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事件是大众传媒的狂欢节，是中心价值观与集体记忆的聚焦。在《媒介事件》(Media  Events)一书中，丹尼尔·o戴扬与伊莱休·卡茨将媒介事件区别于一般报道的特征归结为，它们打破了我们生活和一般报道的常规，所有的报道都从预定的节目安排中转向重大事件，并用一种极为戏剧化的方式表明将要发生事件的重要性(1)。作者将人类学中有关仪式的理论引入到对大众传媒的过程研究中，延续了涂尔干以来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将社会过程视为冲突的消解与平衡的达成，对媒介事件的分析为结构-功能论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作了一个注脚。由此，媒介事件的主要功能被归结为社会整合："这些报道以激动人心的集体方式整合了社会，并重新唤起人们对社会与合法权威的忠诚。"具体来说，这种整合作用体现为以下方面：一、媒介事件提醒我们什么应当被记住；二、媒介事件具有内在的解放功能和转换功能；三、媒介事件成为颇具魅力的集体行动，维护已建立的权威(2)。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对大众媒介整合功能的态度过于乐观，因为，一方面，在媒介事件中，各种媒体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遵循着不同的话语模式，释放出不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受众并非消极地接受媒介所传达的讯息，他们试图进入公共空间，展现个人的政治性存在。因此，要考察媒介事件中社会整合的状况，有必要倾听来自公共领域的各种声音。只有辨析公共领域当中的碰撞、融合与隔阂，才能对媒介事件的社会功能做出全面的评价。  
       汉娜·阿兰特曾说，"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公共领域就像一张桌子放在那些坐在它周围的人群之中，在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隔开来(3)。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理论框架考察公共领域的起源与发展。他并没有给公共领域下明确的定义，在他看来，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核心因素。"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4）作为理想形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始终以普遍开放性作为基本原则。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与理想形态的设定，为日益勃兴的大众传播研究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支点。一方面，这不是因为"他的研究能提供了一个可以实现或模仿的模式，而是因为他的研究的确提出了公众文化可发挥作用的诸项原则"(5)。另一方面，这种对话有助于克服由过分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受众或技术因素中的某一方面，而忽视大众传播作为社会实践本身及其与公共或个人领域内其他各项实践的关系所带来的偏执与狭隘。就媒介事件与公众舆论的关系而言，戴扬与卡茨指出，"媒介事件集中了大众舆论并激发关于某一给定问题或一系列问题的辩论……" ;，"某些事件使公共舆论中潜在的趋势具体化，使过去不明确或处于休眠状态的意图表达出来。"(6)正因如此，对媒介事件的分析为我们体察公共领域的状况提供了极佳的操作对象。  
       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8点45分，纽约世贸大厦遭到恐怖主义袭击，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媒介事件在全世界发生。九一一事件引发的媒介反应具有典型的媒介事件的特征：它具有极大的震撼力，拥有世界史上最多的观众人数；事件本身标志着全球政治史上的转折点(7)；干扰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成为社会的聚集点。本文将以九一一事件在中国所引发的媒介事件为案例，分析事件中我国公共领域显现的话语模式，从而凸显出公共领域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反思。  

平稳与喧嚣：中国传媒的主流与边缘

       九一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以血腥悲剧的代价，再一次敦促人们正视恐怖主义这个现代的基本现象(8)。在中国，事件发生10分钟后，新浪网就在全国率先以快讯的形式报道了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标题是：《一架飞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9)；接着，全国各大媒体都大力报道九一一事件的进展，九一一成为人们的中心话题。进入公共领域，我们不难发现，主流媒体与网络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是平稳与沉着的，另一方却充满喧嚣与激荡。  
       先让我们看看《人民日报》的主要报道。《人民日报》在2001年9月12日第一版以"美国纽约华盛顿受到严重袭击"为题报道了袭击事件，并在显要位置刊发国家领袖与外交部门的基本态度：
       "江泽民主席致电布什总统就美一些地方受到严重袭击，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布什总统并通过布什总统，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地区一些地方9月11日受到严重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们对些深感震惊；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国家领导人对事件的进一步关注：
