亦沿袭了其教条主义特征，没有认识到中国与苏联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在现代化的目标选择上，片面强调国民经济的突进增长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在现代化的管理体制上，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体制窒息了现代化发展的生机；在现代化的外在环境上，自我选择封闭的发展道路；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随意的发展进程阻碍了现代化的正常发展。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缺陷窒息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活力，严重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不首先解决这种模式对现代化进程的制约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将无从谈起。  
2.现代化的后发优势与内在生长力的培育。  
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发达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经验、先进的经济技术成果以及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后来者可以通过适当途径吸收和借鉴这些现代化成果，可使自身少走弯路，实现赶超发展。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预料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6]  
落后国家现代化具备潜在的后发优势已为当今的现代化学者们所普遍认可。总体而言，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会对落后国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和示范效应，压力转化为动力，有利于落后国家现代化的社会动力并促使其加快现代化步伐；第二，借鉴先进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直接过渡到或较快进入较高的现代化阶段；第三，吸收外国经济技术成果，弥补落后国家现代化建设资金和技术不足的缺陷；第四，吸收外国发展经济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促进本国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相关规章制度的建设；第五，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机会，发挥本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积极发展相关产业，以增加积累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而言，后发优势可以而且应当利用。但是，现代化从本质上讲应是内生性的。这不是指现代化的最初启动诱因，而是就现代化的整个动力系统和推进机制而言的。后发优势构成现代化有利的外在条件，但他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现实成果。一个民族只有具备了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才会获得持续的良性发展。这种内在生长力是指国家和社会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源于自我本体的、与现代化相吻合的内部推动力量。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成熟，意味着在共同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之下，整个社会的制度、资源、经济技术基础、内外环境、民众、民族传统以及现代知识的积累与传播等多重因素共同构成一个有机大系统，这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使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发展的惯性和强劲动力，推动现代化进程不断冲破各种旧因素的制约和束缚，实现社会的长久、健康发展。  
培育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与利用现代化的后发优势并不矛盾，如果处理得当，两者之间可以产生一种良性互动效应。就中国而言，后发优势是现代化的外在环境和现实条件，内在生长力的培育则是现代化的内部机制的调适过程和长远目标。中国现代化的最佳选择就在于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对外开放与避免依附。在开放的世界环境下推进现代化，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依附性发展，即在政治经济上成为受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边缘国家”。
必须争取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促进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积极提升现代化水平和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抢占有利的地位。第二，引进先进与自主创新。在引进先进的同时，应注重对这些先进成果的内化及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使外来先进成果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转化为适宜的经济技术存在方式，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切实融为一体，并进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起点和促进创新的内生动力。第三，高速发展与环境协调。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因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的“现代发展危机”等问题，已引起各国的警惕和现代化学者们的关注。对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并已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发展战略的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第四，局部突进与整体转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该突进的必须突进，不该突进的绝对不能冒进；某些方面一定的滞后是不可避免的，但社会整体转化的过分滞后则是不能允许的。第五，赶超愿望与克服急躁。在现代化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一方面应利用后发优势，以适当高速度赶超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克服急躁心理，在现代化的目标选择与推进战略上，立足国情，实现稳定，渐进发展。  
3.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统一。  
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世界性的发展潮流，现代化具有一些共同性的标准和普遍性的规律，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认可和遵循。正因为如此，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经济、社会等方面都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在这方面，任何以国情为借口对现代化的共性的否定，都只能解释为是民族狭隘心理的反映。中国现代化就是要遵循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在对传统社会的改造与扬弃中，逐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另一方面，作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动态的、渐进的转化过程，现代化的推进和与国际的接轨不可能脱离开具体国家的特定社会基础。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在遵循现代化共同规律的同时，必须立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基础，着力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实现现代化的共同标准与普遍规律同中国特定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化之间的统一。  
中国现代化在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特殊问题主要有：第一，发展与稳定。这是为了正视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这一事实。相比较而言，大国的现代化，其变量因素更多，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故障，都有可能对其他环节产生联动和广泛的影响。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要维持中国这个超大型社会的统一和完整都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长期的现代化发展。第二，循序与浓缩。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像早发现代化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发展，而必须采取一种浓缩的形式，将长期的现代化过程压缩在一个短时期内予以完成。必须通过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确保中国浓缩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第三，再造与传承。根据中国现代化发展及其与国际接轨的需要，进行现代化的文化再造是必然的。但是，文化再造不等于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应该看到，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阻碍是就其社会基础和政治功能而言的，而作为民族发展的思想遗产，传统文化中亦包含有许多可传世的内容，其中包括提倡积极入世的实践理性、催人奋进的自强思想、重民轻官的民本思想、尊重知识的倡学重教思想等完全可与现代社会相融合，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这就需要在发展进程中把握好再造与传承之间的度。  
三、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独创性是什么  
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是在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特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顺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其中所蕴含着的别具一格的创造性思维，正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1.道路创新：中国现代化与其社会主义主体性统一。  
迄今为止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过两种类型的主体性选择，即社会主义主体性与资本主义主体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随后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最终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性选择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构成中国现代化主体性的规定性。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进一步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好，即没有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难题。此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历经曲折，愈来愈脱离了现代化的本来函义。尽管社会主义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旗帜，但现代化却日益消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视野之外，以至在“文革”时期，现代化竟成了所谓“社会主义者”们排斥和攻击的对象，诸如“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极端荒谬的口号居然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这表明，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性的社会主义主体性，与中国现代化还没有真正融为一体。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早在1980年，他就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7]他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开始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8]随着新道路的开辟，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时我们“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9]而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0]以这样的崭新思路，邓小平提出了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中国以往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在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客观实际后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1]明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不应当以建立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所描述的无私有、无商品、无交换、无市场、无剥削的社会为目标，而必须以最大限度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基于此，邓小平一再强调，现代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2]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一切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体制和弊端都应彻底革除，并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体制和机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一切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外国经济技术成果和经营方式、管理方式都应积极吸收，为我所用。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启动并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逐步建立，中国现代化水平得以日益提高。  
