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俄国活着的最富盛名的作家和反共象征，近来对俄国的政治领导突发义愤，指控其漠视苦难、无能、叛国以及巨大的腐败。民众，他说，"丧失了良心…他们不相信政府推行的改革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俄国并非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寡头政治。"底层的民众实际上被排除于公共生活之外。"[人们]只有一个悲惨的选择--要么维持一种低下而卑贱的生存，要么去欺骗国家和彼此欺骗。"他说，出卖士地如同是"出卖俄罗斯"。谈到私有化，他说，这一过程给了七千万人民一个非常严厉的教训--"永远不再相信国家，永远不再诚实地工作"。[1]

       漠视实质上是历史的后果。不过是在负面意义之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每一个人遭受到的恶，或者由一件普通的义举带来的善，并非缘于少数积极人士的发动，而更多地是缘于多数人的漠视、心不在焉。发生的事情之所以会如此，并非因为相当多的人们想要这样，而更多地是由于大多数民众放弃了他们的责任，听任事态的发展…仿佛支配历史命运的正是这种漠视和心不在焉的幻影般的显现。（葛兰西，1977：17）

       全球化问题引发了谁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何为的课题。在本章中，我尝试对当今全球化基本形式的品质、界限和矛盾做一番考察：前者由跨国资本及与之相系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力量所驾驭--一种倾向于扩大社会不平等且以牺牲弱者为代价来巩固强者的全球化形式。我怀疑于各种进步的吁求，并对上述全球化形式缺乏远见和经济至上的逻辑提出批评。我主张一场来势较强的全球政治策反运动，它将在地方和全球两个层面上包含一种--政府与政治生活的--"双重民主化"。我们付出的努力须得到加强，以使更为国际化的国家形式和一个初步的全球市民社会走向切实的民主化。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倾向将在政治上持续得到抵消--它既非不可避免，亦非"历史的终结"，就像其某些倡导者和辩护者们试图宣称的那样。  

       世界秩序与"双重运动"

       人们越来越普遍地发现，战后世界秩序的结构和随之而来的冷战超稳定性开始崩溃并得到转换。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框架（但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时代不同）来看，或许世界正在经历着标志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一场深刻文明危机的另一阶段。在当前的危机中，资本的权势和全球市场力量的范围与深度切实得到了重新肯定。构成这场危机的不仅仅是不断增加的物质产量、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战争的效应与后果、核武器的潜在使用、猛烈社会冲突的扩散，对许多人而言，在此之外还有一种政治漠视感、政府的无能及公私责任与义务的没落。
       各国政府看来不能有效应对种种时代挑战。在缺乏可供选择的策略以处理金融危机的复现与激烈化的经济竞争的情况下，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即由国际贸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拉美和非洲实行的结构性调整计划）不予反思和不负社会责任的应用造成了根本性的不安和社会的错位。
       与19世纪30年代的某种程度相似，20世纪90年代，复古风、宿命论、虚无主义和暴力行为浮现在许许多多人类关系当中，人们如往常一样越来越不满于政治并远离了它。这一现象不仅显现于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和波兰，而且也在诸如意大利、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富足国家里暴露出来。尤其是在意大利和程度稍轻一些的日本，陈旧而腐败的秩序正面临着挑战，或者遭到扫荡，而一种后冷战时期的新政治形式正在生成。以上种种发展是一场广泛而普遍的政治转变、重组和构成性改良进程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显然相互矛盾的潮流在世界政治中展开了。许多相对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向内转（即统一后的德国和日本、美国），而其经济和治理则越来越向一种触及全球范围的经济调整。对于这个星球上许多地方而言，这些发展得以进行的一个比较宽泛的经济语境，便是全球市场整合扩张与深化之际产生的20世纪第二次大萧条（在此，中国和东亚的部分地区是显著的例外）。
       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包含着全球化与民主化之间的一个矛盾，鉴于本世纪所发生的广阔的无产阶级化与政治解放过程，如今这一矛盾比1900年或许显得更为剧烈。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之所以被"国际化"，部分地缘于平衡权力的机制和国际黄金标准，以及既为宪政主义亦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大金融集团（haute  finance）作用。90年代，我们正在目睹着一个相似但又有些不同的过程，后者既包含着国家的内部重建，又包含着国家的全球化；这些因素与全球政治经济的改造相关，又是对后者的反应。当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经济开始取代规模经济、金融资本在市场自由化时代更趋流动之时，国家与资本均得到了新自由主义改造形式的重新组合。国家形式不是受到削弱，便是濒临崩溃；由再分配形式到更具国际竞争性的形式，期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换。
       考虑到这一过程，Van  der  Pijl（1989）主张，"洛克式"的国家-市民社会形式开始得到传播并取代了更具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集权的、以及实施调节的，或者说是"霍布斯式"的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当全球政治经济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被重建之时，政治集权化的资本积累形式为间接的经济形式所超越。一个遵循英美洛克式自我调节原则组织起来的全球市民社会，愈来愈形成了基于全球范围的竞争模式。换个角度来看，正如刚才所指，洛克式的国家-市民社会形式之范围的扩张，意味着全球范围内一个向波兰尼（Polanyi，1957b）称之为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市场形式的转换。
       如波兰尼指出的，在19世纪英国这一个案当中，市场社会的创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的发展，只要它暗示着将一切其余的社会和政治过程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创制和维护之中的话。它也具体地以能够实行并使创建市场社会的诸多措施得以巩固的一个强大国家为前提："自由放任本身得到了国家的加强[并包含]国家管理功能的一个大幅度增长，国家如今被赋予了一个能够完成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们所规定之任务的中央科层制"（Polanyi，1957b：139）。目前，这一潮流（或至少是自由主义政策宣称的目标）倾向于缩减科层制的规模，并使它的运作更"经济"或更有效，且浸透着市场价值（Mather  1993）。事实上，国家的作用得以如此的扩张，以致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极力地阻止其运行规模的进一步增长。同样，国家机器在内部亦被重组，以便使其能对市场社会的扩张做出更为灵活的反映。[2]
       这可能，或不可能暗示着一种相应的、以分权、私人财产之神圣与宗教宽容为前提的宪法形式（参阅，Locke  1965）。17和18世纪的社会大部分由宗教形而上学、独断专制、重商主义和合乎道德的经济所构成。如今的日常秩序则包含着一种市场形而上学及其微观机制、消费主义的物质主义和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此外，在近来的历史当中，财神的神化--圣经寓言，即财富或物质富足能够对恶与不道德造成某种影响--越来越取代了其它的神灵。"自我调节"的市场社会及其伴随的商品化进程，倾向于波及世界人口中较大的部分。
       以我看来，这一倾向将不会毫无阻拦地持续下去。如上所述，我们参照波兰尼的《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或许能够从中抽出历史上相似的例证。波兰尼论及了历史的"双重运动"。18世纪90年代以降的英格兰（或者在程度稍弱的欧洲大陆）一方面是服务于创建自由放任的"市场社会"而后扩展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是既反对土地又反对劳动商品化的力量；这些力量从早期的商会延续到了欧文这样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俾斯麦、Disraeli这样的保守改革者，以及寻求保护以免遭跨国竞争之严酷性侵害的企业。
       以波兰尼看来，后一股力量的发展并不均衡，它凝聚在20世纪30年代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国家形式的创造当中。撇开两个时期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不管，与30年代相同，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矛盾激发了对看似自然和永恒的经济力量施以社会控制的行为予以重新肯定的策反运动。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恢复1914年之前的旧秩序方面做出了种种尝试，那时，枪船外交、帝国的傲慢、金融家的资本主义国际主义占取了上峰。全世界的工人们尚未联合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确在某些地方实现了联合，但只是聚集在拒绝旧秩序的旗下，后者为食利者的资本代表的世界主义所支配。反抗的动员采取了多种政治形式--从美国的新法案到德国的纳粹主义。
       这个历史进程及为其所必要的斗争和集体行为形式依然继续着。这意味着从来就没有过福山为人所熟知的、反乌托邦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而我则愿指出，用以描述我们时代本质的一种更恰当的方式与葛兰西（1971）的名言相关："旧的正在死去，新的方在生成，期间有着种种垂死的征象。"如同其它期间一样，在此期间弥漫着一种漠视感，然而，人们渐渐地为一种意愿所诱惑，愿就全球化的逻辑及其造成的社会分崩离析后果提出质疑和挑战。但是，尽管当今一些策反运动包含了种种肯定民主制为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的一种反应的尝试，而另外的一些则带着更为浓厚的族裔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动的色彩；一些运动还同社团间的暴力一并泛起。这一语境指明了我们对主要全球化概念的分析；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中的民主、平等和正义问题；以及策反运动得以发展的种种条件。          "商业文明"与新自由主义