       "江泽民主席应约同布什总统通话。江泽民说，这次袭击事件不仅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是对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真诚愿望的挑战。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我们十分关心救援工作的进展。我们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
       9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并排刊出了三条消息：江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江主席与法国总统希拉克通电话；江主席应约与英首相布莱尔通电话。三次通话的内容都是就恐怖事件表明中国的立场。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事件脚本的编排模式。首先，政府表明基本立场，然后试图给予受难国援助，最后与其他政治大国进行沟通。在这一以时间为顺序编排的脚本中，暗含着结构秩序，即以本国政府或领导人为中心，显现其影响力由内向外的扩散。可以说，作为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始终强调与突出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形象。
       此外，《人民日报》试图把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反应纳入到国内正常的政治秩序中来。如在9月12日的头版，刊发了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亲手点燃第九届全运会主火炬的新闻，并配发了醒目的图片。这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印象：一边是国家领导人领导下的国泰民安，另一边是领导人对重大国际事件的有力声援，二者共同突出了国家领袖的核心位置。
       《人民日报》以表明官方立场为重，而以大胆报道社会新闻著称的《南方周末》则侧重于对事件本身的深度报道。在9月13日头版，《南方周末》刊发了"美国遭袭之后的世界：悲痛与谴责"、"美国会不会报复？"  、"世界经济雪上加霜"等一系列报道，并同时配发了江泽民致布什的信。
       在随后的几周中，《南方周末》在不同的版面，从不同的角度对911事件的
后果进行了深入分析，如9月27日3版"布什的四个机会"、10月4日9版"我
们如何对付恐怖主义--来自科学界的反思"、10月11日3版"美国兴师问罪观察报告"、10月18日27版"’9·11’之后的网络"等等。
       无论是官方立场的代表《人民日报》，还是较为激进的社会新闻报纸《南方周末》都没有触及911事件在民间的反响。《联合早报》上曾刊登一篇名为"在北京感受九一一事件"的文章，作者用"感性与理性相互纠缠"来形容中国老百姓对恐怖事件的态度（10），那么，中国民间的声音来自何处？也许网络是最直接的表达。
       网民的态度主要有三种：对美不满情绪的渲泄；谴责恐怖主义，同时批评美国霸权主义；对中国人情感渲泄的反思。
       自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2000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以来，中美关系的阴霾挥之不散。911事件后，不少的网民表现出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情绪。网易举办了网上投票，在前125861位投票者中，1％的人不关心这一事件，17.8％的人表示"强烈反对恐怖主义"，其他的人则是要"看好戏"、"看热闹"、"趁机打起反美旗帜"。下面的这篇文章"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看你们的文章时哭了"以及它的回帖最能体现当时网民的心态（11）：
       "我在洛杉矶，虽不在纽约，但我也为我们所有在国外的中国人感到悲哀，尤其是我们在美国。我看到我们的有些同胞不但没有关心有没有华人受难者，而且还很是高兴这样的国际恐怖行为，甚至希望事件能更大一些。我感到我们被我们的这些同胞抛弃了。我们身在国外，他们就不在认为我们是中国人了。我在看了不到十篇文章时，我哭了。  
       为什么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生命，不是鲜血，不是同样被父母所生同样有兄弟姐妹亲人朋友只是呆在纽约的各国人民？  
       为什么他们会支持恐怖分子，支持恐怖活动？当数以万计的百姓在废墟中掩埋，你嗅到尘土的味道了吗？当更多的亲人在哭泣时，你看到了他们的眼泪了吗？当婴儿失去父母，当父母失去孩子，你尝到了他们的痛楚了吗？你除了在遥远的地方幸灾乐祸写几句丢脸的狗屁话以外你还能做什么？……火没有烧在你的身上你不知道痛！  
       我们其他有良知的同胞们，请关心一下在纽约的华人，他们除了悲伤外，还有恐惧。所有的机场已经关闭，他们回不了国，就算不关闭，也有被劫持的可能。他们需要关怀，安慰，鼓励，需要能感受到中国人是团结的，需要能感受到祖国人民的温暖，而不是遗弃。让所有人都知道，中国人的心胸是宽广的，中国的人民是热忱的！"
       这位作者身在美国，对九一一事件的灾难有着切肤之痛，而与他（或她）有太平洋之隔的同胞们却大部分斥责其忘记了国耻家仇，如：  
       "请问这位声称是中国人的在美国干什么？他是什么国籍？他知道美国炸了我们的大使馆吗？他知道美国的侦察机跑在我们国家撞了飞机吗？他知道王伟这个名字吗？这两件事发生时美国人是什么反应？"  
       "这些话，在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实行恐怖行为的时候，你怎么不问？你怎么不难过？我虽然不支持恐怖活动，但是美国的行为是应该得到惩罚，这个惩罚太大了些。美国政府怎么自己不反省。"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活该。这种方式并不是正当的，但是总有一天美国人应该为自己从来没有遭受打击也从来没有害怕过什么因而为所欲为而付出代价。现在就是这样的一天吧。"
       "我们不是为了死了美国人而高兴，而是为了世界警察遭到了当头一棒而高兴。美国不是布什的美国，他代表的是美国人。说美国人民如何如何，只是政客们的术语而已。你以为美国人民都和你一样善良吗？你以为中国人死了，会有一个美国人哭吗？你哭了吗？"
