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已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而永久地逝去了。

    经历了当时的痛快淋漓、欣喜异常的狂热，品尝到了“资本主义头啖汤”的唾余，见识到了资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真实嘴脸，再以较为公正与冷静的心态来回顾曾经经历过和熟悉的却已永久逝去的一切，却发现，原来感觉不堪忍受，力图摆脱的种种禁锢，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某种保护。

    从历史的一般经验来看，各个方面对人们禁锢得最为厉害的社会同时也就是在各个方面对人们保护得最为严密的社会，当然肯定就是人们最为厌恶，极力要摆脱的一种社会了。

    最终，我对那些高尚正直，为了至高、至美与至善的理想与事业奉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一切——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的人们恢复了敬意。他们并没有沉溺于权势之中，摆脱了低级欲望，永怀自由与平等、博爱亦博恨的信念，为之浴血奋斗，一往无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们的伟大理想与壮丽事业因人性与智慧的限制而不可行，但岂可因此而痛加诋毁，而忘了所有幸存的人，所有后来的人都因他们的奋斗与牺牲而深受恩惠？

    道德理想的破灭，难道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力提倡非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理想吗？！ 

    某些人一贯陶醉于高举大旗的荣耀，一旦发现这面旗帜不那么光彩夺目了，马上就换一面大旗！反正就是要高高举起，根本不愿意退隐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反思！

    暴力革命是弱者与穷人的极度反应

    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质是弱者与穷人对邪恶强权的反抗，是对不公正与不平等现象的最激烈的抗议。它的最高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社会。

    那些崇尚以强凌弱和以智诈愚等邪恶行径的野蛮社会的所大力提倡的种种巧取豪夺、鲸吞蚕食、聚敛无度与发家致富的理想究其实质不过是些原始欲望罢了。却还恬不知耻地声称这些原始欲望是具有先进性与合理性。两相对照，这个伟大理想比那些残酷野蛮的原始欲望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了。

    共产主义革命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弱者与穷人对当权者最为痛快淋漓的一次大复仇。这场革命不仅从肉体上几乎彻底消灭了原来的统治阶级，而且按照弱者与穷人的立场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观点改写了历史，营造了革命者与反抗者的法统，把历代统治阶级的家谱扔到了一边。

    那些在极度残酷的斗争中幸存下来并且赢得了胜利的人，心中永怀着极度的仇恨。原来他们不过是想对私有制做出“限制”，并不是要“取消”，只是希望那些富人们能稍稍大方一点，仗义疏财，有饭大家吃。不料那些富人们把财产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为了永远保持自己绝对有利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惜诛杀一切敢于染指者。

    “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顾准文集》，36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你不仁，我不义，最后就诉诸彻底推翻，永久消灭了。

    消灭私有制这个提法，据有的学者考证马克思从来没用过，这应该是事实。但是处于极度仇恨中的人们把这一个界限给突破了。（见《书屋》2000年第九期，《〈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原文词Aufhebung的解释和翻译管见》，李桐）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来个天翻地覆，让“大地象陶钧一样翻转起来”，让最卑贱的成为最高贵的，让最高贵的成为最卑贱的！“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把过去的一切丑恶彻底埋葬，在一张干干净净的白纸上面任意挥洒，建立一个“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的无比幸福美好的人间天堂！

    “杀尽不平方太平”，“均贫富、等贵贱”，“分田地，打土豪”等等诸如此类的残酷行为不过是弱者与穷人的极度反应罢了。无非希望通过采取这些激烈的措施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结束贫富分化与强弱对立，残酷竞争与无情淘汰的局面。

    人性与阶级性

    革命者要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打倒反动派的统治，必然怀着壮烈的情怀、崇高的信念，鄙弃物质享受，蔑视荣华富贵。只有战胜这些低级欲望，突破庸俗的生活境界，人们才能获得为伟大的理想与事业献身与奋斗的激情。

    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倒了骄横霸道与不可一世的反动统治者，终于可以告往圣，慰先烈了——“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似乎革命者真的有改天换地的本领，真理在胸，法宝在手，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写了历史，驯化了人性——“拨开乌云见天日”，“六亿神州尽舜尧。”

    只是革命者眼见新一代成长后，照样沉浸在庸俗的生活境界中，追求声色之好，向往当大官发大财出大名，不由得心急如焚。为了防止新社会重蹈旧社会的覆辙，自己的毕生心血就毁于自己的儿孙之手，不得不永久进行革命传统的再教育了。