邓小平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实质上是从生产力的角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过程。正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区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曲折也正在于对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及其客观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由于生产力发展落后，中国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服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选择；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得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判断，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从生产力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成为在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和当前最大的政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他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这样，以生产力为纽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终于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中国社会主义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正确发展道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主体性也第一次得以真正的张扬。  
2.目标创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立体构架。  
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多维性。就中国现代化而言，既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又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既要在短期内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又要避免落入“现代化的陷阱”；既要同世界流行的现代化目标接轨，又要考虑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可行性。而且，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动态过程相适应，中国的发展不仅应有总体目标、最终目标的设计，同时也应有阶段目标或局部目标的设计，以使总体目标和最终目标能得到具体落实，并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设计，必须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同时，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邓小平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针对中国现代化的不同规定性，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现代化目标进行多维、立体构架，从而使中国现代化目标避免了片面化和单向性，而呈现出整体性和系统性。  
第一，遵循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和新发展观，提出“富强、民主、文明”的总体发展目标。随着人类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日益把握，传统发展观逐步被一种新的发展观所取代。这种新发展观不是以单纯经济发展而是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与协调，强调社会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强调社会各因素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共进，并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生存为最高追求。适应这一潮流，邓小平摈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提出了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目标。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3]这段话既是邓小平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主要任务的基本概括，也是对我国现代化全面发展目标的完整论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基本路线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14]这段话可以看作邓小平对自己社会全面发展思想的总结。  
第二，针对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和与市场经济的接轨，提出“共同富裕”的最终发展目标。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共同富裕作为最终发展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级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5]他将共同富裕看作“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6]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因其代表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选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推进现代化，正是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之一。反映在发展目标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的是基于宏观调控所带来的共同富裕，而不同由其自发作用导致的两极分化。对此，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17]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第三，立足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基础，提出分“三步走”的阶段发展目标。邓小平首次提出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是在1979年底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此后，经过深入考虑和反复研究，1987年4月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格拉时，邓小平最终确立了分“三步走”的战略发展思想，并全面阐述了三个阶段的各自发展目标。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18]分“三步走”的阶段发展目标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基础，既反映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也使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具备了切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上述三重设计是有机统一的。他们不仅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目标设计的不同角度，而且三者之间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富强、民主、文明”是中国现代化的横向同时性目标，“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的终点价值性目标，而分“三步走”则是中国现代化的纵向历史性目标。三者合一，一个跨越时空的多维立体构架顿时显现出来，他既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在目标设计上的严谨和缜密，也有利于避免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误。  
3.动力创新：中国现代化的“双轮驱动”。  
根据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创新；二是科技进步。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前现代化时期政治制度的落后和权威失落导致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延误，因而在世界对比中处于落后地位，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扫除旧有传统政治制度的障碍，确立具有现代化取向的、能保证现代化顺利实施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要想避免出现依附，并长期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以赶上并超越先进发达国家，最根本的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增强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因为只有这才是现代化发展的长久之计。  
解决现代化内部动力的缺失，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任务。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之后，毛泽东试图通过以人们对某种高目标的崇拜来推动现代化，但实践证明，这种动力的作用是极其短暂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起源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传统模式的反思和扬弃。邓小平曾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19]“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0]从制度着手解决中国现代化动力缺失的问题，强调改革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作用，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创举。但邓小平在突出改革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科学技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推动作用。事实上，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本身的形成就与新科技革命紧密相关。而且，在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整个探索过程中，邓小平都一直强调科学技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战略意义。他一再强调：“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21]“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2]  
在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创新问题上，邓小平主要解决了改革和科学技术这两个动力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力，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对现代化的间接推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制度生长点。现代化本质上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改革动力的产生来自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他扫除了不适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新的制度释放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能量，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进程，并使中国社会呈现出现代化与制度化的同步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另一方面，科技是中国现代化的原动力，通过技术进步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技术生长点。构成现代化原动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必然具有再生长的功能，能使现代化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和持续久远的发展。显然，改革并不具备这一功能。而科学技术是构成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他的进步不仅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能引起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深层变革，更适合充当中国现代化的原动力。对中国现代化而言，作为启动力的改革和作为原动力的科学技术正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两者缺一不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23]二者共同作用，既保证了现代化的快速、持续推进，也体现了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动力设计上的匠心独运。  
