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初，在诺贝尔文学院和瑞典图书俱乐部联合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中，由5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位作家投票选举，将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推选为人类史上百部最佳文学作品的头名“状元”，“得票率高达50％以上，把《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得票率第二的普鲁斯特远远甩在后面，包括荷马的经典著作和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柯纳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见2002年7月24日《中华读书报》，尹承东《〈堂吉诃德〉何以成为世界最佳》）不知是那“100位作家”，是否包括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1／4的中国的作家和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超过1／4的印度和东南亚的作家。
    无论如何，我都觉得这一举措有点滑稽——有道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作品怎么能评选“状元”呢？你能想像在中国的十大菜系中评选出一道佳肴状元吗？更遑论人类历史上最佳菜肴。不过，这毕竟是文学界业内的事，业外人似乎无权或无需置喙。更何况，正如俗话所说：“干什么的吆喝什么”，这样的热闹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尹承东先生通过电话向三位西班牙文学著名学者、两个《堂吉诃德》译者和一位西班牙文翻译家和评论家请教：《堂吉诃德》何以成为世界之最？遗憾的是，他们的回答，大多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地评介《堂吉诃德》的文学价值，而与“何以成为世界之最”的问题并无多少关系。只有赵德明教授的回答——“从艺术角度讲，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的创作，奠定了世界现代小说的基础”，“塞万提斯在17世纪就写出了《堂吉诃德》，可以说是现代小说第一人”，虽差强人意，还算沾了点边儿。不过好在他们大抵还是就文学论文学，并未任意引申。一引申，恐怕就会惹麻烦。
    例如，2002年6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杨正润先生的文章《如果没有堂吉诃德》，说：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说作家们之所以投下这一票，是为了激起“应当被称之为受过教育的野蛮人”，“迷恋于电视和游戏机的年轻一代读书的渴望”。这就涉及了这次评选活动的文化意义和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评选活动的主旨是对于堂吉诃德精神的呼唤，也就是对于英雄和英雄时代的呼唤。正如杨先生在文章的结尾处所说：“我想，这恐怕也是反映了作家们的一种共同愿望：在一个英雄被淡忘、崇高被消解、理想被蔑视的时代，一个物欲和金钱带来‘野蛮’的世界，让年轻人也分得一点堂吉诃德的精神吧。如果没有了‘堂吉诃德’，这个世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如果评选活动的主旨确如杨先生所说，那么我认为：杨先生和那“100位作家”对于堂吉诃德精神的呼唤虽无可厚非，而且令人感动，然而，却似乎又有些无的放矢，似是而非。

    一

    首先，用这等“高雅”的方式去唤醒那些“迷恋电视和游戏机的“野蛮人”，可能吗？他们自有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从现实生活中的摇滚歌星、影视新星、体育明星、时装模特儿……直到虚拟世界的“伊妹儿”高手、黑客杀手、聊天室至尊、游戏冠军……那里看得上什么“诺贝尔学会”或“著名作家”？别说是这种“空手套白狼”式的呼唤，便是用高额奖金去加以利诱，恐怕上钩者也寥寥。而且，只要奖金一到手，什九还会接着“野蛮”下去，而绝不会从此便改弦更张。如果杨先生和那些“著名作家”连这一现实都不了解，可谓糊涂到家；若了解，便是无的放矢。
    其次，那些“野蛮人”哪里是在追求“物欲”的满足和“金钱”的贪婪？难道他们那种“赔本赚吆喝”的迷狂，不也正是“堂吉诃德精神”的一种体现吗？难道这”不也是一种理想和信仰？如果说不是，那么，所谓“堂吉诃德精神”的标准又是什么？谁说了算？“著名作家”吗？

    二

    杨先生说：在屠格涅夫看来，堂吉诃德性格最大的特点是“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和“对理想的信仰”。倘以此为标准来衡量那些“野蛮人”，他们的理想和信仰自然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所谓“真理”或“信仰”的标准又何在呢？真有“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吗？
    我（也许还包括杨先生）就是刚刚逝去的“英雄时代”的过来人。几乎从开始懂事时起，便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毛泽东的领导下，在现实生活中从张思德到雷锋和文艺作品中从小二黑到高大全等形形色色的英雄人物的感染下，的确曾经树立了“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并且程度不同地将自己的青春、才华和大半辈子的生命，全都奉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结果呢？迎来的却是“十年浩劫”、改革开放和“苏联解体”。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们曾为之而献身的信仰与真理的“永恒”和“不可动摇”性，便值得怀疑。逝去的那个“英雄时代”，似乎也就并不那么值得留恋了。
    更何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好像不再是我们去解放“人类”，而是人家来解放我们了。至少，也是我们在以人家为榜样解放自己。
    那么，真理与信仰的标准安在？
    如果真理与信仰的标准是可以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的话，那么，在以小康为奋斗目标的信息化时代，追星与上网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与信仰？至少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你如何地厌恶它、诅咒它或千方百计地抑制它、引导它，恐怕都无济于事。
    从来都是时势造英雄。
    至于英雄造时势嘛，套用鲁迅先生《捣鬼心传》中的那句名言来说，就是：“英雄造时势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更遑论“著名作家”。