    这样才对那些继承革命传统的种种说教有所理解，有所同情。无非是要下一代永远保持“对一切不平等的现象疾恶如仇与对一切强权同仇敌忾的感觉”，与革命先辈抱有同样的感受与同样的理想，以求江山永不变色。

    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当年提倡到广阔的农村中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种种忆苦思甜的拙劣教育方式等等诸如此类。这样做无非是希望青年一代通过这些方式体验一下底层阶级的痛苦，从而对他们产生同情罢了。

    这样也能够理解在某个已逝去的特殊年代里，为什么最高统治集团刻意从最普通的工人农民当中栽培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人的才智与修养不足以当此大任，伟大领袖与那些革命家们见不及此，难道他们连普通人的智慧都没有了吗？这些看起来荒唐轻率的举动其实蕴含了最严肃与最高尚的理想，即革命党人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作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永远保持政权的人民性与革命性。实现这个理想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从工人与农民中寻找革命政权的接班人了！

    但是任何人如果不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上，就不会与弱者有相同的感受，就不会同情与尊重他们，更不可能与弱者共享志同道合与同仇敌忾的感觉，而这是将弱者与穷人组织起来闹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归根到底，人们只有在经历了极度的仇恨、极度的失望、极度的羞辱与极度的痛苦之后才会产生鄙弃一切低级欲望，痛恨一切不平等现象与打倒一切强权的动力，才会自觉自愿献身于高尚的理想与投身到宏伟的事业当中去，并且由此才能获得革命领袖所必备的大道德、大智慧与大勇气。

    试图通过说教者的不断的灌输与伟大领袖的耳提面命来复制合格的革命接班人的做法，恐怕是过于高估宣传教育与示范的威力，过于低估人的劣根性了。人之善变，隐恶而扬善，隐真而示假，知易而行难，史有明鉴，革命者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焉能不败！

    在新社会里人人必读的那些革命先烈与革命英雄们用鲜血与热泪写成的书，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读之令人顿生不快。其实这是因为他们的心中蕴藏了巨大的仇恨，以至连美感、平衡感与幽默感都丧失了。革命者恨不得将自己的一切仇恨都统统灌输进下一代的脑子里，但是下一代早就有了另一套格格不入的想法了。

    没有对屈辱地位与不平等感觉的刻骨铭心的体验，这一切对于青年一代接班人来说是不可思议与无法理解的，因此革命者就只能把革命的激情与平等的意识强行灌输给下一代了。不过最后的效果却是——在青少年看来，对他们进行强行灌输的这帮成年人，才是真正的反动派，才是真正最可恨的人！因为这些人阻碍了“青年的力量，青春的力量！” 

    随着情欲与权力意志的觉醒，在青年一代的心目中，当大官发大财出大名永远具有无比的诱惑力。在革命的激情与魅力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他们可以将这些鄙俗的念头暂时压制下去。但是当他们一旦在现实的利害冲突与政治权力斗争中醒悟过来后，悲叹被愚弄被利用被耽误之余，就以时不我待的急迫感与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切角逐中去了。

    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不可改变

    社会主义理想就其本质来说并不过分高远，它的无非就是——诚实的劳动与正直的生活，有做人的尊严，有闲暇的时间，来求得人的全面发展。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却与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的存在与运行相悖。

    仔细分析“绝不拉下一个阶级兄弟”，“先进帮助后进，共同进步”，“反正共产党不让饿死人”等等诸如此类的真挚朴素的宣传与算计，发现其实这不过是弱者希望尽一切努力制止社会地位与权力的分化的善良愿望。

    但是就利害关系而言，人们只有在共同遇到极大的危险时，才愿意互相帮助，互相体贴，为的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战胜当前的困难，危险过后又会形同陌路人。“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若左右手”，上岸之后则各为其国，刀兵相加。

    人们只有在巨大的屈辱、痛苦与仇恨中，才会在政治斗争中投入绝大部分精力，克制自己自私自利的本性与压抑自己的低级欲望，联合一切与自己有相同利害关系的人，以求实现美好的理想，改变自身的处境。在这种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状态下，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实现变得有极大的可能性。

    只是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在永久获得了相对有利的政治经济地位后，就会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不再需要以一种永远高昂的激情与坚定信念去争取与维护了。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不再是斗争，而是不断的享受，以至于比其他人少享受了一点就愤愤不平。心里永远在算计是不是少分了社会主义的红利，为了万无一失，最后就按照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按酬付劳了。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弱者要联合起来反抗强者，必然要有一个或一群才能卓著的人来充当领袖，以便能团结与率领弱者去争取相对较好的处境，这个领袖或领袖集团就会处在一个各方面都较原来为好的地位上。但是这些领袖们也许就会发现，如果能维持这种相对有利的地位，还去革命干什么？不如就与既有政治势力相妥协，全力维护这种地位算了。

