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国利用外债外资投向经济急需的行业与部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我国社会经济建没提供了资金，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效地调整了产业结构，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上实现了飞跃，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8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金融资产近36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总资本流量则已超过30万亿元，经济总量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已跃升到第6位。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继续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的联系和区别

    外债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产物，也是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最早产生于西方。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国走上由无债、借债到依赖外债的道路，此后历届政府均向外借款。据粗略统汁，清政府举借了210项外债，总额相当于18亿银元；北洋政府(包括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约633项，债务总额达15．56亿银元；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85项，债务总额约28亿银元；新中国外债除20世纪50年代的债项与债额有统计外，新时期的外债尚无统一的统计数字。近代中国外债与新中国外债尽管举借的背景、目的不同，但是举借外债可以引进资本、技术、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则是一脉相承的。

外债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通过外债这种形式形成的。清末举借的208笔外债中，实业借款有85笔，债额达374 560965．7两，占清末外债总额的28．7％，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近四年的财政收入。其中铁路借款37笔(318 147 297两)，矿业借款26笔(36 050 927两)，电讯借款7笔(8 738 344两)，轮船招商局借款4笔(4 383 192两)，河工借款4笔(3 330 515两)，其他实业借款7笔(4 910 689两)。清政府主要用这些借款修铁路、开矿山、办电讯等。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代化的大生产都与外债联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外债中。实业借款和教育借款达4．5亿银元，约占总数的29％。实业借款虽也有被移做他用的，但绝大部分还是投入近代企业的创办与建设中。例如，1912—1927年，全国新增铁路4 264公里，除沪杭甬等少数铁路由股东集资或交通部拨款外，都是借外债修筑的；另外还借款兴建了电讯业、轮船航运业、航空业与金融业；一些大型的棉纺企业，如上海宝成厂、上海华丰纺织厂、天津裕大纱厂等，也都是靠借外债来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或维持生产的。国民政府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后，又举借了63笔实业外债，债额为3．7亿银元，占总额的8．23％。国民政府用这些外债款兴建了铁路、电讯、航空等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对敌伪产业的没收和处理，又扩大了官僚资本企业。国民政府时期，还把1／4的实业借款投向了金融事业，把创建于晚清、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参股、增股等形式加以控制；又创办了中央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加强对金融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还改组了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四明银行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业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统一管理全国金融，形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垄断的最高形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除运往台湾和存在海外的财产外，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官僚资本财产全部被人民政府没收，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除了运用国内资金发展经济外，又通过举借外债发展了社会化大生产。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正是在引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一层面上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