       如上所示，全球化并非为一新的现象。作为一个结构性变化的过程，它经历了一个并行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漫长路线：具体地说，如19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与一套奉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国际黄金标准交织在一起的。全球化的这一阶段同样以其它大国竞争性的帝国主义为特征，以德国的社会商业化和本世纪末美国及其合并贸易保护主义与一个自由企业体系为一体的作法受到人们的关注。  
       当然，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界秩序有着实质性的差别。与19世纪相比，今天被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具备巨大的生产力，而当新兴的技术（如计算、生物学与传播手段）推动了任务实施的自动化并使其跨越远距离结合起来之际，它的发展与第三次科学-工业革命密切相关。积累越来越以知识为基础，越来越被非物质化和非地域化--特别是在1945年后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和所谓信息革命当中。全球人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大多数实际上均受到了当今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或许，我们就此可以得出大概的看法，即，19世纪的全球化形式和20世纪的全球化形式二者之间一个关键性区别在于，后者就规模、波及面和激烈性而言要大于前者。不过，两种形式均可被看成是一个单一、不平衡和充斥着矛盾的历史性转变过程。
       对那些在经济上被整合到一个更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结构中的人们来说，当时间以经济方式受到压缩之时，政治与经济生存赖以反应的时间被缩短了。全球化的政治内容也有了不同。资本主义的另类社会组织方式起起落落。但是，20世纪也不仅包含国家活动规模和范围的增长，而且还包含了无产阶级化、多党政治以及民族-国家（现今是大小区域的政治共同体）的建设、崩溃与重建。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早期史（即20世纪前）的那个时期，绝大部分的跨国经济活动与贸易、原料的榨取，或者说与掠夺性的而非整合的生产或直接投资相关。尽管同一时期里全球化倾向在明显增强，但经济活动与政治社会生活的焦点基本上却依旧是"国家的"或地方的。事实上，当我们即将跨入下一个千年之际，这或许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状况，其中政治生活和政治认同越来越趋于地方化和零碎化，同时也越来越趋于全球化和融合。
       因此，20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最好应被理解为一个广阔的历史性结构变化模式的一部分，它有助于塑造并赋予一个特定世界秩序类型以意义。它并非一个完善的，或者说充分实现的社会和政治转变。尽管二战以来的社会和经济进程及其连带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它理性化和社会合理化的特殊形式）有所扩张和深化（在科层制构成的国家形式、市场力量、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与大众消费文化意义上），然而我们距一种最大化的普遍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尚有一段长路，那时的市场规训实际上是自主的，而国家形式的面貌渐渐彻底地被"市场化"和商品化了，社会认同和利益会随之渐渐简化为自我等于理性经济人这一公式。事实上，正如我即将指出的那样，在多种文明组成的世界当中，一种完善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从形式上看不仅是一矛盾，而且是一种逻辑不可能性。  
       近些年来，全球化这个术语越来越频繁地为学者、政治家、商人和媒体所用。虽然这个术语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但本章中我具体感兴趣的是伴随着国际化的全球化进程或曰跨国流动资本力量统治的方方面面。此类资本力量的增长--它与劳动相关，以其重构某些观念、认同、利益和国家形式的方式--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社会内容。在全球化的最近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保守政治力量有所上升。如果我们以全球化这个术语来指资本力量之社会和地理扩张的最近阶段（一个或许可以追溯到1688年英格兰光荣革命的过程），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则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内和之间发展的。它扩散到了--在相当不同的社会状况和环境当中--第三世界与前共产主义国家。因此，在本章中，我所分析的全球化形式具备了达到某种程度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在斯特朗格（Strange，1990）称之为"商业文明"的话语当中，商业被认为是借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作和持续不断的利润追求来行使或者无意间行使着一项文明使命的。简而言之，在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中，经济力量被表现为拥有潜在的世界走向和近乎于自然力的东西；它们被表现为超越或高于政治与形式之上的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的基本结构。以全球化为其核心观念之一的商业文明概念是一个相对广泛的新自由主义话语的组成部分，后者暗示，伴随着某种"企业文化"和"市场规训"的增长，审慎的美德、责任、完善的管理与社会进步将多多少少按照自然而然的方式为所谓后冷战时代一个"新"世界秩序提供形态和方向。[3]
       全球化术语及与之相连的商业文明概念的这种用法，在一组为阶级支配形式（如资本）辩护并使之合法化的观念意义上，是意识形态的；就其神化诸如市场这样的复杂社会过程与制度而言，它是抽象的。这一派思想的拥护者们时常试图把对世界秩序之社会与空间模式的一种宽泛而不时发生扭曲的改造等同于社会进步的观念。这样的全球化概念可能充当着跨国市场力量、资本权势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霸权的一个话语补充。此外，只要它的扩散伴随着其他文明形态及可能性的毁灭与改造，那么商业文明这个词语就不得不被看成是一个矛盾组合体。文明化包含对其他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的一种尊重和容忍。虽然人们不得不对相对强大生产力带来的社会进步给予明确的赞赏，但早期或当代文明中的可贵方面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到了更为根本性的剥夺，从而被商业化了。[4]
       在经合组织国家的日常政治话语中，全球化被广泛地表现为不可避免的，如其不受欢迎的话。事实上，这一话语借助于国际媒介公司的全球性传播得到世界范围的反映和强化，后者常常为政治保守的新自由派们所控制（例如Rupert  Murdoch的国际新闻）。这一信息因日趋普遍的广告和活动的召集得到加强，后者注重文化与世界杯足球赛这样的体育事件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和消费的美德。由此看来，全球化话语从意识形态上有利于跨国资本的扩张，尽管某些跨国公司（如军事工业）可能会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来临和国家支持与保护形式的丧失这些削弱其赢利能力的因素而感到恐惧。
       全球化潮流出现在一种军事单极化与政治经济多极化的情境当中。虽然俄罗斯最近被接纳到被称为八国"政治"--俄罗斯没能坐上"经济"的高位--集团的大国俱乐部当中，但国际政治仍旧以寡头（如八国集团）和有等级划分的权力结构为特征。在共产常国家崩溃和海湾战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八国集团开始重新构造其军事势力和联盟结构（Gill，1991）。当先前的红军开始溃散，后苏联时期的军事处于实质上的混乱状态之时，美国及其盟国则试图将其灵活反应和迅速发展的势力扩展到世界其它地方。进展缓慢的变化把德国与日本也卷入到集体性的军事操练当中，这时常为联合国维护和平努力所掩盖。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提出的"新世界秩序"平行的是，八国集团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中占据的分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道路归于破败之际。如今，第三世界国家和前苏联阵营经历着一种新的经济统治形式，这次则是由一种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所操纵的：八国"经济"集团、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
       然而，人们或许会认为，由新自由形态的全球化招致的矛盾正推动着大量政治选择的形成。这样一些挑战将使多种不同的全球化概念成为必要，它们建立在对一个正在浮出的全球市民社会和一个全球层面上得到革新的权威和治理形式的民主化之上。对全球透过远距离观察的大众们来说，体现消费文化的大众媒体也显示了成千上万非洲人的苦难--在金融与交易市场令人困惑的旋转、一波又一波的破产和连续不断的失业以及遭受腐败指控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们当中，而这统统出现在自由企业的名下。
       驾驭经合组织诸国政治经济的最为显著的行为原则是为最大多数具有政治影响的消费者和公民提供最大限度幸福的尝试，他们是富有的、政治上居中的少数。在相当多的国家里，这些人对支撑权力寡头的构成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虽然这些公民中的许多人--及其领导者--常常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参看本章开头引述葛兰西和索尔仁尼琴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比起其它许多人来生活得更好。我仅仅是说，他们的物质环境相对世界社会中的大多数而言更为舒适且受到了更好的保护。然而，他们自身的安全感遭到的威胁--及其对社会、金融和生态风险之普遍性的感受--近年来有所上升（例如，反映在世界范围的自杀和压力水平的增加上，它们与犯罪、疾病、失业和个人腐败的恐惧联系在一起）。不过，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这种境况越来越建立在政治上"多数人的不参与主义"--即建立在政治冷漠和低层的服从之上；它是一种或许无法行之太久的不参与主义。例如，在美国，身处加尔布雷斯（Galbraith，1992）称之为"富足文化"之中的人们牢牢地守护着他们的金融特权（如，政府为每一个达到100，000美元的个人银行账户提供保险--而穷人和大多数中产阶级没有如此多?拇婵睿?Ｈ绱酥?螅?碛刑厝ǖ娜司屯??牌?巳魏我恢制毡榈纳缁嵩鹑胃小Ｋ?堑敝械男矶嗳俗≡诜獗盏木铀?-就是说，其复杂之处类似于中世纪的城堡，拥有自己的私人保镖和电子保卫系统（Davis，1990）。加尔布雷斯指出，这些人在面对社会上其它的人们时怀有一种"戒备"心态。因此，尽管美国存在着近乎普遍虔诚的上帝信仰，但身处富足文化当中的人们并不主张针对贫穷的市中心的捐助和社会投资，反而支持针对穷人的一种惩罚性劳动福利计划。此类态度相似于英国19世纪有关穷人法改革的争论。
       然而，这种政治境况或许正在转变，尽管不必以进步的方式。对现状的反抗表现为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一种厌恶（如美国的Ross  Perot），或者表现为一种更为反动的动员。伴随抗议的是对秩序、稳定和廉洁政府的呼吁，欧洲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其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举例来说，在意大利，自从新法西斯主义的MSI（意大利社会运动）在1994年成为贝鲁斯科尼政府的一部分以来，上述境况已经超出了右翼反抗和抗议的形式。在俄国，津日诺夫斯基（Zhirinovsky）领导的新法西斯主义自由民主党或许也是一些前共产党国家未来政治潮流的一个先兆。