       以上回贴体现了这样一个逻辑，即将九一一事件与先前的中美关系中的磨擦联系起来，对历史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影响了他们对当前事件的理解。而当今时代的集体记忆正是媒介的产物。"媒介事件是电子纪念碑。它们以其与它们所反应的创伤或者与它们所提供的满足的特殊性质相联系而活在集体记忆中。""媒介事件编辑、再编辑集体记忆。……每一事件都是一个推论中心，它为行进的历史提供视角。"（12）
       同时，网民中也有少数人理解作者的心情，并对偏激的斥责态度进行了批评：
"难道你心中的中国价值观就是一个政府作了坏事（以你的标准），200多年来一直警惕自己的政府，注重自己的自由和自然正义的老百姓们，和政府完全不同的一堆人，就该死。死的越多越好。如果是这样，那我宁愿接受美国的价值观。"
       "我哭是因为我看到我的同胞的种种丑态而哭.我对美国没有什么感情,我对它的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不满,但是除非你们把我绑在老虎凳上刑讯逼供,我是不会承认美国死了的那么多平民百姓就该死.仅仅因为他们是美国人。"
       这些人表示出对无辜百姓的同情。但是，他们也仍然强调自己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只不过他们对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进行了区分，在重新编辑集体记忆时有着不同的逻辑。这种态度在某些专家的看法中得到了更集中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博士说：
       "不论我们平日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有什么样的批评，也不管中美两国之间有什么样的摩擦，但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是非观：这是个严重的、史无前例的恐怖行为，伤害的主要是平民百姓，对社会、对公众造成了巨大的恐慌，这种行为必须予以谴责，应当同各国包括美国一道通力合作进一步打击、遏制这种恐怖主义犯罪。我认为这次事件可能会造成美国人近几十年来所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心理挫败。美国人一向说自己是全球最强大最先进最有法制的国家，但是现在人人似乎都感觉到美国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这无疑是一个讽刺，我想这也会刺激美国人对自己的体制做出反思。"(13)
       又如在新浪网嘉宾访谈九一一恐怖事件中，《超限战》的作者乔良说：
       "这个事情来的发生突然，首先我感到很震惊，另外刚才金先生所谈的，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事，因为上万的平民生命在一刹间没有了，另外有大量的财产受损失。另外这个事件要多角度去看，一方面，这个恐怖主义要受到谴责，另外要看到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美国，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思考，同时也是需要美国人民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我们对这么多拼命的死伤，我们感到通信的时候，美国人民的反省，尤其要比其他的国家来的更沉重一点才对。"(14)
       专家们的头脑较为理智，首先，他们摆明自己的立场：谴责恐怖主义给全球带来的灾难；然后，他们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并强调美国政府应当自我反思。因此，他们的表达语式为："这是灾难，但是，……。"
       网络论坛中，也有部分网民开始自我的反思，对中国人表现出的偏激提出了批判。如任不寐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认为中国民众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仍然超越了理性所能预设的底线，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现出的狂热或冷漠更值得反思。他把原因归结为愈演愈烈的理性缺陷、世代相传的道德冷漠症、种族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转型时期的焦虑释放等方面(15)。也有人将大部分人的对美报复心理视为"中国人本主义传统之死"（16）。与将评判的焦点集中于九一一事件本身有所不同，这些批评者立足事件的外围，将矛头指向了评判者自身，并上升为一种国民性批判。
       总之，网络论坛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自由进入公共空间的机会，成为各种观点交锋的场所。与主流媒体的反应相比，网络论坛显得更加多元化。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通过网民流露出来的中国人的各种心态，在主流媒体都没有得到反映。官方与民间互不渗透，主流媒体与边缘媒体(指网站在整个媒体中处于边缘地位)相互隔阂，从而导致九一一事件后媒体之间的极大反差：一方是平稳，另一方却是喧嚣，而这正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疏离。

中国公共领域的现状与双重要求

       当我们探讨中国公共领域的现状时，澄清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阶段将有利于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最早探讨中国市民社会状况的学者之一邓正来曾提出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具体策略--两个阶段发展论："第一个阶段的活动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第二阶段为成熟阶段，其间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逐渐进入’公域’，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并与国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17)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市民社会在独立的经济领域中发育并逐步完善，但是，要建立一个成熟有效的公共领域，使之成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中介却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面对如何把’自在’的市民社会发展为’自为’的市民社会，换言之，由不自觉地型塑市民社会的阶段向自觉地建构市民社会的阶段挺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而沉重的历史任务。"(18)