    另外一种情况是，革命接近成功时或成功了以后伟大领袖就把当初的誓言、许诺与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全心全意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势，巩固自己的权力法统，并且大杀不识时务与功高震主者。

    二十世纪的最新表现则是，革命成功了以后，革命者集团慢慢地蜕变，变成新的旧式统治集团，新社会最后就向旧社会全面回归，以至又需要来一次革命。

    历史上还存在过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一个强烈平等主义倾向的社会，对其臣民一视同仁，按材授官，就极有可能将各个阶层的杰出人才都收罗一空。这样下去，统治集团本身就会变得无比强大，被压迫阶级要翻身将比登天还难。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强大的统治集团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以至与下层阶级结下了不可调和的仇恨，最后统统葬身于王朝末年周期性的大动乱与大屠杀中！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至于某些读书人，除死记硬背，能说会道以外别无长物，又指望借此谋生，甚至出人头地。如此一来，就只有依附强者与富人，为他们的强权与财富的合法性摇旗呐喊，从他们的嘴里分一杯羹。就象秃鹫一心希望分享狮子吃剩的猎物一样，这些人怎么会去为弱者与穷人说话！

    当弱者与穷人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后，精明势利者“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那些一时冲动，心存侥幸者，对革命只有三分钟的热情。革命政权的严厉管制，使他们不能图逞口舌之利，不能以自由之身侍奉强者与富人，于是深悔所遇非人。身处囚笼之中，只觉度日如年，夜夜盼望自由天使从天而降，将自己救出苦海。一旦形势有所变动，欢呼雀跃西天极乐世界马上就要降临，眼中所见全是一片光明，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奋不顾身向前冲去，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好一群自由奔放的领头羊，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资本在人间。

    人性就是如此，认为自己比较聪明能干，就不愿意与其他较为愚钝的人平起平坐；能说会道者就整天嚷嚷他们理所当然要比那些笨口拙舌者多享受一些好处；觉得自己比较漂亮性感，就一心指望受宠爱，被呵护，以至于受到一点冷淡就愤愤不平，怨天尤人，要移情别恋，离婚改嫁，弃暗投明。

    这类人浊气一涌，慷慨激昂，又是大书火烧某某某，又是表态永远跟着某某某走；热血一冷，顾影自怜，又是反思，又是忏悔。岂有它哉？无非就是自怜自艾，搔首弄姿，粉墨登场罢了。

    只有那些不可腐蚀与不可收买的理想主义者，才会迷信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原则，真诚待人。只是这些人并不精于算计，更不会拉帮结派，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借刀杀人。自己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怎么能够去帮助别人？这些人如果去从事政治斗争，或是被人利用，身败名裂；或是众叛亲离，一败涂地。慈不带兵，义不生财，古往今来，无一例外。

    学术中立，真的能够做到吗？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既然打算吃或者已经吃了资本家的残羹剩饭，不为他们说几句话恐怕在良心上会感到不安吧？再说也违背普遍的道德律令与神圣的等价交换原则。还是劝百讽一，小骂大帮忙，逢场作戏，点到即止，对得起观众吧。

    与弱者与穷人的痛苦相对应是强者与富人的幸福，负一加正一等于零。物质不灭，信念永恒，价值中立，太上忘情。残酷丑恶的现实世界非几个书蠹所能改变，还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超脱于利害关系之外吧。

    强弱之别由力量对比与权力结构决定

    经典作家所津津乐道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对立与斗争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来应属于强弱之间的对立与斗争的一种表现。但是强者与弱者并不能特指固定不变的人群，强弱之别完全由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特定的某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决定。在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体系中，还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这对范畴更能表达这个意思。

    革命党既然已经掌握了政权，当然就不能再称之为乱党。但它是否还能如它自己一贯强调的那样继续以为劳苦大众谋福利为宗旨，以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而自居也大有疑问。也许在政治法统上可以这样强调，但是从利害关系的角度来分析，随着官僚制与权力等级制的巩固，革命党必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与党外的一切势力产生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从力量对比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分析，革命党无疑就是真正的强者，而党外的一切集团与个人都是弱者。

    这样强弱斗争也就有了更深刻的含义，不仅意味着革命者集团全面蜕化与变质以至革命者被革命的历史循环的不可避免。更体现在权力结构一旦确定，将发挥不可抗拒与不可战胜的威力，以致任何在内部扶弱抑强，利益均沾的改革都会遭到当权派与既得利益集团最为激烈的抗拒。

