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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泰始诗论(2)

更新时间:2005-12-20 11:45:41作者:未知

而恰恰就在文化风尚由雅向俗转变的大明时期,鲍照随临海王子顼来到荆州。而荆、郢、樊、邓之间,则是产生《西曲》之地。元嘉末,隋王刘诞为雍州刺史,造《襄阳乐》;南平王刘铄为豫州,造《寿阳乐》。《襄阳乐》云:“朝发襄阳来,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较之长江下游地区的《吴歌》,其淫艳似一点都不逊色。本来就酷爱民歌的鲍照来到荆州一带,受到“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古今记录》)的别一种声曲的感染,很可能会激发他仿效和创作的冲动。
  鲍照虽然不一定就是大明、泰始时期俗乐俗辞的倡导者,但是他的创作和因此产生的影响,却极大地推动了文人诗歌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发展,并且使它成为大明、泰始中诗歌的一种主要形态。鲍照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三
  除了颜延之、鲍照以及王僧达、谢庄、汤惠休、刘骏、刘铄之外,活跃于大明、泰始时期的刘宋诗人,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还有羊xuán@(12)之(?-459)、袁淑(408-453)、张永(410-475)、何偃(413-458)、刘义恭(413-465)、戴法兴(414-465)、王微(415-453)、刘宏(434-458)、苏宝生(?-458)、吴迈远(?-474)等。袁淑与王微,以及已提到的王僧达,都列入《诗品》中品。萧子显将袁淑与谢庄并提:“谢庄、袁淑又以才藻系之,朝廷之士及闾阎衣冠,莫不昂其风流,竞为诗赋之事。”(《通典》卷十六裴子野《雕虫论》之后引)可见大明、泰始中袁淑与谢庄一样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袁氏今存作品不多,不详论。
  卒于齐、梁,而在大明、泰始中已有相当成绩的诗人,有齐高帝萧道成(427-482)、道猷上人、檀超(?-480)、谢超宗(?-483)、孔huàn@(13)(?-494)、张融(444-497)、卞彬、谢fěi@②(441-506)、沈约(441-513)和江淹(444-505)等。研究文学史,通常根据作家和诗人的卒年而将他们划归于某一朝代,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南朝朝代更迭频繁、周期又短,不少人经历两个甚至三个朝代,像谢fěi@②、沈约、江淹等都历仕宋、齐、梁三代。沈约和江淹都是在他们二十岁左右就开始创作生涯的(注:沈约生平及作品系年,详陈庆元《沈约事迹诗文系年》,见《沈约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江淹及作品系年,详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见《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就是说,他们在大明时期已经有作品问世。如果人们仅仅把沈约、江淹当作梁代或齐梁作家、诗人而忽视对其宋末作品的研究,那么,对沈约、江淹的研究肯定是不完全的,对大明、泰始时期文学的研究肯定也是不完全的。
  沈约、江淹都在大明间开始文学创作,而江淹成名则比沈约早。据《诗品》中,沈约成名在永明中,而稍早齐武帝就曾经问过王俭,当今谁五言诗作得好,王俭回答说:“谢fěi@②得父(指谢庄)膏腴;江淹有意。”(《南齐书?谢瀹传》)今存江淹的作品绝大部分作于永明之前,尤其宋末。沈约宋末所作的诗歌,现存的不多,故本文只讨论江淹。
  大明、泰始中的江淹,他既不像檀超、谢超宗等七君祖袭颜延之,在诗中用大量事典,弄得作品有类书钞;也不受鲍、休美文的影响,花很多精力去写俗艳之诗。钟嵘说江淹诗体总杂,善于摹拟,固然对江淹的诗较缺乏个性有不太满意的一面,但也有肯定他融汇各家,吸取众长的一面。通过摹仿和学习,江淹试图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创作路子,尽管他摸索的成绩不一定非常巨大,但他的诗用了较多楚骚的意象,也较有深意,仍然形成有别于其他诗人的特色。