       民主化与全球化

       与全球化潮流相连的是一个悖论：商品化和市场力量的扩张造成了社会分裂的后果，但它们显然又与暗示着全球范围更高程度政治平等的民主化传播联系起来。不过，这个悖论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真实。在过去30年间，我们目睹了自由民主形式在不同环境中的传播（如20世纪70年代的南欧、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和非洲、20世纪80、90年代部东欧和中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自由民主制度的诸形式方面有了一定的传播（自由选举、言论与结社自由、政党多样性及其它权力和责任的宪法保障等等）。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不平等、公共社会设施（即教育与公共卫生）的缩减以及经济再分配形式（如，社会福利与失业保障体系）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这意味着，在许多国家，更高程度的政治平等--民主制的核心--得以建立的社会和物质基础遭到了削弱。形式民主化也伴随着权力关系（即有组织劳动的削弱）的重大变化。
       新自由主义话语倾向于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民主化。由希腊城邦发展而来的直接民主，一个包容的和秉持公心的公民群体（妇女和奴隶不是公民），身兼立法者和公共管理者（抽签选举）双重角色，这在一个基于大众的社会里通常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政治民主制被新自由主义者们理解为民主制与选举竞争的一种精英形式。因此，按照熊彼特的观点（1976），对（定期）选举出来、之后行使统治的领导者（代表）来说，民主制度变成了一种间接的机制。这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制度》的作者感到这样的领导者须从"一个社会阶层中选出，这个阶层自身便是一个严格选择过程的产物，视政治为当然之事…[与领导们一起]成功通过其它方面检验的库存产品--好似私人事务当中的学习过程。"（Schumpeter，1976：291）。民主在这个意义上是间接的，倾向立足少数人的主动对多数人的统治。因此，自由民主化并非直接的民主（无论是城邦还是基层的）；它是政治平等制度化尝试的一种间接的，从而是被削弱的形式。这样以来，它便包含着有限的参与、义务和政治责任概念。以下自强到弱是李维莱（Lively，1977：30）所列有关民治要求的一个名单。（熊彼特的定义可能仅仅满足4-7 条，或者确切地来说，只与第6和第7条相符合。）

       1、所有人都应当参与统治并被纳入到立法、基本决策、法律运用以及公共管理当中。
         2、所有人都应当亲自介入关键性的决策--如制定基本法律与政策--当中。
       3、统治者应当对被统治者负责，有义务说明他们对被统治者所采取之行动的正当理由，并且可以被统治者推翻。
       4、统治者应当对被统治者的代表们负责。
       5、统治者应当由被统治者选出。
       6、统治者应当由被统治者的代表们选出。
       7、统治者应当依据被统治者的利益行事。

       对于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而言，"政治"因而是这样一个行为领域，其行为给予公民群体中那些被启蒙者和/或有产者以不成比例的（不平等的）分量--一个同洛克思想一致的观点（1965）。另一方面，在"经济学"领域，一种在市场中投票的消费者的民主制被认为非常可行。事实上，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指出，由于技术与信息处理的优势，金融市场以类似于城邦的方式运作，并对政府的信誉和作为给出即时的判断和评价。糟糕的政府倾向于驱散资本，而良好的政府则吸引资本的流通。我们的耳边因而时常回响起（例如，来自银行家Walter  Wriston[1992]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商业黑格尔一翼）一种"新信息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声音。厄里斯顿略带夸张地宣称，这一标准比起19世纪的国际黄金标准而言能够更加自动地"规训"政府。他指出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是某一特定政府的政策、可信度，事实上是其政治方向一个即时的参照。在这个例子里，制度投资者与证券经销商们扮演着类似市场"全球民主"中的各个政党和代理者的角色。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有了大幅增长。实际上，据联合国统计，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10%最富有的人与10%最贫穷的人之间业已形成的收入和财富的巨大鸿沟扩大了两倍：

       1960-1989年间，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占全球收入的份额从70%增加到了83%，而世界上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则从2.3%下降到了1.4%。特定国家内收入分配变化的统计也呈现出类似不平等现象持续增加的图景。这个值得注意的过程亦可在多个地区看到。尽管亚洲某些地区近二十年里的增长显著，但大多数非洲国家在为争取部分世界财富而展开的日趋尖锐的竞争中被相对较远地落在了后面。1970-1989年间，亚萨哈拉非洲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3.8%下降到了1%，而该地区的外国投资下降则非常明显。（Ghai  and  Hewitt  de  Alcantara，1994：9）

