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论断，对中共党史研究工作，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一、“三个代表”为党史研究指出了新方向  
研究自身的历史，这是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的重要课题，是作为党的建设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提出的。1942年3月，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曾经作过《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对党的历史进行研究和总结，他指出：“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1943年2月20日），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69页。）。“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注：曾庆红：《科学总结党史，服务全党工作大局》，《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页。）， 懂得些中国历史和党的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358页。）。他特别强调，不管受到任何压力都要头脑清醒，不要否定自己正确的东西。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研究党史、总结党史经验的思想，得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结论。它告诉我们研究党史不但要搞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还要搞清“三个代表”在特定时期的内容和对其实践的历史过程，以揭示党史发展规律，明确党的建设之方针。因此，“三个代表”是研究党史的根本。我们研究党史只有抓住它，才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才能坚持自己正确的东西。所以可以说“三个代表”的提出，是江泽民同志对《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新发展、新概括，为我们研究党史指出了新的方向。  
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同时期的先进阶级，都曾体现过、实践过；但能始终坚持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凡是对社会发展起过推动作用的阶级和政党，在其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也都曾代表过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过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过广大人民的利益。因而“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才。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注：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文的题注，《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1968年版，第1087页。）。以国共两党的合作史而论，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革命的象征。他的一批忠诚革命之信徒大都集中于国民党内，他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依靠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的国民党在当时中国社会上是有威信的。其三民主义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奋斗纲领相一致，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曾经顺应了“三个代表”的要求，所以两党合作，发动了中国国内第一次大革命。但不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和中共分裂。从此，这个党完全背离了“三个代表”的要求，执行了一条“卖国、独裁、内战”三为一体的反动政策，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最终为继续坚持“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所推翻。纵观中国和外国的历史，奴隶社会末期的封建地主阶级，封建社会末期的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内虽然也曾是“三个代表”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但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他们不可能始终坚持“三个代表”，他们不过都是历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而已。这就说明，不是任何阶级和政党都能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的。  
再从苏联共产党的发展来看，在列宁、斯大林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是“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所以开创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之路，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创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对科学社会主义有许多曲解，但从性质上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模式从根本来说是基本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它在苏联迅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以及打败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在改革过程中，苏联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背离了“三个代表”的要求，“在西方压力下，头脑不清醒，连自己正确的东西都否定了”（注：刘华秋：《指导新时期对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体会》，2000年7月13日人民日报第9版。），把“改革”变成了“改向”，把“突破”旧模式变成了“彻底摧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随着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得手，便招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个教训说明，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如果背离“三个代表”的要求，也是会走向反面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三个代表”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生命，是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始终坚持“三个代表”而发展壮大的历史。她在每个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它的每一步行动，都是为了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包括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统一战线史，以及自身建设史，包括思想史、组织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成功经验和教训，都是围绕“三个代表”这个根本的。因此，我们研究中共党史，也必须紧紧围绕“三个代表”来研究。这样，就能挖掘深度，具有高度，就能找到党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能坚持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就能提高加强党的建设的自觉性，使我们党永葆革命青春，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总之，“三个代表”是党史研究的中心，党史研究的灵魂。中国共产党坚持“三个代表”的方向，走过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近80年的里程，其道路虽坎坷而曲折，但其方向是正确的，成就是伟大的，无愧于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如果偏离“三个代表”去研究党史，用神来之笔任意涂抹，那给后人留下的将不是资政育人的传信史书，而是一部真中有假虚实难分的演义。弄不好就会被人拿来否定党的全部历史，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三个代表”为党史资政育人功能提出了新要求  
存史、资政、育人，是党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资政是指用历史经验来指导目前和今后的工作，以利于掌握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使工作做的更好，更有进步”。（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0页。）育人是用党的光辉业绩，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激励当代，昭示后人，使我们的事业代代相传，永不变色。  
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要求我们要用“三个代表”对广大的党员和中青年干部进行深入持久的教育，这是对党史社会功能的新要求。邓小平早在1989年春就说过：“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在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7页。 ）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正处于整体交接的关键时期，广大的中青年干部将担负起各级领导的重任，他们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对党史知之不多，没有经受过艰苦环境的考验，没受过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系统教育。一旦走上领导岗位，能否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很值得深思。近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的大多数中青年干部觉悟高、思想好，是能胜任工作的，但是也确有不少中青年干部成长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党风败坏对他们是有影响的；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舆论又使他们难辨是非；旧社会某些沉渣泛起，对他们也有一定的诱惑力；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分化”和“西化”社会主义思潮的侵蚀，使他们对“三个代表”的深刻含义和深远意义理解不透，认识肤浅，在前进的方向上若明若暗，有时甚至模糊不清，很可能走向与党的要求相背离的道路。事实上也确有一些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不是老老实实做人民的“公仆”，而是以党谋私，贪污腐化，道德败坏，脱离群众，违背“三个代表”的要求，成了党的事业的蛀虫，甚至与人民为敌，走上了犯罪道路。所以教育他们时刻不忘“三个代表”，牢记党的性质和任务，懂得搞好当前工作和实现党的最终目标的关系，懂得严守党纪国法，廉洁奉公，做到拒腐防变；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成为党史教育功能的重要内容，这就是“三个代表”对党史资政育人功能提出的新要求。  
所以我们要通过党史研究和党史教育，使广大中青年干部知道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课书，懂得党是适应“三个代表”的要求而诞生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是以“三个代表”为根本而制定的，在贯彻实施中积累的经验（含教训），形成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生动体现。只要我们全体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广大中青年干部不忘记它，始终坚持它，就有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有了保障，我们的四化大业就大有希望。  
三、“三个代表”为检验党史研究成果提出了新标准  
以往检验党史研究成果的标准，一般是以是否客观地反映了客观历史发展过程来衡量的。这一标准是必要的，正确的。因为如果歪曲历史，离开历史的真实而随风改写历史，当然是极坏的作品，极恶劣的作风。但是仅仅考虑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性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史事的真实并不能代表研究的深度，并不能说明认识了党的历史本质和掌握了其规律。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则为评价党史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新标准，即是要看党史著作是不是反映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是不是反映了党史的本质和规律，是不是正确地、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一本党史著作出版，判定它是否写得成功，只要用“三个代表”的标准去检验，便可知道。党史著作中反映了党在社会变革中的先进作用，即反映了党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便能使人们读后知道共产党不可战胜的根本原因，了解党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党担负的历史任务，并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增长知识和才干，提高领导水平，自觉地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奉献，而奋斗。这样的史书，就可以起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相反如果我们的党史研究成果只是文山会海的资料堆积，或只孤立地写了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这就很不成功。因为这只反映了党史一个侧面，或只写了一条线，还远远不是党史的全部，没有抓住本质性的东西，所以无法总结出符合“三个代表”的历史经验，看不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什么，这样的党史著作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不能称之为优秀的党史著作。党的历史应当是党带领全体党员和人民，团结党的朋友，共同奋斗的历史，它表现在方方面面，是立体的，不只是一个面或一条线。  
然而，要使大量优秀的党史著作问世，还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为标准。困难再大，问题再多，也不能离开“三个代表”的标准去敷衍。因此，我们在党史研究中，必须下大功夫，花大力气，潜心研究，精益求精，写出更多更好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党史著作。只有这样的党史著作，才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任何敌对势力都无法推翻的经得起考验的信史。它将成为传世之作，无价之宝。我们应该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把党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推向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