  隋唐文人,往往将江淹与鲍照并称,甚至有“江鲍体”之名(注:王通《文中子?事君篇》:“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杨炯《王勃集序》:“继之于颜、谢,申之以江、鲍。”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集论》:“搴琅gān@(14)于江、鲍之树。”杜甫《赠毕四曜》:“流传江、鲍体。”白居易《与元九书》:“江、鲍之流,又狭于此。”)。江、鲍并称,原因之一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年代比较接近。江淹开始创作,在鲍照去世前两三年,与谢灵运去世时鲍照开始写作相仿。二是他们的诗风有相近之处,王通说鲍照、江淹“文急与怨”(《文中子?事君篇》),“急”、“怨”,虽有贬损的含义,但如果对照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所云:“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急”则与“力”义近,或即钟嵘《诗品》评鲍照的所谓“驱迈”、“骨节”,指江与鲍同样具有比较强健的笔力和气势;“怨”则与“愁”义同,指江、鲍作品内容多以愁怨见长。大明、泰始中,江受鲍的影响还是有迹可寻的。

江淹毕竟比鲍照晚出生三十来年,我们来看他那首作于泰始六年(470)的《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诗:
  广成爱神鼎,淮南好丹经。此峰具鸾鹤,往来尽仙灵。瑶草正翕@(15),玉树信葱青。绛气下萦薄,白云上杳冥。中坐瞰蜿虹,俯伏视流星。不寻遐怪极,则知耳目惊。日落长沙渚,曾云万里生。藉兰素多意,临风默含情。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诵末,伏思托后旌。
  此诗与鲍照《登庐山》题材相类,鲍学谢灵运未免微伤雕琢且稍有板滞之憾,而此篇则较为自然流动。鲍照早期诗作的写景还没有完全脱离“尚巧似”,而此诗“绛气”一联,“亦极体物之奇”(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卷一)。不仅如此,江淹此诗虽体物却又不局于物,“日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由庐山而及长沙,由眼前而及万里,“兴会超妙”(王士zhēn@(16)《带经堂诗话》卷三)。这样写景,和元嘉时期的重朽似相去已较远,而和稍后永明则较近。类似的句子,还有“平原忽超远,参差见南湘”(《侍始安王石头》);“岁彩合云光,平原秋色来”(《步桐台》)(注:“平原秋色来”,还为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上句所本。);“楚关带秦陇,荆云冠吴烟”(《秋至怀归》)等。视野开阔,目通万里,鲍照大明、泰始中诸作,例如前引《登黄鹤矶》也不见得有此种写法。传说江淹早年笔成五彩,看他《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和赴荆州诸作,以及元徽间赴建安诸诗(注:江淹建安诸诗的讨论,详陈庆元《以五色之笔绘碧水丹山——江淹入闽之作考论》,见《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意象都比较鲜明,比起鲍照山水行旅诗阴晦的色调,江淹诗也就显得比较明丽了。叶燮用“韶妩”(《原诗?内篇》上)二字概括江淹诗,恐怕多少也是基于这种认识。
    四
  继大明、泰始之后,是永明新体诗的出现。什么是永明新体诗?《南齐书?陆厥传》云:“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萧子显的定义强调了永明体的核心——声律,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这样概括似还不能完整地反映永明新体诗的全貌。依笔者浅见,永明体是一种讲究四声,体制比较短小,文字比较自然清丽的文人抒情诗体。如果我们这样描述大抵不错的话,那么自然会发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心目中那种理想文体是非常接近于永明体的:
  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
  在萧子显看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只有那些有一定先天秉赋、且有史传知识者,才能成为诗人。作诗应该有感而发,让情思自然流出,而不应预先构建,为作诗而作诗。这是一般原则。萧子显还认为,好诗应语言简洁明了,易识易读,不应冗长拖沓,雕饰过分。诗还应讲究声律,石温玉润。文人作诗,还应吸取民歌民谣的长处,以做到流畅圆转。诗既不能过于典雅,也不能过于鄙俗,关键是能抒发胸怀。所有这些,几乎都涉及到永明新体的特点。
