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传统观念的缠夹不清
　　中国思想史上，道义与钱的所谓“义利之辨”，曾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墨家想用“兼相爱，交相利”将两者统一，贾谊、柳宗元、王安石、王艮、戴震等揭竿响应，但却始终未成气候。正统之说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崇义贬利。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⑷定了基调，孟子扬其波，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⑸董仲舒将其正统化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⑹到了朱熹，则把贵仁义、轻钱财之说推向极端，公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⑺于是，在正统观念中，钱不仅与仁义不相容，而且成了龌龊之物，正人君子触之则觉人格萎缩，言之则觉境界低下，即便是“五四”一代新的智识者，也脱不开这传统的惯力。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口不言钱，手不留钱，“有钱即随手散去”。无疑，这比起“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的堂兄来，是侠肠义胆的，但他在意识层面上对钱的公然漠视，却构成了他日后不能自拔的陷阱。我们不排除阴险的S城对他在政治上的排斥和在经济上的钳制——因发表议论而被校长辞退，但我们也不能原谅他如此缺乏经济头脑，以致突然之间“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了。即使山穷水尽，他依旧耻于言钱。他的朋友申飞是心有灵犀的，眼见着“空空的书架，也记起汲古阁初本的《史记索隐》”，却只用了“你的客厅这么荒凉……”中的省略号代替了卖书换钱之事。直到申飞要动身，魏连殳才深夜赶来，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要钞写挣钱之事，可谓石破天惊，使申飞诧异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没有任何先兆，魏连殳突然成了“经济巨人”，“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按理，这钱是他“要活下去”的救命草，但实际上，那钱却成了他的催命符。他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拼命要散去这希望得到却又不愿如此得到的钱：“不肯积蓄一点，水似的化钱”，终日猜拳行令，东西买进卖出，仙居术满院摔，谁嗑头便有赏赐……直到他自己折腾得吐血、躺倒、死去。耐人寻味的是，魏连殳生命的终结，不是在山穷水尽之际(像孔乙己、阿Q那样)，而是在“柳暗花明”之时，他的生命全程的经济曲线是：有钱——没钱——有很多钱。那么，折磨他的魔鬼是什么呢?“君子谋道不谋食”，“舍生而取义者也!”他无法剔除这种文化积淀，以从杜师长手中拿钱为耻，宁愿以死明志。可惜，他全不知细看一下古今儒者们是怎样为食佳果、沾利益而“唱赞道引”⑻的，否则不会如此轻生。
　　另一个例子是《一件小事》。如果我们挡住这个作品的背景而直观这件“小事”时，不能不会发觉到，这也是一个义利间价值判断的故事。第一次判断来自“我”亲眼所见：料定那老女人没伤，车夫无责任，停车扶人会节外生枝。这里，道义与钱是持衡的。但车夫非要“自讨苦吃”，放下买卖，扶老女人向巡警分驻所走去。潜台词表明，车夫是重义轻利的。于是，“我”的第二次判断在意念中形成：以为车夫“须仰视才见”。于是抓出一大把铜元想表示敬意，在无意之中再次想使钱与道义持衡。但“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的第三次判断，却又打破了义利平衡，以为那钱是对“须仰视才见”的义的侮辱。
