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意识、心理等精神现象都是第二性的东西，是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但人们的意识、心理也对一定的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政治心理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就是这种反作用的具体表现。人们在寻求政治变革的根源时，不仅仅需要注重一般的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运动，也不能忽视活跃于社会运动基本规律之间的中介因子之一———政治心理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政治心理不仅是政治变革的动因之一，也是政治力量的组合与分化的重要原因，产生政治行为的前提条件。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指出，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剧痛和难产之后，才逐步意识到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的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样，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革命家在致力于改进中国社会时，也将改造国民性放在了首位。正所谓“欲巩固国体，必先巩固人心”。正是在这片研究“心理革命”的新领域中，一些学者从建立民主政治的角度，对现代社会中公民应当具有的政治心理素质进行了一系列的阐述和总结。

　　许多的学者都认为积极参与政治、关心政治、了解政治并影响政治的公民是公民政治的重要基础，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

　　1. 科恩的观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科恩的研究最为细致。他把民主政治能否实施与其社会成员的素质和心态相联系，认为在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所需的各项条件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而心理条件就是社会成员实行民主时必须有的性格特点和思维习惯与态度。如果这些气质在公民中达不到一定的普遍程度，教育机构也好，新闻媒介也好，交流艺术也好，都不会得到很到的发展机会。

　　具体来说，民主心理条件包括以下内容：（1）相信错误难免。在实践中，绝不认为任何有关实施、主义或道德原则的见解是绝对正确的，无改善的余地。（2）重视实践的验证。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重视实践。公民必须乐意把各种各样的提供选择的解决办法付诸检验，首先是辩论的检验，适当时也诉诸实践的检验。（3）持批判态度。民主国家的公民对待他们的领导人应该持批判态度。成功的民主要求公民在于民选官的信任中掺和一些批判精神，即对当局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目的是为了市政府和官员免于常出错误，为了必要时可迅速挽回一些有害的影响。（4）要有灵活性。公民一方面在思想上应作好对各种改变的准备。而且更应积极地愿意看到社会处于不断改变之中，乐于使自己的生活与之协调。（5）要有现实的态度。必须要认识到，社会问题不会有一了百了解决办法，调整与改进人类制度将继续不断，永无尽期。民主是建基于并非毫无瑕疵的人与制度之上的。（6）愿意妥协。民主国家的公民需乐于以妥协办法解决他们的分歧，民主的所有条件中，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7）能容忍。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容忍。首先，最基本的是要容忍不守成规。既要保护社会中少数人的不合常规的行为。第二个层次，民主国家的公民不仅乐于让别人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不加干涉，而且必须容忍别人直接反对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在第三层次上，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容忍甚至是怀有恶意或出于愚蠢的反对。（8）要客观。它包含着社会成员要承认社会内部不同种类的利益集团。考虑他们任何具体争端时，必须权衡有关的不同层次的利益。（9）要有信心。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需相信他们的集体能力能管理自己。社会成员作为个人，作为一个社会，都必须对他们自己有怀有信心，必须乐于依照这种自信采取行动。

　　总之，科恩的民主心理主要从公民的政治理性出发，强调公民重理智、重客观的意识行为，冷静考虑，不固执成见，要求公民都具有成熟的政治心理。

　　2. 英格尔斯的观点。相比科恩的“成人化”的政治人格，英格尔斯更强调公民的参政行为，关注公民对自身、他人、权威、社会团体和价值的态度：（1）对自身；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信心。（2）对他人价值和尊严的信心。（3）对权威：注重个人自由，与强大的权威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不予信任；与权力主义者相比，不需要统治和服从。（4）对社团：开放，准备接受差异，意愿妥协和改变。（5）对价值：追求多元化，倾向于与人分享。（6） 政治参与：关心国家和国际政治事务；随时了解重要的国内外大事和政治人物；同政治和政治团体保持经常的接触；参加各种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活动；参加投票选举；关心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制度和实施。

　　3. 拉斯韦尔的观点。拉斯韦尔更关注与公民的政治宽容度。他认为“民主主义者”性格包括：（1）一个“开放的自我”对他人的热情儿管容的态度；（2）一种与他人拥有共同价值观念的能力；（3）一种多层次的而非单一的价值取向；（4）对于人类环境的信任和自信；（5）免于忧虑的相对自由。