    三

    堂吉诃德的确是一个忠实于理想与信仰的实践者，说他是“一位充满热情的战士”并不过分。但是，如果不问他忠实的是什么样的理想和信仰，而一味地赞美和推崇所谓的“堂吉诃德精神”，那么第三帝国的纳粹或大日本帝国的神风敢死队，又何尝不是高扬“堂吉诃德精神”的“充满热情的战士”呢？在那些死硬的纳粹分子和日本右派的心目中，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一何尝不是他们的英雄时代？
    如果说，只有忠实于正确的理想与信仰的战士，才算是“堂吉诃德精神”，那么，堂吉诃德本人是否具备真正的“堂吉诃德精神”，可就成了问题。
    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都是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西班牙盛世的人，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这样写道：
    那时西班牙纯粹是君主专制和笃信旧教的国家， 在来邦德打败了土耳其人，插足到非洲去建立殖民地，镇压日尔曼的新教徒，还到法国去追击，到英国去攻打，制服崇拜偶像的美洲土著，要他们改宗；在西班牙本土赶走犹太人和摩尔人；用火刑与迫害的手段肃清国内宗教上的异派；滥用战舰与军队，挥霍从美洲掠取来的金银，虚掷最优秀的子弟的热血，攸关国家命脉的热血，消耗在穷兵黩武，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上面……那股热诚，那种不可一世的声威，那种举国若狂的热情，使西班牙臣民醉心与君主政体……为之而鞠躬尽瘁……在这样一个君主国家之内，最大的艺术家是赋有群众的才能，意识，情感而达到最高度的人。（丹纳《艺术哲学》，P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瞧，这就是塞万提斯所处的那个英雄时代的真理与信仰。而塞万提斯就是基督教国家“最后十字军”联合舰队、重创土耳其人的来邦德战役里的一名奋不顾身的战士。
    那么，西班牙和欧洲中世纪的英雄时代，叱咤风云的英雄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从丹纳的《艺术哲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曾是各个封建王国的诸侯，15世纪时已经变成国王的将领，17世纪时又降为国王的侍臣。但由于他们的高祖的高祖是与国王同辈的、不分尊卑的伙伴，所以他们也属于特权阶级和贵族阶级，不仅为了利益而侍侯君主，还认为效忠君主是自己的荣誉。他们就是先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继而在法国，后来在英国，德国以及北欧各国风靡一时的所谓“骑士”：
    他们生性豪侠，自以为出身高人一等，所以行为也非高尚不可，对荣誉攸关的事，他们比谁都敏感，伤了一点面子就不惜性命相搏；路易十三一朝，死于决斗的贵族有四千之多。在他们眼中，出身高贵的人第一要不怕危险。那般漂亮人物，浮华公子，平日多么讲究缎带和假头发的人，会自告奋勇，跑到法兰德斯的泥淖里作战，在内尔文顿的枪林弹雨之下一动不动的站上十来小时；卢森堡元帅说一声要开仗，凡尔赛宫立刻为之一空，所有香喷喷的风流人物投军入伍像赴舞会一样踊跃。（《艺术哲学》P55）
    这样的骑士固然有其坚定的理想和信仰，然而他们可能去“反抗一切敌视人类的力量”？同情贫苦百姓并为他们打抱不平？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个没落的绅士地主和迷恋骑士制度的没落骑士。那么，所谓“堂吉诃德精神”究竟是在美化没落的骑士制度，为衰败的英雄时代唱挽歌；还是在嘲讽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借题发挥地为“反抗一切敌视人类的力量”唱赞歌呢？
    当然，这是个见仁见智，大约永远不会有统一答案的问题。而且，正如巴尔扎克出于保皇和为贵族时代唱挽歌的目的去创作《人间喜剧》，却丝毫无损《人间喜剧》的伟大历史价值一样；无论塞万提斯的创作动机究竟是什么，同样不会影响《堂吉诃德》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但总也不能指鹿为马、随心所欲地拔高。
    哪怕是伟大的屠格涅夫，也不成。