    随着革命的激情与幻影的逐渐消逝，普通人就会发现掌权者高高在上，既不能监督又不可罢免，现实中种种严密的控制措施与不平等的待遇令人难以忍受，极力要加以摆脱。于是乎人心思变，人心思乱，只要自由，不要平等，一心求解放，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吃资本主义的回头苦都不怕。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共产主义者认为自己已深知历史的奥秘，因此处处以强者，以先知先觉，先见之明者自居，自觉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塑造历史与驯化人性。同时又自认为是“无产阶级”（弱者与穷人的共产主义学名）的先锋队与代言人，扎根于人民群众，为劳苦大众谋福利。这一切岂不是自相矛盾？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革命者的那些狂热宣传与过激行为分明都是些虚矫之举，不过是弱者基于永久的恐惧与不安的极度反应罢了。革命者既嘴硬又死要面子，还不承认自己是弱者，还要把自己打扮得多么的强大。

    真正的强者哪会对全世界宣布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战无不胜的？这些人一贯隐真示假，知雄守雌，能而示之不能，为而示之不为。借刀杀人，坑蒙拐骗，浑水摸鱼，嫁祸于人，一切下流卑鄙的伎俩全都是这些人的拿手好戏。

    真正的强者哪会对社会问题与民生福利大包大揽？这些人恨不得将弱者的一切都剥夺得干干净净，一贯拒绝向弱者承诺与提供任何保障，极力将弱者逼得走投无路，以便心甘情愿被他们驱使，为他们卖命。最后还厚颜无耻美其名曰，这一切都是人身自由，迁徙自由，契约自由，个人奋斗，自力更生等等。

    承认自己是弱者，的确不够聪明，不够坚强，不够勇敢，那么就要力求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更高的道德标准，以谦虚的态度更加勤奋地学习与工作，善于团结与自己有相同处境的人。承认自己是弱者，并不是从此就万念俱灰，听天由命，任由强者摆布，而是要以视死如归的勇气与心无旁笃的专著以弱抗强，由弱转强，扶弱制强！

    黑格尔有言，“罪恶是人类历史的杠杆。”应该加以补充的是，只有强者才会去提倡进步，历史的进步哪次不是以牺牲弱者为代价的？弱者往往安于现状，害怕知识与技术的进步导致的权力结构的变动，凭本能他们就可知道，不管是任何一种变动，最终的结果就是强者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上。共产主义者言必称科学与先进，他们可曾认真思考过，在这些貌似无害的观念下面隐藏了血淋淋的残酷现实？

    强弱的分化与对立由永恒不变的人性所驱使，由不可改变的权力结构所决定，不可能压制与消除。打倒了原有的强者，新的强者又将产生。由此看来，永远站在弱者一边，扶弱制强，防止强者彻底压倒与奴役了弱者以及由此引起的弱者的激烈反抗造成两类截然对立但是有又必然联系的权力大集中的政治格局，这是不仅是自由主义者，而且也是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人类争取自由与解放、平等与博爱的无尽的旅程中，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就象彼岸的天国，永远也不可能到达，又象遥远的地平线，永远吸引着人类前进。让我们如实的承认吧，最高理想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因此人类尤其弱者与穷人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与改善自己的处境而进行的斗争永远也不会结束，斗争就是现实，斗争就是自由，斗争就是一切！

    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革命导师说，共产主义全面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此言不虚，共产主义不仅全面继承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未竟的正义事业与未实现的高尚理想，而且基本上符合逻辑地回答了以往历史上的一切哲学政治经济与社会难题。

    共产主义也吸取了历史上的一切反面教训，对如何扶弱制强，如何反对独裁专制，坚持民主，以及如何防止革命集团蜕变都做出了精心的设计。只是它的一切政策与制度都建立在一个有着极大说服力却又极不可靠的基础上——改造人性（即大名鼎鼎的改造世界观）！

    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人性恶是万恶之源，改造人性可算是认准了革命的对象；极不可靠则是因为，人性绝对不可驯化，兽性与魔性都根植于人脑的生理结构中。

    共产主义表面上极为推崇科学，但其所提倡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却不是实验科学意义上的观察与归纳的笨办法，而是唯理主义的宗教性的冥想与思辩。其必然后果就是自以为全面掌握了绝对真理，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垄断真理的讲坛与现实的权力。