　　周作人站在传纪批评角度，对《一件小事》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我们说《一件小事》于生活常理有碍，是因为叙述者在叙述故事时不经意流露出的崇义贬利的思想，还不能牢固树立钱可以“作为一般等价物”⑼的概念。按理，车夫让道、停车、扶人已尽道义，或继续拉买卖，或给伊些钱算抚慰，完全没必要去巡警分驻所接受仲裁，那是何等去处!鲁迅日记1913年2月8日就有：“晴，风。上午赴部，车夫误碾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非到“野狗”处破财寻义，的确大可不必。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对自己“没有思索的从外套里抓出一大把铜元”的内疚。其实，这掏钱的下意识是对的，明确地指示着价值交换与价值补偿的原则：一来这钱是常“因为生计关系奔波”的“我”挣来的，可以作为崇敬的表示；二来车夫已把人拉近S门，理当付钱。从物质上讲，车夫要养活自己，老女人需要补偿，给钱当然是救燃眉之急；从精神上讲，资助奖掖行为高尚者，古今中外都是天经地义，何苦惴惴不安?在人的心理上，“一旦精神能量集中于意识活动，那潜意识的活动就会遭到损失，反之亦然。”⑽“我”被挤压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识活动，使并非错误的潜意识活动遭到了怀疑和损失，无端于“国家大事”之外，又多了“一大把铜元”的烦难。

　　二、与现代观念的若即若离
　　《伪币制造者》是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烈•纪德的长篇小说。据作者的日记，他在1918年8月准备动笔，1926年2月出版。这前前后后的过程，几乎与《呐喊》、《彷徨》同始终。但前者所描写的本世纪初的新知识分子的生存基础，与后者中新的智识者的“生计问题”，却有天壤之别。前者中的主人公爱德华是位作家，他可以像骑士一样慷慨资助旧日恋人萝拉，保持住自我独立人格，同时又无愧于萝拉。但这对于《伤逝》中的涓生来讲，就近乎天方夜谭，钱的困窘，不仅撞倒了爱情、家庭、子君，也撞倒了他自己——永远负着忏悔的十字架。形而下的经济软骨病是可怕的，无怪鲁迅再三告诫知识青年：“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⑾
　　形而下的物质匮乏，必然导致形而上的精神不健全，《弟兄》一篇便是极有代表性的。这篇政治背景淡化的私人小说，从张沛君自诩“我们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开始，到他真实地窥见到自己的内心结束。靖甫大病，激出了张沛君的恶梦，并撞破其隐衷，他明白了自己将钱财二字是“很放在心上”的。作为反衬，《弟兄》还以一种神来之笔写出了德医悌普耳看病后收钱的举止神态：“且说且走，一面接了一张五元的钞票塞入衣袋里，一径出去了。”同是知识者，同是为自己的利，一个昂首挺胸，一个鬼打门似的畏缩不前。
　　许寿裳谈到过《弟兄》的“大部分是鲁迅自身经历的事实。大约在1917年的春末夏初罢，他和二弟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作人忽而发高热了。那时候，北京正流行着猩红热，上午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急忙请德医悌普耳来诊，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⑿周作人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提到，当他病的很历害时，鲁迅曾对他说：“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⒀如此看来，鲁迅并不羞于对周作人直言抚养之事，很是考虑了一番家庭及个人的经济得失。但当鲁迅把这个个人经历转化成小说时，他却给这本可直言之事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其目的，就是让现代读者揭开这层面纱，直视新的智识者身上存在的阴暗心理。这是一种与现代观念相悖的有害心理，鲁迅要借用小说的形式将其曝光。
　　在西方思想史上，公开承认钱财私利的思想家大有人在，只是到了后来，西方的物质财富按几何级数增长，在金钱拜物的氛围中，才冒出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二十世纪的新思想家，他们蔑视物质世界，追求存在直觉、自我意识和生命之流这些形而上之物，这种世纪性的思想也波及到了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淡漠物质、注重精神的倾向偶合，使得新的智识者在“君子忧道不忧贫”的遗传的主观世界中，又注进了狂飙突进的兴奋剂，弄得魏连殳等一心于天马行空，而忘却了马儿也是要吃草的。正因为脱离了物质的根基而偏重于精神的追求，五四前后的新的智识者才在对钱的理解上，显露出与现代观念若即若离的状态。