       这些统计数字将表明，在金融市场中，对政府政策的日常市场参照介入的程度极不均衡且不平等--根据定义，穷人少有可供支配的资本用来投资，因此在厄里斯顿的世界里他们从经济上被剥夺了资格。另外一些研究则表明，当社会和教育设施部分地因削减政府预算的压力和平衡为金融市场和"新信息标准"所支配的财务而减少之际，面对困境所做调整的一个不成比例的负担便落在了妇女、儿童和社会中的弱势成员（老人和残疾人）肩上。尽管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处境面临着种种障碍，但被压制的阶层--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中被边缘化的人们--面对自身遭受的压迫既非漠然，亦非消极。事实上，这些人有能力去削弱和打破特权阶层的生产和消费循环，以及世界社会中"满足"的大多数所享有的安全感，尤其是在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当中，后者基本上是围绕着或者由一定数量包含富人同样也包含着穷人在内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化地带组织起来的。
       新自由主义全球层面的宪法主张构成了居于国内层面上的熊彼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对应物，只是它所它包含的统治形式，就参与方式而言，比起国内层面上的自由民主显得要更为间接和更具选择性一些。制度和宪法的指令重新得到设计，以期能够维护新自由主义的安排，比如说，它给予少数人的资本利益以更大的否决权，并使得未来的某种政治变化更为困难。宪法条款的改革意味着（未来）政治家们对财政与金融政策或贸易保护主义（即，提供社会保护以免世界市场力量侵入）的操纵余地有了束缚。我所指的有关此类"经济宪政主义"的例证便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马斯特里赫条约、以及最近的关贸组织乌拉圭协定。这些安排的设计是为了以具有约束力的限制或规则补充市场规训，阻止当选的政治家们运用大范围的政策去保护国家和地方的利益。我称之为"新宪政主义"的这些改革措施，是国际流动资本结构性力量增长--即在世界层面上的资本重构--的直接政治对应物。
       与19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相对应，在经济事物中，新自由主义之类的观念和主张开始标志着制度与决策重塑的正统。其实，一些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忠诚的感化者便是对西欧福利国家取悦工人、保护不良企业的做法提出批评的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另一些信念更为坚定的经济新自由主义者则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里。[5]如大卫·劳（David  Law）所说，许多与此话语相关的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并非那么新颖。比如，贸币主义便建立在贸币数量理论之上，多依靠市场力量，少依赖国家计划则是与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评有关的一个旧思想。甚至私有化亦并非一真正的原创性观念。
       不过，可以称得上是比较新颖的东西则是上面提到的与国际规则的约束、跨国组织的重组、以及政府机构的定位有关的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设计是为了与商业文明（即英国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借助于新的刺激保护体系在国内培植一种"企业文化"的尝试）及市场规训的形式求得相互适应。如，国家机构的设置是为了与服务设施中涉及私人的部门相适应并像市场动物一样行事。  
       诸如此类的发展在我们对社会的体验和理解、对未来的感受方面具有丰富的启示。在许多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尤为真实，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伴随着一种经济停滞或萧条（以及前共产主义国家一种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尽管东亚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前的日本经济有了迅速的增长。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在这一全球性的重构过程中，输家和赢家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民主成就是真实的，尽管它们可能是脆弱和破碎的--用葛兰西的名言来说，它们或许还未能深深嵌入到一种发达的、参与性的和民主的市民社会所形成的"堡垒和工事"之中。因此，民主潮流，如其得到深化，即可被证实为资本主义全球化重塑当中的核心因素。许多国家自20世纪50到70年代出现的对战后社会契约的威胁和破坏，有助于一种得到革新的民众自我组织的产生，从而使他们免遭了市场和其它改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的侵害。虽然大国间表面上显得无力（即，七国集团无法维持国内法治和全球经济的有效管理），但看似无力者的力量却在增长（Sakamoto，1994）。甚至是世界社会最贫穷的成员也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这并没有夸大事实，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目睹了基层组织的大量涌现、非政府组织（NGOs）的繁荣以及非正式、半自发的反抗网络的增长。这种"来自底层"的政治活动或许构成了产生于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条件之下的一种主要的、尽管不必是革命性的变化，或许是在更为民主的方向上。
       在此语境中，至关重要的是强调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市场乌托邦视界（与商业文明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无论从理论上还在实践中均不可能达成--这不仅仅是因为某些类型的商业企业（即大规模的、垄断的或寡头式的公司）试图系统性地限制而非推动市场竞争。这类全球化暗示的社会的纯粹商品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的；它意味着整个市场机制大厦赖以建立和依靠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的崩溃或毁灭（Hirsch，1976）。其从政治上不可能达成，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动它会招致表现在政治斗争当中的策反运动和力量，它结合了一种旧秩序与一种新的、"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的诸多因素。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正在形成的"一词表达着某种多义而不连贯物的事物，概括马克思的话来说，因为群众创造了历史，尽管往往是在不由他们自主选择的情况之下。
       从往往非常限于地方的转向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维度上的变化，以国际协同计划方式展开的再调节和长远观点也需要予以民主化，并对伴随全球化近阶段而来的社会分离倾向加以遏制，进而需要在全球政治当中创造出一种责任的伦理。民主化的标准（包括被理解为一种真实社会选择能力的实质和品格）能够被用来评判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中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否公平和可以维持与否，是公正的抑或是社会分离的倾向。这一标准同样可以被加诸一种正在浮现的反霸权政治上。世界政治中的新社会运动的目标应当是，发起一场增强人类能力的过程，它能够推进一种更为切实的、无论是国家结构还是市民社会的民主化。这一双重运动必须既是地方的，又是全球的，它意在为建立于一种包容基础之上所有人构造出真正别样的选择。面对肆无忌惮的全球市场力量的社会分离逻辑，它或许会被看作是20世纪政治与社会第二次"双重运动"的一个核心和有益的组成部分。

       一种全球化世界秩序的社会病理学

       留心于民主问题，我们或许会观察到，全球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基础--由一定数量布罗代尔（1981）所说的"世界城市"所支配，而且集中在并围绕着它们被组织起来。这些城市包括对现存全球金融结构（流动公司与富裕的个人免缴税款的能力）起着关键作用的主要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东京，次一级的法兰克福、巴黎、洛杉矶、多伦多、圣保罗、悉尼、新加坡以及香港，还有位于卢森堡、瑞士和加勒比的缴税港。华盛顿特区、范围稍窄一些的纽约、巴黎、日内瓦和维也纳代表着对国际组织的过程和美国国家机器及其军事-智能设施之规训能力进行管理控制的核心。[6]美国体系中的人员变换和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贸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出现，意味着我称之为进出华盛顿的跨国资本主义全球精英核心成员间的一种稳固循环。（Gill，1994b）
       大体上来说，世界城市间的相互关联赋予全球政治经济一种某种程度上的等级和协同。为数不多的城市和城市化地区（及其毗邻的后方）构成了主要的生产和消费中心，驻扎了大批的公司总部及其子公司。不过，跨国公司有组织的控制、研究和发展功能则通常位于北美、西欧和日本，即所谓资本主义力量和财富的三元，尽管总部设在上述地区以外的跨国公司数量也在增长。换言之，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享有特权的地区自身也构成于一种复杂的等级制中，与全球劳动分工表面上所显现的相比，金融与知识的生产较为集中在数目更少的中心。
       这些中心间的关联是复杂的，在此不能详加讨论。但是，上述关联不只是功能性的--还是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它们不仅因投资和贸易的交叉模式、信息网络和通讯设施，而且还因三元统治阶层的不同派别与在其它地方所形成的政治网络得以巩固。
       这些网络是正在浮现的跨国阶层形式的原型，它结合了公司部门的一些"特权"工人（那些人拥有工作保护和高额工资）和另外一些靠跨国生产和金融过活的工人，形成一个跨国的历史性阵营（Pijl，1984；Gill，1990）。尽管这一阵营之间存在着种种的竞争和冲突，但它们依然使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得以稳固。（例如，德国和日本资本好像就不那么全心全意地支持英美的经济自由主义）
       如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情况相同，三大统治阶层彼此的共同之处要多于它们与其各自社会中的大众的共同之处。不过，与那段时期形成对照，广阔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意味着受压制阶级某些利益的积聚变成了政治生活中一个力量多数。于是，这些享有特权的生产和消费孤岛按照等级次序组织起来，并在国内外得到政策上的实施（往往通过与相互结盟或冲突的伙伴们协调一致的美国军事力量完成），从而受到了免遭世界社会边缘化群体侵害的保卫和庇护--一种病理学情境。
       这一享有特权的孤岛被贫穷、危机和暴力的巨大海洋包围着。处于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其中约有数亿人生活富裕，而同等数量的人却在饥馑的另一端。显然，第三世界的社会不平等要远远大于享有特权的经合组织国家。在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里，启示录中的牧人们以战争、暴力、疾病、瘟疫和饥荒的方式来攫取土地。对世界上相当多的人们而言，他们的状况常常要远糟于15到18世纪的城市，特别是乡村民众所经历的苦难（布罗代尔，1981）：