    共产主义者本来都崇尚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但为了革命大业的成功，不得不权行领袖独裁与暴力革命的策略。最后发现木已成舟，骑虎难下，崇尚暴力至上与暴力万能的魔鬼已经从瓶子里放出，不把全世界杀个天昏地暗，血流漂杵，反动派与革命者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是不可能再把它装进瓶子里的。

    共产主义者狂热的非宗教与无神论的宣传下隐藏着的是基督教传统的救世主情结，自相矛盾却浑然不知。共产主义者刻意隐瞒共产主义与基督教政治哲学传统的继承关系，以及与其它普世性宗教运动在政治境遇上的一致性，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得罪了一切异己的宗教政治势力。一朝受到致命打击，墙倒众人推，雄图霸业，数十年苦心经营，顷刻间灰飞烟灭。

    共产主义的哲学政治理论，辞藻华丽，语调煽情，直指向人脑的原始的感情皮层——对群体的依恋、对一致性的渴望与满足一切虚荣心的愿望。不愿意指向人脑的理性皮层——对人性恶的不可改变、人的理性与能力的有限性作如实的承认。

    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与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与掌握政权的斗争中固然会依照政治斗争的普遍规律而行事，但是应该承认，他们对人民群众的苦难还是未能忘情。只是他们的那些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自甘淡泊，艰苦朴素以求保持革命激情与革命法统的种种表演与设计未免有违人性。古人云，“太上忘情，其次任情，再次矫情。”革命党人逆人性而动，矫情若此，其能久乎？

    一种社会制度一旦激起了人们的厌恶与怀疑，不把它彻底抛弃，人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公众的不信任感一旦被触发，统治者不得不矫枉过正，事倍而功半，并且还未必能如愿以偿。

    革命党人对自己与社会都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以至于没有回旋余地，要么就将理想全盘否定与放弃，要么就坚持这种不近人情的制度。导致社会主义制度被绝大多数人厌恶，最后被彻底抛弃，连一部分可行的合理的制度也被当作脏水泼出去了！

    革命就是循环，革命就是轮回 ，革命就是报应

    革命的历史经验——革命的西方词源是Re´volution（法文），即循环，原指古天文学意义上恒星的周期运动（天空中的星座在同一区域再现）。与革命有关的中国词源是革故鼎新、知天命、移天祚、顺天应人等等。通俗的解释就是尊重历史规律，顺应历史潮流，争取人民的同情与支持，推翻现政权取而代之，其实就是造反与暴力杀戮。中西文化综合起来理解，革命也就可以理解为轮回与报应了。对前人丧失了尊重、理解与同情，将过去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采取极端的行动来否定与推翻，这将成为历史惯例与行为模式。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革命者终将轮到自己被革命的一天。

    革命的行为模式——不把现在的痛苦夸大一百倍，并且许诺在未来给人们以百倍的幸福，公众是不会对革命者推翻现存制度袖手旁观甚至热情赞助的。但是一旦他们发觉新社会并不象某些宣传鼓动家所说的那么美好，并且还要伴以激烈的频繁的思想改造、政治学习与斗争甚至还要求节衣缩食，压抑种种欲望等等，就会认为新不如旧，以致又会忘掉旧世界的种种罪恶，把过去想象得无比美好与人道。人心向背的结果就是大革命所缔造的新社会逐渐向旧制度屈服了。

    革命者的利害冲突——同利相嫉，同利相害，革命者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的革命同志。争正统，争法统，抢灵牌，争权夺利闹名，战天斗地整人，斗得气候反常，水土流失，生态失去平衡，得不偿失，还是全心全意与人斗吧。教猱升木，率兽食人，革命的种子千千，反革命的种子万万，杀不完，斗不绝，其乐无穷也。

    对革命社会的循名责实——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统治阶级在本质上的一致性远远大于同一国家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一致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由宗教文化传统决定，而统治手段是由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决定的。说穿了，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包装，生活方式无非就是一种表演，而任何一种统治手段归根结底是为巩固统治服务的。其间最多只有娴熟性与技巧性的区别，不会有本质性的区别。透过千变万化，纷繁复杂，令人目眩神迷的表象与假象，就可以发现，他们何其相似！

    强弱对立，贫富分化，阶级斗争，这就是人类文明的永恒的主旋律。而人们互相嫉妒，互相仇恨与互相残杀的必然结果就是大崩溃、大屠杀与大毁灭，最终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人类一切精巧复杂的设计与组织都崩溃了，一切都恢复到无序的状态，向混沌回归。从混沌中又将产生出新的组织与秩序，一切都将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