　　“若离”者，我们已经看到了魏连殳、张沛君之辈，但《呐喊》、《彷徨》之中，还有一批“若即”者。在《孤独者》里，申飞同样是以新的智识者身分出现的，但他却在不停地谈论着钱、薪水、现洋、积蓄之类的生计钱财问题。他头脑中的观念，是从现实的土地上生成的，以为薪水与积蓄是和进取精神并行不悖的。他也憎恶世上“拦路高卧的狗”，但却能绕将过去往前走。在接到魏连殳有了“很多钱”的信时，虽然“有些不舒服，而同时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又想，他的生计总算已经不成问题了”。正因为申飞在钱的问题上更接近现代的生存观念，所以才能在魏连殳死后“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换言之，他头顶天脚踏地地向前走，没有“头足倒置”⒁的非健全人的步态。
　　尽管子君和涓生蒙受过只求个性解放的不公正批评，但他们无疑也是具有现代经济头脑的。他们按照现代公平的经济原则建立了家庭，如涓生所说：“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而后的生活，更是脚踏实地，涓生“学会了煮饭”，子君的手“是这样粗糙起来”。尽管失业的打击最终逼出了他们脸上的“凄然”，但他们在钱的问题上却远比魏连殳切实，比张沛君坦诚，比方玄绰勇敢。

　　申飞、子君、涓生以及许多篇作品中的叙述者“我”，都是以一种现代的眼光看待钱的。为了经济保障，避免“挑剔学潮的嫌疑”，他们“除了上课之外，便关起门来躲着”(《孤独者》)。他们并不看重虚套的恭维，公开蔑视那些“送行兼拿东西的”来客，直言不讳“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故乡》)。他们甚至像美国人吃饭馆一样斤斤计较，对吕纬甫这样的旧日同窗“听凭我付了账”，很不满意(《在酒楼上》)。他们甚至能从“几十枚铜元”中，看到“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的意义(《伤逝》)。他们同“若离”者一样，既非大作家，也非教授，同样日日为生计问题奔波苦恼，但他们却能跳出传统观念中消极成分的苑囿，并能移植活现代观念中的积极成分。值得提出的是，他们在作品中的位置常常是隐蔽的，有时甚至是被忽略的，但他们却不停地介入人物的生活中，与人物进行对话，从而构成新的智识者在钱的问题上的多方面视点，以帮助自己、帮助人物、帮助读者、甚至帮助作者，把与现代观念相悖离的有害心理驱逐出去。
　　三、与常人的一步之差
　　常人的日常所求，都是为他们自己的需要，为本体的满足与快乐。阿Q所求，是为了喝酒不赊账、睡上宁式床；单四嫂所求，除了母性本能外，更直接的，是对宝儿长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的憧憬；陈士成在白日梦中道出贪欲之心：“左弯右弯，前走后走，量金论银不论斗”；高尔础干脆视“老夫子”的美誉为“狗屁”，醉心于“筹马”和“清一色”……。这就是墨子所说的常人于钱的境界：“利，所得而喜也。”其实，这无可厚非。但新的智识者既然“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那么他们于钱的境界，就应该高一些。可事实上，在其时的物质土壤里，他们与常人的距离，也就是一步之差。
　　一步之内的，是些觉悟的锐气销磨殆尽、准备于现实“马马虎虎”的新的智识者，诸如《端午节》、《在酒楼上》和《幸福的家庭》里的主人公们。他们虽然还不尽失温文尔雅，但已渐渐透出与常人相同的心思：买劈柴、买灯油、买白菜，是当务之急；像阿Q撑船便撑船、舂米便舂米一样，让教《女儿经》便教《女儿经》；有无现钱不论，两杯莲花白是要喝的，甚至想入非非，为“头彩几万元”而心动……可他们倒底不是陈士成、高尔础之流，是靠正经的教书、做事、写文章求其利的；便是与阿Q、单四嫂们相比，他们也还有一层常人所没有的心思：就是能够知觉到自己的浅近，“已经深深知道自己之讨厌”(《端午节》)，像只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上。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眼底深处，还能闪出“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在酒楼上》)。可无论如何，按照行为主义的标准，他们已是攀在常人的钱财境界的边上了。
　　一步之外的，是于钱财有更高境界的另一批新的智识者。他们的一生所求，不是为了本体的满足和快乐，更不想用欺世盗名的东西掩盖这些。他们需要钱，但不以此为终端目标，常人追求钱不出乎日常生活之外，而他们却始终要穿过日常生活向上。如果拿夏瑜与红眼睛阿义比，拿疯子与喝茶却不想算账的阔亨们比，这种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拿人们常喻之为姊妹篇的《孤独者》与《在酒楼上》、《伤逝》与《幸福的家庭》相比，其间也有着一种鲜明的境界的差异。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在“共时状态”中对比研究的差异，即让魏连殳与吕纬甫、涓生与青年作家都同时生活在一个时间状态中。换言之，《幸福的家庭》不是《伤逝》的续篇，《在酒楼上》也不是《孤独者》的续篇，它们是同时发生的故事。