       许多政府如今依然不能使人民甚至是最为根本的需求得到满足。1，300，000，000人得不到安全的饮用水；880，000，000成人不能读书写字；770，000，000人得不到维持积极劳动所需的充足食物；800，000，000人生活在"绝对的贫困"当中，缺乏甚至是基本的生活必须品。每年有14，000，000儿童--年出生数是其10%--死于饥饿（McNeil  等，1991：6）。

       1990年约1亿以上的人遭到饥饿之苦（《卫报副刊》，29，5，1992）。在西欧国家，我们同时目睹了反映在欧盟"啤酒湖"和"黄油山"现象当中的非同一般的食物过量生产。在北美，营养不良的主要形式即由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们的过度饮食所致。
       再者，第三世界国家里童工随处可见（欧盟和美国也在所难免）。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年龄在18岁以下，且生活在第三世界。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丧失了独立生活的可能性及其进行社会选择的前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19世纪80年代，社会经济调整负担的分配至少比起19世纪50、60年代而言尤为不均衡。19世纪80、90年代结构调整的负担越来越被置于妇女和孩子们的肩上（妇女承担着大约2/3的家务和第三世界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工作,Feldman  Beneria  1992;  Wallace  March,1991）。这引发了不仅是发展的而且还是社会生产的全球性危机课题，只要我们认为家务构成了一个关键的社会情境的话。今天，我们正在目睹着一场全球均衡发展的危机--一场真正的全球文明危机。它包含着强者对弱者发动的一场反革命。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城市化进程和经济衰退伴随着社会混乱、失范与虚无主义（Vieille,1998）。