4.过程创新：中国现代化的多重战略。  
第一，稳定发展战略。在中国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邓小平历来强调稳定的首要意义。他反复指出：“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24]在他看来，稳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实施的保证。而且中国的稳定不仅关系到国内发展，而且还是一个国际问题。他说：“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25]邓小平所说的稳定，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稳定，也就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二是政策稳定，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政策“不变也就是稳定”；[26]三是经济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27]  
第二，协调发展战略。从我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始，邓小平就把中国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整体互动的推进过程，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处在一种协调发展的状态。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8]“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29]从这样的认识出发，邓小平强调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处理以下几个关系：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二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相互协调；三是经济政治的发展与科技教育发展相互协调；四是社会发展与人的观念变革相互协调。  
第三，渐进发展战略。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从实施方式上讲，得益于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中国实行渐进发展战略，基于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全面了解，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考和对过去革命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他指出：“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30]这种渐进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在：在突破口的选择上，先农村后城市；在整体推进方式上，先经济后政治；在区域推进方式上，先沿海后内地；在发展途径选择上，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跳跃发展战略。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不应是那种平平稳稳的、低速度的发展，而应是飞跃式的、跳跃式的发展，是一种以高速度加速度形式出现的发展。惟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赶超发展目标。邓小平的跳跃发展战略主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对发展机遇的把握。他特别强调机遇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31]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失去了许多历史机遇，再不抓住眼前的机会，只能被发达国家越甩越远，所以他告诫人们：“机会难得呀！”[32]二是对发展速度的要求。在他看来，速度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即不仅关系到“三步走”战略目标能否实现，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提出了“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3]的著名论断。三是采取“台阶式”推进方式。作为跳跃发展战略的直接体现，邓小平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34]“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35]  
第五，重点发展战略。邓小平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提出以重点带动全局的战略发展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邓小平总结了“文革”的经验教训，指出要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果断提出将全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并把是否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判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二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经济建设是重点，经济发展本身也是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实行重工业倾斜发展战略，致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一些薄弱部门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时，明确提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36]考察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分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环节、薄弱环节、关键环节而列为发展重点的。  
稳定发展、协调发展、渐进发展、跳跃发展、重点发展，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推进过程所设计的这些发展战略，使中国现代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生动活泼的景象，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态性和辩证性，也反映出邓小平驾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超技巧。  
5.内外关系创新：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关系。  
对以社会主义为突出特征的中国现代化而言，现代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中国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样，在内外关系方面，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与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交织在一起，既加深了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在内外关系上一些错误观念的产生。在中国现代化内外关系上的错误观念，一是封闭观念；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观念。这两种错误观念之间往往恶性互动：封闭观念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观念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而社会制度截然对立的观念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现代化的封闭状况。二者相互作用，成为中国现代化内外关系方面的巨大思想障碍。  
邓小平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重要论断，彻底清除了在中国现代化内外关系上的错误观念。第一，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世界基本特征的一个科学判断。开放的世界为中国正确处理现代化的内外关系提供了宏观的世界历史背景。第二，封闭导致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因与世隔绝而导致发展停滞的曲折经历出发，邓小平警告我们：“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7]第三，中国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现代化模式并非理想选择，而且中国如果盲目接受这种模式，就会丧失发展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38]第四，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在1980年8月的两次谈话中，邓小平都明确提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39]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就是将资本主义区分为价值属性范畴和工具属性范畴，并分别对之以不同的态度。对于资本主义价值属性范畴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及资产阶级民主化、自由化等思潮，要坚决予以抑制。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某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明确提出，有三个方面不是资本主义的：一是科学技术，二是管理方法，三是相当一部分经营形式，如市场经济等。这些方面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工具属性范畴，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用。邓小平在这四个方面的理论突破，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破除思想障碍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邓小平精心设计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第一，全方位性。邓小平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40]第二，全面性。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某一方面的开放，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开放。第三，多样性。根据中国发展的需要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邓小平先后创建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各种开放区域形式。这些开放形式不仅借鉴世界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的经验，而且结合中国的国情，在开放的性质、类型、功能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创新，中国特色非常明显。第四，区域性。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要实行分区推进的开放战略，即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分区推进，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邓小平强调，对外开放不是盲目效仿西方，而是要坚持我国的独立自主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特色。为此，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开放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我国对外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有关问题，邓小平规定了中国对外开放所必须遵循的两条重要原则：第一，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第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实践证明，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内外关系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既有利于我国吸收世界发展成果，促进国内现代化建设，又有效防止了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确保我国的制度安全和经济安全。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大手笔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目标、动力、过程、内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不仅促进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巨大发展，而且形成一套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实现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在理论上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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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泽东选集〔M〕．第3卷，84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