　　4. 以孙中山、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改革家的观点。他们往往以改变国人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染下的劣性因素为出发点，要求“冲决罗网，倡兴民权”，重塑国人的现代政治人格。包括：拥有自由平等自主自治的主人翁意识；具备最基本的现代政治认知，拥有政治活动能力；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爱国心；积极参与政治，并且拥有依靠个人而非他人的内控态度；有“乐观之精神”、“坚忍之毅力”，“一往向前去做”的行动；有团结互助的精神；拥有开放心态，同时又不附和盲从。

　　但以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民主制度不仅仅需要充分的民众参与，更需要维护民主制度的稳定和有序进程。认为政治主动性不能强烈到损害政府的权威，政治参与应适度而不导致政权更迭频繁，政治歧异应受到制约而不会使党派相轧，行政效率过低。所以，理想的民主政治人格应该是一种混合的，既有积极参与的一面，同时结合了顺从型和地域型的政治人格；既存在着政治上老练、参与人情高的、理性、积极主动的公民，又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地域民和顺民，他们在政治上不老练，参与热情很低，考虑问题很传统，在政治上消极被动。首先，公民必须有向政治精英表达自己需求的意向，让政治精英知道自己的希望，他参与政治，以便明确政治精英的责任，并对其施加压力。有能力影响政治，以便保证政治精英的责任。其次，对公民来说，政治并不是实现其愿望的最后重要的因素，政治在其生活中的重要性相对较小，这也是民主稳定的一个平衡砝码。这样，可以使政治精英在受到约束的同时，又不至于制约太过令其失去效力。如果公民们对政治不闻不问，就可能导致制约力不够；反过来，如果公民们总是将政治问题看的很重要，动辄参与政治，那就很有可能导致制约过分。这一派的观点更为注重公民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避免走向偏激和狂热，免于“苏格拉底”式的民主下的多数暴政。同时也更为现实的注重公民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为不同性格的中和可以保证民主的稳定和持久。

　　无论是强调公民自主意识、政治参与，还是更关注于在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与被动之间寻求平衡，都是在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国民人格教育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人格模式。普通人创造历史，不仅仅表现在某些历史关头他们受到某种信仰、观念和主义鼓舞所激发出来的狂热或激情，所成就的事业如革命、起义、暴乱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琐碎平淡的生活中的行为和观念。决定历史和制约历史的力量归根到底源于这些近乎本能的和无意识的生存生活之中。

　　科恩曾指出民主经常受到来自社会内部的各种威胁，但是“唯一可以永远保护民主不受这种内部威胁的，要依靠组成这个社会的公民的气质和智力。……归根结底，这个问题最后必须由构成民主社会的人类来决定———他们对政府是怎样认识的，有何感觉，希望什么样的政府。如果他们不要民主，或在某些方面不要民主，无法强迫他们接受。保护民主不受蓄意的内部威胁，必须由公民的政治意愿来决定，由他们对自治的愿望及支持这种自治时的性格上的成熟程度来决定。他们必须理解民主并理解它的要求……如果他们希望保持民主，他们就必须渴望民主。”“社会真正的宪法不是任何政府所能暂时中断的，他根植于公民的性格之中。要在紧张时期也尊重民主程序，唯一可靠的保证是社会广大成员从内心对这些程序承担义务。”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统一体，是由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构成的。因此，人的素质应该包括人的生理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故而，人的现代化就是指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指人心理素质的优化。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共识。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中举步维艰的历史事实，也一再告诉人们：当代人的素质不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需要，最欠缺的就是心理素质。在中国民主进程缓慢推进的今天，前人所梳理出来的优化国民心理，提高国民素质的理论对于现实政治极富借鉴意义。事实上，在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本身便是这复兴的一部分！

　　[ 参考文献]

　　[1][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12 章.民主的心理条件.

　　[2][美]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美]阿尔蒙德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王蓓：孙中山政治心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四章.孙中山的现代国民人格观.

　　[5]毛寿龙：政治社会学———民主制的政治社会学基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6]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