       对漠视政治的反思

       正当全球政治经济在资本主义重建的速度和地理范围方面加剧增长之时，我们看到了以往政治选择的破产，一种历史性的倒退，此间的种种变化与政治经济和宪政主义的无政府观念联系在一起。新的权力话语试图对街道、乡村和城市--全球化压力、束缚和矛盾聚集和展开的场所--中的纷争施之以规训。拉美、非洲，而今是前苏联国家的结构性调整加剧了许多国家能力的崩溃。然而，以上讨论的复杂过程也形成了新社会运动和对新自由主义信念不失时机地提出挑战的政治党派。
       并非上述一切政党和力量均将代表世界政治的有益潮流。如俄罗斯极右势力就将是恶的因素。在东欧国家，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重新引入正在引发一种混合着广泛的失望、怨恨和忧伤的情绪，某种程度上，它们反映为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土匪主义。例如，在俄国，当核电站开始衰落和溃败、国武库被武装歹徒劫掠之时，市场化的概念越来越多地与绝望、犯罪和暴力的大爆发结合在一起。市场被重新引入到一个法制和秩序普遍崩溃的语境当中，而其重新引入是一场根本性社会危机的一部分。[7]
       其实，特权阶层内部的各个级别在行将浮现的世界秩序的政治和社会方面存在着纷争。举例来说，适合资本主义的不同国家形式模式（包括德国的社会市场模式，雅克·杜勒斯的欧洲社会民主模式，及日本补充性的国家商业主义）是英美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欧，为金融和自由贸易的模式）的竞争者及其重建前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视界。欧洲大陆和日本模式的部分优越性诉求常常以它们寻求推进的更为强大的社会凝聚性和历时长久的框架形式表达出来。新自由主义愈是能够在争得适合资本积累的国家形式的斗争中取胜，那么社会的不平等--包括性别上的不平等--就愈发趋于深入，而政治冲突也就愈发激烈，这或许并非是偶然的现象。
       当这一切与第三世界的混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便为思考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能否在社会和伦理上得以维持提供了依据。然而，世界在经济和生态方面越发相互依赖。政治混乱和日趋分离的现状正在推动着无法阻止的移民潮流。迫于巨大的压力，保护特权地区的政府将要应对或包容这样的压力。遏止这样的移民潮流，行将浮现的世界秩序需要一种更为公正和平等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不过，尽管存在着种种其它的民主化迹象（即在一些官僚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南韩和程度稍弱的台湾那里），右翼民粹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和社会类型的原教旨主义复兴（在此意义上类似于19世纪30和90年代）却有了广泛的增长。许多前共产党国家已经出现了各种反动和专制的重要迹象，尤其是在常常由经济衰败所推动的共同体间的暴力和政治混乱频出的语境当中。在中国，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来大规模、迅速的经济增长，商品化和民主化连带的诸多矛盾自然而然地纷纷浮出水面，其经济状况仿佛居于彻底失控的边缘。  
       无论中国还是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们显然不能够容忍域内挑战现状的新生力量的兴起，不能够逆转无处不在的失望情绪和对"规范政治"的疏远，尽管如此，第三世界正在担负起自身生存的责任，而且开始行使反映其自身利益和认同感的社会选择。在此，我们看到，原本是防范性的反应变成了某种更为创造性的、参与的和有机的东西--一种形成了其自身责任伦理的发展。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在看似无能的人们对压迫他们的力量发动的默默革命（Cheru，1989；Scott，1993）当中，新型的政治正在形成（其中的一些相对隐蔽且超出了传统政治行为的概念之外）。看似无能的人们的另一力量标志，便是新式的地方政治组织和开始出现在穷人和边缘化群体（即北、南美和部分亚洲地区的土著）当中的多边主义。此外，许多国家还拥有多种形式的地方合作、协会和规划。在对外干预（部分反映着浓重的和平利益）、经济自由主义（即如反映在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贸总协定批准事宜的争论当中）和环境事物（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位于迫使世界银行能够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反应的压力前沿）问题上，美国的公众舆论持续发生着纷争。重要的是，将这些地方和跨国机构连接到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进程 当中，使它们与劳工组织和全球市民社会的其它进步因素关联起来。这将会有助于为一种"新多边主义"奠定基础，它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和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社会峰会中得到部分反映（Gill，1994c）。
       这些例证，特别是来自那些通常被认为遭受最大边缘化和排斥的群体的例证，强调了人类能够在一种集体政治意志形成得以展开的地方创造不同选择的能力。在此意义上，重要的是准确地运用漠视政治这个标签，将之用在真正表现出它的那些人身上。
       但是，同样需要的是给予左派以更多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创造出新的政治联盟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从而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民主化以及新的权威国际化形式重新构筑一个更为合法的基础。这个问题极为复杂，它不仅包含对物质力量的重组，而且还包含对发展新制度结构与长时间构架的资源和能力的动员。以上热情的核心在于一种责任伦理，以及对存在于不同社会与文明之内或之间的差异的容忍。我们需要从对抗新自由主义力量的防卫同盟和冲撞的一种毋宁是经济主义的意义转向一种超越物质主义消费与无情竞争之上的世界社会的新形式上来。这里存在着一种创造一个更为合作、平等、公正和持久的世界秩序模式的需要。仅有反抗的观念是不够的。左派的眼界应当更为灵活、更富于创造性，因此亦更具革命性，即使它要受制于在可能的范围内运作的需要。在过去的20年里，传统左派常常失败在不能于民主问题上引领潮流--部分地因为左翼党派和政府的许多组织的和政治的结构自身本质上是精英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在此意义上，左派力量需要革新，需要更为认真地对待他们对自己所要代表的民主原则的介入。此乃超越一种纯经济的、防卫的和毋宁是眼界单一的政治，走向一种更趋完善的、可 能的和可欲的世界秩序观念的前提条件--民主的一种全球化形式。
