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关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说得很多，但到底什么原因引起收入差距过大，则不是很清楚。2月6日《新闻晨报》的一篇报道和图表让我们直观地窥见了这一问题的“真相”。该报道援引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日前发布的报告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如果把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也算上，则实际基尼系数更大。具体看，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
　　单就上述结论来说，发改委的报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我们把它与附着的图表联系起来看，则大致清楚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国民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真正原因何在。
　　首先，从行业来说，不同行业的收入悬殊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图表显示，全国机关的人均年工资为1.6万元，事业单位为1.5万元，企业约为1.4—1.5万元，大行业则超过6万元。后者年工资是前三者的约4倍多。虽然图表没具体说明大行业是哪些行业，但根据常识，不难知道是那些资源和行政垄断行业和企业。因为在现阶段，只有垄断行业和企业才能借助垄断权获取高额利润，并以高额的行业租金形式，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转移到垄断部门，在其行业内部分享。很多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从职业而言，包括国企在内的企业高管收入大大高于一般职工收入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之一。从图表来看，企业的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私企就不用说了，以国企为例，调查表明，国企领导人平均收入高于职工的平均收入14.5倍，多数国企的领导人其年薪达到了十几万、几十万，大型国企的领导人和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更是高达百万以上。比如，前年造成企业重大亏损的原中航油（新加坡）公司首席执行官陈久霖的年薪据披露曾高达千万，2004年其仍然获得逾50万新元（约合240万元人民币）的薪酬。经营者收入过高，企业的成本支出势必要加大，而要维持企业的竞争力，职工的工资必然会缩减。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仅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外，那么，国家财政收入与老百姓工资收入的不配匹还关乎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上，是以民富为主还是国富为主的政策取向。在图表上我们看到，政府财政收入2000年是1.3万亿元，到2004年上升为2.6万亿元，2005年更是超过3万亿元，四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番，增速不可谓不快。而与此同时，工资占GDP的比例，则从1989年16%下降到2003年的12%，也就是说，14年间，劳动收入的增幅非常缓慢。
　　一国财富是由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三部分构成。尽管随着GDP蛋糕的做大，财政收入水涨船高很自然，但就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而言，两者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国民创造的财富朝政府这边倾斜，老百姓得到的收入就要少一点。何况，在居民收入集中于垄断行业和企业经营者的情况下，不难想象，财政收入的提高是以一般居民收入的增幅放缓甚至不增反减为代价的。反映在贫富差距上，也就越来越大。当然，政府财政收入最终也是用来为老百姓办事的。但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是浪费在无效的项目和救济国企与银行上。比如，有关专家根据央行去年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估算，从1998年至今，中国为保持金融稳定，大体上投入了3.24万亿元资金给各类金融机构补窟窿。假如把这些钱用于改善公共福利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将会间接增加他们很大一块收入。
　　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导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即，在我们成功地打破初次分配中的传统体制，初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分配制度后，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也是其他国家普遍实行的社会转移分配制度，却没有及时跟上建设，正因为此，在生产资料也可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出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也就不可避免，从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拉开也就没什么奇怪的。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发改委的报告为什么要强调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
　　社会的再生产过程由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组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社会多数成员的收入水平无法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甚至可能下降，这无疑会导致社会的消费能力不足，进而影响社会再生产循环和国家的未来发展。这是一个大问题。好在国家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拟出台相关政策来提高包括城市低收入者，离退休人员工资、农民补贴等在内的全民收入。此外，从今年开始推广的9年义务教育、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这些都是间接提高人民收入的举措。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分配制度，建立社会转移分配制度，提高工资收入在ＧＤＰ中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