　　如果说《在酒楼上》是一出未完结的正剧，那么《孤独者》则是一出已完结的悲剧。吕纬甫是以自己的“随随便便”屈从了生计，而魏连殳则是用自己的“冷笑”告别了“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像前面提到的，《孤独者》以一种悲剧式的大起大落，让人们看到世间还有“不为财死”的“太古怪”的人在，那“可笑的死尸”尽管可笑，但却显示出个体生命不为钱所束缚的“超人”力量。而《在酒楼上》，则是死水微澜，在平稳的情节叙述中流动着一种随波逐流的惰性。再拿《幸福的家庭》与《伤逝》相比，更能见出这种境界的差别。青年作家在劈柴和白菜的包围中，憧憬的是雪白的硬领、名贵的“龙虎斗”、书房排满着书架、卧室支着黄铜床……。而涓生在“烧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边”，看到的却是“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和“昏夜的运动者”……。共时状态的比较见出了差异。

　　现在，我们再把所有的新的智识者放在“历时状态”中去考察，按照时间的推移和发展相关地和联系地看待作品和人物，诸如把《幸福的家庭》假定为《伤逝》的续篇，或把方玄绰假定为走马候补后的狂人等等。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去看新的智识者，就会发现：他们一旦希望以正常人的状态(并非像疯子那样总不停地要吹灯放火)继续生存下去(并非像魏连殳那样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在钱的境界上，他们就并不比常人高多少了。
　　狂人大病痊愈后，重新走上了科举功名之路，也许日后会像方玄绰那样，混上一官半职。混乱、黑暗和腐败的乱世之际，活下去很不易，何必再提当年勇，方玄绰也不必抛头露面去索薪，只要官俸不被完全打破，也就“差不多”了。“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无用，总之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人。”魏连殳如果不恶心那些现洋，像吕纬甫那样干什么都敷敷衍衍，马马虎虎，也许活得会更自在，或许还能封妻荫子。既然教《女儿经》的钱可以收，为什么当顾问的钱就触之灸手呢?涓生是无畏的，他知道“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这一步或许跨进夏瑜之路，那他就不能再“活着”；或许跨进魏连殳之路，那也只有郁郁而死。活路只有两条：或者跨进“幸福的家庭”，挣钱养家糊口，可这不是他“默默地前行”所向的目标；或者跨进一条前人所未走出的路，那就是用“遗忘和谎言”做前导的路。
　　这最后一条路，显示出了新的智识者极强的独特生存意志和探索精神，也显示出了他们极为艰难的生存困境。“遗忘”的对象是过去，涓生可以像N先生那样少提往事，少寻烦恼；但“说谎”的对象却是无法回避的现时与将来，且说谎本身对他来讲又是极为痛苦的。为了不致解聘或重新谋到生计，他或许要对局长、局长的儿子乃至“雪花膏”们说谎，不然如何挣钱，如何“活着”?没有钱，不活着，又谈何“前行”?对于新的智识者来讲，他并不是为钱、为“活着”而活着，但他必须冒着诸如“苟且偷生”这样的恶名声，才能获得“前行”的最基本热卡；但到了这种地步，他便混身是嘴，也不能证实自己在钱的境界上高于常人，无怪涓生感慨万分：“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蜓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先在黑暗里了。”这一步之差确实太细微了，但那里又的确存在着一种似乎平凡而实不平凡的差异。

　　⑴《南腔北调集•〈总退却〉序》。
　　⑵参见拙作《初聚奥林匹斯山》(《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2期)。
　　⑶《野草•复仇•其二》。
　　⑷《论语•里仁》。
　　⑸《孟子•梁惠王上》。
　　⑹《春秋繁露•对胶西王》。
　　⑺《朱文公集•卷七十四》。
　　⑻《且介亭杂文•儒术》。
　　⑼马克思《资本论•卷一》第85页。
　　⑽(美)赫根汉《人格心理学》(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⑾《坟•娜拉走后怎样》。
　　⑿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第70页。
　　⒀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第90页。
　　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