       这并非意味着对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的寻求，尽管它的确意味着一种不全囿于防卫心态的思考形式。可能的界限不受"寡头政治之铁律"的约束，不取决于正在走向全球化的跨国资本的精英们。尽管全球化精英中的一些核心知识分子相信他们是这个星球未来的保证，是"可持续增长的公共之善"  （Nye在1991年为三边会议提出的报告；参看吉尔，1994b：189），但他们所希望统治的大众既非懒惰、无动于衷，亦非对自身的命运漠不关心。再者，这不仅仅是在最近的全球政治经济重组过程当中遭受苦难的工人和农民--成千上万的企业在1989到1992世界性萧条之中也纷纷走向破产。举例来说，在经济主义的或曰"公司"的分析层面上，一些企业部门需要不仅使其免受国际竞争而且使其免受市场不稳定性影响的保护，以便为长远的、高花费的固定投资制定规划，允许工人培训和创造更灵活的网络这样的事情得以进行。
       从反对霸权的观点出发，首先应予以提出的问题是，企业的哪一部分能够成为某些工人组织与其它进步因素的潜在同盟？它们将在何种环境中求得生存？19世纪30年代，瑞典农场主及小规模的资本主义部门在联合工人营造社会民主的提升和所谓的瑞典模式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被奉为成功的、民主的和包容性积累形式的一个例证。某类企业可能受益于环境调整，而另一些则能于金融调整中得到好处。同样的调整或许能延伸到公共生活的伦理标准，以便于打破政治腐败、新自由主义政府与仿佛一场瘟疫席卷19世纪80、90年代的食利者政治之间的关联。在此，还部分地存在着一场金融（或食利者）与生产主义观点以及为后者所必需的时间框架之间的斗争。即使在制造过程的内部，不同工业（即那些包含着更高技术和资本更为密集的工业与那些劳动更为密集因此也更容易遭到第三世界廉价进口伤害的工业）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这样，在保护性措施缺席--为最近的关贸协定所禁止--的情况下，工业力量将以不同的方式对劳动问题做出反应。生产智能软件的高技术公司将吸引和保留高技术工人，提供良好的福利举措，还可能对工人组织采取一种相对宽容的观点。在资本密集的汽车工业当中，劳动支出仅占总支出量的10%，结果，工人得到了较为优厚的收入和一种合理的工作安全度（至少到19世纪80年代为止），这部分地缘于传统上组织良好的工会。从逻辑上讲，破坏独立工人组织的企图和敦促取消最低工资以及较少调节工作场所的卫生与安全，这会更吸引那些遭到贸易自由化及诸如服装贸易这样的廉价进口最大威胁的工业。
       居中偏左的政党需要仔细斟酌这一形势，与某些工业部门保持联系，以便为重新调整的行动争取一些必要的支持。在此，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分离与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安全感的结果，经合组织国家里包括高收入者在内的中产阶级的焦虑与日俱增。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青年失业现象，显然将要变成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甚至殃及到特权阶层的后代。这意味着使新自由主义政策合法化被证实是更加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吞噬了自己的子孙。一种普遍的焦虑和不安越来越广泛，并和所谓的北南之分交叉在一起。铭记于此，共同体和基层组织在世界许多地方纷纷涌现，而其余的种种发展则表明，真正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和严肃的政治正在被创造出来--尽管这些条件同样被证实为宜于法西斯主义的复现。  
       于是，一种阐释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变化的方式便是将今天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社会运动与19世纪30年代的做一个比较。在19世纪30年代，诸多"生产主义"的因素（不只是工业和农业工人，还包括企业）主张进行社会保护。这在一些国家里部分缘于工人的权力和组织。而在另一些国家，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十分微弱，这为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他们试图摧毁左派、破坏独立的贸易联合体）的并行发展以及许多国家的专制主义提供了解释。因此，诸多新型的国家形式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一些相对比较民主，而其它的一些则十分相反。法西斯主义的转向与更加趋于管制的、干涉主义的和卡特尔化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巩固同时发生。这一定程度上甚至出现在英国，而上述这些国家主义倾向以战后不同的福利民族主义国家形式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得到了加强。布莱顿伍茨会议就寻求在国际层面上约束食利者的力量做了安排（Helleiner，1994）。
       最后，需要新的集体力量概念--它不仅可以被用于地方或国内，而且还可以被用于国际层面上。比反抗权更为重要的是与动员民众创造可行且可付诸实践的不同选择以及进行社会选择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更富建设性的权力概念。此类动员对世界范围内资本力量的民主化是必须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般民主化没有必要取消市场，或者，事实上没有必要以专制主义观点的国家计划替代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不过，这的确意味着社会因而也是市场的构成越来越不以人类生活和自然的纯商品化倾向为前提。因此，在认同和扩展全球共通的思想之际，需要付出努力去扩大对共同领域和设施的控制，并使之本土化。虽然地方控制和责任至关重要，但是，在这一例证中，考虑到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要使政策能够以适合于全球环境可持续性的方式展开，一些跨国规划与合作的形式也是需要的。
       当社会运动被重新动员起来，新的联合得以形成之际，我们或许正处在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的19世纪80年代版本当中。上述社会运动中的一些将寻求保护社会使之免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力量无法遏制之逻辑的侵蚀，对抗于人类的可能性和尊严首先为消费过程所规定这一禁锢的观念。更具建设性地来说，此类发展（其本质上将是不确定的，没有一种目的论，一个终点，或者说一个有关进步和人类完善性的动态的神话）将包含人类自主性及这个星球上越来越多人的社会选择能力的扩大。要想使之成功，不仅需要观念和网络，而且还需要制度和物质的能量、资源的获取和显现为多种方式的满足民众广泛需求的能力。这些可能性的核心是愈来愈强烈的站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公民立场上反抗少数特权人士的冷漠以及担负一种全球性责任伦理的意愿。这将会创制出一个完善的"伦理国家"或一个必要的"好"社会。它将为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政治参与和责任的新原则与过程提供最低限度的标准。漠视将不再是少数特权人士能够随意采取的态度。