  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萧子显理想文体的提出,是在论述当代流行的三种文体之后所做的一个小结。理想文体,吸收“三体”之长,扬弃各体之短。如果我们关于理想的文体是非常接近永明体的推断大致不误的话,那么,在萧子显看来,永明体的形成是离不开“三体”的,也就是说,永明体是在吸收“三体”之长,扬弃“三体”之短的过程中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而成就的。萧子显所论“今之文章”“略有三体”是:“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此体源出于谢灵运。“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傅咸、应璩近似此体。“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此体以鲍照为代表。

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全力写山水诗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中国山水诗派。谢灵运的山水诗对永明诗人谢tiǎo@①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大明、泰始诗坛的状况及其诗风的嬗变,所以关于大小谢山水诗的承转关系,这里就不再加以讨论(注:可参考陈庆元《从“池塘生春草”中来——论谢tiǎo@①对谢灵运的继承和发展》,见《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一、三两体的代表诗人分别是谢灵运和鲍照,他们都是刘宋时期的诗人,对萧子显来说都是较为晚近的诗人,而为什么第二体偏偏看中时代较早的魏晋诗人傅咸和应璩呢?我们知道,萧子显论诗十分讲究“新变”,谢灵运一体是江左以来的新变之体,鲍照一体是元嘉以来的新变之体,故被特地拈出。“缉事比类”一体,并非江左、元嘉以来新变体,故不从近代推出代表人物,而上溯到魏晋。如果根据钟嵘所说,“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其根源在颜延之、谢庄,那么,大体上可以认定颜延之和谢庄在近世是此体的代表人物,至少是与此体近似的代表人物。本来文学观念不太相同的钟嵘和萧子显,却在反对过分用事这一点上看法很相近,都批评得相当激烈。不过,颜延之、谢庄繁密的用事在当时能产生“化之”的效应,恐怕不能仅仅从负面的影响来考虑这一问题。在诗歌发展过程中强调用事,哪怕有时强调得过了一点,是不是仅有百弊而无一利?从曹丕组织编写类书开始,中国古代诗歌便走上自觉用事的时代(注:《诗品》中“魏侍中应璩”条:“祖述魏文,善用古事,指事殷勤,雅意深笃。”亦可反证曹丕雅好古事古语。)。颜延之等用事繁密应该是中国古代诗歌用事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即南朝元嘉诗歌向永明衍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颜延之诗用事繁密而且精深,增强了诗歌的密度和深度,故能与谢灵运各自“擅奇”(《南齐书?文学传论》)一时。齐、梁文学家都很重视诗文的用事,《文心雕龙》就特设《事类》一篇加以总结,刘勰云:“综学在博,取事贵约。”颜延之“综学”不可谓不博,而问题却出在未能在“约”上下功夫,所以不免有“拘挛补衲”(《诗品序》)或“职成拘制”、有失“清采”(《南齐书?文学传论》)之弊。永明体代表诗人沈约认为文章当从“三易”,沈约等人并不像钟嵘那样猛烈指责诗歌的用事,而提出“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颜氏家训?文章》引)的主张,加上易识字,易诵读,这实际上就是萧子显所说的“言尚易了”。当然,沈约等人也不是学而不博的市井诗人,沈约、谢tiǎo@①、萧衍等永明诗人也都善于积累事典。史传上曾记载沈约和谢tiǎo@①同问崔慰祖地理事十余条(详《南齐书?崔慰祖传》),萧衍与沈约争记栗事(详《梁书?沈约传》),萧衍策问刘孝标锦被事(《南史?刘孝标传》),都说明他们学问也并非不博,“在参之史传”方面,本领还是有的,问题只在于事典是在什么时候用和怎么用而已。钟嵘、萧子显能看到颜延之用事繁密使诗歌失于流畅的不足,沈约等人当然也可以看到这一弱点。用事由繁密趋于简洁,钟嵘、萧子显的贡献是在理论方面加以阐发,而沈约等人的贡献则是在实践上进行探讨,这无疑都是很大的进步。不过,人们在看到这一进步的同时,不应忘记颜延之及其他大明、泰始诗人在用事方面做过的努力。