       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带来的媒介事件中，国家与社会仿佛按照两个平行的轨道运行，缺少对话与沟通。一方面，国家对民间的声音采取置之不理或压制的策略，如2001年9月14日，【明报专讯】消息人士透露，针对内地媒体在报道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事件时，反应过于热烈，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太多情绪偏激的言论，中宣部前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媒体加强管理，控制报道篇幅；互联网的开放论坛必须严格把关，禁止再发放为袭美恐怖事件歌功颂德以及幸灾乐祸的言论(19)。另一方面，网民的言论更多的是个人情绪的表达，与国家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一位网民说："从帖子的中反映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普遍的快乐的情绪。……这种快乐是不受任何政府的控制和组织的。也没有受到舆论的暗示和导向。这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且这是与中国政府的表态截然不同的真正代表的民意的快乐。"
       从911事件所引发的媒介事件来看，中国的公共领域还处于离散状态，未能形成有效的对话平台，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努力。一方面，国家为公众提供进入主流话语的途径；另一方面，公众也应当提升社会责任感。有学者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公民社会，强调公众在公共领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公民社会有自己的公众(PUBLIC)和意见(OPINION)，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公共领域。’公共’必有公众共同关心的事情，必有关乎所有人利益的目标，通过对这些目标的追求，社会形成了一个信息交流、频繁往来、积极活跃的共同体，它必须对公共产品的产出提出自己的要求。"(20)值得强调的是，要使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必须有来自国家的引导。查尔斯·泰勒在《公民与国家的距离》中谈到："构成真正民主决策模式的条件包括：A相关的人民要了解自己是共同体的一份子，这个共同体拥有某些共同目的，并且认定其他成员也分享这些目的；B公民的心声能够被倾听，并在辩论中也能发挥他们的影响力；C由此所产生的决定，是真正为大多数人民所喜好的。"(21)针对911事件后中国的媒介事件而言，如若国家能够倾听 来自民间的声音，而进入公共空间的公众若能进行理性沟通行为，那么，我们将会有信心地说，媒介事件带来的是社会的整合。  

注释：
(1)、(2)、参见Daniel  Dayan  &  Elihu  Katz,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9；P20-21。虽然《媒介事件》一书的作者以"媒介事件"指代"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该书的个案研究及结论也都局限于对电视事件的分析，但是，实际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与其他媒介，如广播、报纸、网络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借鉴了有关"媒介事件"理论概念，用来分析911事件后中国的传播媒介的反应，而不局限于对电视事件的分析。
(3)  ［美］汉娜o阿兰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P40。
(4)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P2。
(5)  ［英］尼克o史蒂文森著，王文斌译，《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商务印书馆，2001年，P48，P10。
(6)同（1），P199－200。
(7)陈光兴，"美国想像的转化"，载《读书》，2001年第11期，P24。
(8)张汝伦，"恐怖主义的本源"，见《读书》，2001年第11期，P9。
(9 http://jczs.sina.com.cn/2001-09-11
(10)  杜平，"在北京感受九一一事件"，《联合早报》，2001年10月1日。
(11)  这篇文章及它的回复来 http://ytht.net/2001-09-12 http://jczs.sina.com.cn/2001-09-12 。
(12)同（1），P211－212。
(13   http://people.com.cn/2001-09-13
(14)   http://jczs.sina.com.cn/2001-09-12
(15)   http://ytht.net/2001-09-16
(16)   http://www.xys2.org/2001-10-15
(17)  (18)邓正来著，《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P4-5；P17。
(19)   http://www.xys2.org/2001-09-14
(20)  张静著，《法团主义--及其与多元主义的主要分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P10。
(21)  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P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