       注释：斯蒂芬·吉尔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

       ※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difference）,  见《全球化：批判性反思》（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J·H·米特尔曼编（ed.James  H.  Mittelman），Lym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1]  索尔仁尼琴刚刚从穿越俄罗斯与普通民众会面的长途旅途归来（Lloyd，1994）。
       [2]  当利率居高不下（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直接税被削减）之时，国家金融危机和增加有效税率以资助国家计划的需求给国家重建工作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在经合组织国家，政策、保险服务以及税务、健康、福利管理机构集合了使保护能力得以加强的资料体系（Gandy，1993）。
       [3]  我们可以分辨出多种社会"规训"来。其一是家庭规训；另一种则是习惯、传统以及良好行为和道德观念的规训；还有一种是政治权威的规训。当代历史特有的一种形式便是市场--对土地、劳动和金钱--的系统规训。在很大程度上，市场规训是间接的和结构性的。例如，一种纯市场的规训形式能够迫使一切无法还贷的人出离商业，置他们于破产的境地。同样，在一种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无法赚取足额利润来弥补支出的公司将被推向破产，失业的工人，失去所持股股值的投资者均如此。为这样一场破产（尤其是大规模的公司和银行）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能促使政府以紧急的融资方式参与到救助的行列当中。通过这样的做法或者为还贷作保，政府使伴随企业的风险社会化了，并削弱了市场规训的力度。新古典经济学者们用道德危险一词描述这个过程（或许暗示市场力量拥有某种内在的道德）。这个术语提示个人经济体（即借贷人和债权人）不愿按市场规训行事，因为他们预料政府有可能参与救济以扭转金融崩溃或恐慌--即政府将会充当最终可以依靠的借贷人。以上例证表明，现实世界中没有如"纯"规训这样的事情。
       通常来说，在一种真实利率偏低或呈下降趋势的通涨（如20世纪70年代，当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从欧洲市场上拆借了大量外债）情况下，金融市场的规训是微弱的。当利率偏高，如19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还贷增长，获取新贷款就显得既尤为困难，其支出也更大。在此，一般情况下，我们拥有一种切实的然非整体的金融规训情境：救济及其所伴随的债务危机（同样在支持国内银行方面）标明了接受市场规训的社会与政治界限。  
       [4]  例如，美国软件业巨人微软公司发起了一个获取遍及世界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目录电子版权的战略。虽然这将会为博物馆和艺术作品的经营带来收益，但微软却热心于取得成千上万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故去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全球知识产权。多重面目的蒙娜·丽莎将能够从新信息高速公路上获取。当然，能够广泛地为迷恋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人们所得，应当作为丰富文化的措施得到赞赏。然而，与这些艺术作品构成了地球上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遗产之一部分相反，它成了电子市场中一件商品。
       [5]  我之所以提到这，是因为借此向某些读者强调本章并非是对第三世界的特殊关注，如在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召开的本书预备会议上一位评议者所暗示的那样。如今，极端自由的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均出自第三世界或与此有关，而我所试图予以描述的过程对第三世界社会造成了最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再者，显而易见，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新自由派和专制的政治领导人，反对西方政府试图为贸易协定附加环境和劳动标准的种种作法。这些极端自由派的标准反应便是，良好的全球劳动与环境标准实际上只是富裕国家伪装起来的保护主义形式，怀有削弱第三世界国家在廉价劳动和污染"忍受"方面所取得的比较优势的目的。  
       [6]  华盛顿当然也是世界最大的和最完善的军事-安全工具的指挥部，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全球的活动由此得以计划和协调。智能与计划部门获益于遍布世界的军事和智能基地和境外电子监听和保卫能力的设置。这些设施不仅为独一无二的美国监控能力所用，而且还服务于为迅速配置的军事力量和进行军事干预而建立的境外平台。这也提示我们，尽管官方已经宣布了冷战的终结，但是与战后时代相系的许多基础设施和机构安排依然存在。与此同时，随着前苏联军事机器的崩溃和混乱，美国成为了无人可以挑战的军事大国。美国领导人从海湾战争中认识到了上述变化，这场战争被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巴克称为美国卷入的战后第一次国际冲突。
       [7]  根据很大程度上对公众争论保密的官方数字，1993年俄罗斯的死亡率猛增了20%。男性的平均年龄下降到了59岁，"远远低于工业世界的平均年龄和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的最低点"，这主要是由快速增长的"杀人、自杀和冲突"所致。这与从1990年17.4‰到1993年19.1‰的婴儿激增状况一致。此报告出自人口社会经济研究所，其负责人把上述发展归因于一种"心理-社会危机"，其中"大幅上升的不安…对犯罪、困境和变化的担忧"引起了俄罗斯人口的大幅下降。所有的引文均来自J.  Lloyd,"俄国面对表现为死亡率高涨的人口危机"，《金融时报》，1994，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