  《诗品》将谢庄与颜延之并称,其实,作为大明、泰始诗人的谢庄,对永明诗坛的重要影响可能是在声律方面。《诗品序》引王融的话说;“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王融拟撰《知音论》,对前人有关声律的认识肯定精心研究过。尽管我们今天找不到谢庄论述声律的有关材料,但是比起范晔,他的活动年代与王融更加接近(注:谢庄去世的次年,即公元467年王融出生。详陈庆元《王融年谱》,见《六朝作家年谱辑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可以肯定,谢庄对声律的认识对王融撰写《知音论》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和启发。假如钟嵘所说,王融是声律论的首创者有其根据的话(注:《诗品序》云:“王元长创其首,谢tiǎo@①、沈约扬其波。”),那么,谢庄对永明声律说的形成作用就更大了。

鲍照是元嘉诗坛向永明诗坛过渡的一位至关重要的诗人。照萧子显“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的理论分析,鲍照的俗体诗是江左以继谢灵运之后的又一次“新变”,鲍照也是继谢灵运之后一位雄踞诗坛的人物。萧子显还把鲍照、汤惠休与颜延之、谢灵运并提:“颜、谢并起,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明确指出大明、泰始中突出于诗坛的是休、鲍。“标志”,不仅可以解释为高出于世,而且还有作为一代表识之义。孙绰《游天台山赋》:“赤城霞起而建标。”李善注:“建标,立物于表识也。”萧子显对流行的三种诗体各有褒贬,他评鲍照一体说:“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通常认为这是批评的话,无疑是对的。但是,“倾炫心魂”——炫人眼目,勾人魂魄,读者的接受和反映也是一种评价,社会效应似也不容忽视。萧子显在论及理想诗体时,以为要做到“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是“杂以风谣”,而鲍照正是从元嘉到永明之间诗学风谣最成功的代表。钟嵘论诗,重雅轻俗,他说沈约“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多少有些瞧不起的样子,究其原因,就是沈约诗“宪章鲍明远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轻怨”(《诗品》中)。其实,不仅是沈约,永明其他诗人,如谢tiǎo@①、王融、虞炎等都有一些轻怨之作,他们也不同程度受到鲍照俗体诗的启示影响。至于艺术技巧方面,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语言流利,篇章趋于简短,发端和兴象的讲究外,这里还要补充说一说“雕藻”的问题。鲍照诗的雕藻,刻画得最精工的可能是作于孝建、大明中的《玩月城西门廨中》,这首诗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南齐永明,整个齐、梁诗坛咏物诗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以至白居易《与元九书》还把其中的“归花先委露,别叶早辞风”二句看作宋、齐、梁风花诗的代表。而像鲍照的“乳燕逐草虫,巢蜂拾花萼”(《采桑》),更为谢tiǎo@①“青蛉草际飞,游蜂花上食”(《赠王主簿》)直接承袭。
  南朝宋初至梁初沈约谢世,其间约九十年。由元嘉体到永明体,诗歌从古奥却又未免有些蹇碍的古体过渡到清畅流利、讲究声律的新体,假如中间没有大明、泰始,假如中间没有颜延之、鲍照、谢庄和(早期)江淹等一大批诗人的探索和努力,那么,南朝中后期诗歌的进程,将不一定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从一种诗体演变成另一种诗体,从一种文学现象演化为另一种文学现象,常常要经过一个准备阶段,或者经过一个中间环节,深入精细地研究这种准备阶段或者这类中间环节文学的嬗变,对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来说是很有必要,而且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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