    四

    我说不成，自然是算不了数的。那就不妨去征求一下美洲玛雅人后裔的意见吧。
    1519年，西班牙“英雄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科尔特斯率领400名西班牙“英雄”，怀着“基督教浸透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和对于黄金的贪婪（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第一编第二章“ 西欧扩张的根源”），凭着先进的武器和美洲人从未见过的马匹，利用玛雅人将他们当成玛雅神话传说中重返人间的天神的错误，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并毁灭了玛雅文明。“那些身经百战、铁石心肠的士兵……的主要消遣除了使偶像崇拜者皈依天主教外，便是获取战利品和沉湎在黑发杜尔西內娅女色之中”（〔美〕乔治·C·瓦伦特《阿兹特克文明》，P231～232，商务印书馆，1999年），顺便将美洲人从未得过的梅毒和天花也传给了玛雅人，还有他们从日尔曼族趸来的酗酒恶习。
    这就是西班牙“英雄时代”的一个侧面或缩影。
    当然，历史的功过是非是很难说清的。倘站在西班牙人的立场，那一个多世纪正是他们祖先最神气的时代，塞万提斯面对着自家祖先英雄精神的沦落和“一个物欲和金钱带来的‘野蛮’的世界”，情不自禁地唱唱挽歌，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咱们家的阿Q，不也念念不忘“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如今痛感风光不再的当代西方著名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怀着重建英雄时代的豪情，借着欧洲一体化的春风，面对他们家“受过教育的野蛮人”，重新抬出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来为他们传统的英雄精神招魂，同样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
    说到底，怀着某种历史沧桑感去唱唱挽歌，不但无可厚非，而且还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内涵。
    更何况我们中国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向全世界宣布了“互不干涉内政”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然而，也不必亦步亦趋地跟着人家去唱挽歌或赞歌。
    即或一定要唱，也该像咱们的张承志先生那样，去为咱们的回族、游牧民族或知青兄弟的“英雄精神”唱唱挽歌，以祭奠一下我们自家的“英雄时代”。不是吗？

    五

    即或是在忠实于正确的理想与信仰的人们中，居然也存在“堂吉诃德精神”的真伪或高下的的问题。例如，杨先生就认为鲁迅先生是真正理解和具备“堂吉诃德精神”；而将鲁迅先生讥为“中国的堂吉诃德”和“堂鲁迅”的成仿吾，则“既误解了鲁迅，也误读了堂吉诃德”，言下之意，自然是说成仿吾不具备“堂吉诃德精神”，或至少也是比鲁迅先生浅薄多了。可是，纵观成仿吾先生的一生，他虽然不如鲁迅先生伟大，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然而，能说他不是一位“忠实于理想与信仰”的“充满热情的战士”吗？
    难道具有同样精神的人，还要按其历史贡献的大小或历史地位的高低，分出真伪或排出高下？
    那么，那位毫无自知之明、神志不清、糊里糊涂、到处惹是生非而又丝毫不作反省的堂吉诃德先生本人，又该排行第几呢？

    六

    从丹纳的《艺术哲学》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欧洲的民族或国家，在15世纪之前，大多经历过一个“国内战争与国外战争混在一处；城邦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厮杀不已”的英雄时代，上百年的战乱，形成了一种新的勇气勃勃，敢于冒险，宁死不屈，酷爱独立，蛮武顽强的时代风尚和民族性格。正是这样的时代精神，使他们争取到民族的独立，政治上的自由，由此又必然导致物质的繁荣和精神的解放，从而形成一个文化的繁荣期。用丹纳的话来说，就是：“有了上一代受苦和创业的活动家，才有下一代的诗人来从事写作，绘画，雕塑。前人建立了一个世界，后人把那个世界的毅力与愿望表现出来，比原来的规模更大。”（《艺术哲学》P217）但天主教会，封建贵族和城市商人统治下的物质繁荣，必然要发展成为穷凶极恶的奢侈，毫无节制的享乐，肆无忌惮的放荡和无可救药的腐败。然后，在一个新的历史和文化的阶段上，形成一个新的英雄时代……
    我还不敢断言英雄精神——独立自由——物质繁荣——文化繁荣——奢侈腐败——英雄精神，就是一种历史规律，但至少可以肯定，英雄精神和英雄时代是可以或可能再生的。从我们中国的传统世界观和哲学观来看，也就是老子所谓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统一的欧洲，未尝不可能再圆他们的英雄时代梦；而我们倒是应该千万警惕独立自由——物质繁荣——文化繁荣之后可能出现的奢侈腐败。
    那么，我们的人文学者，与其热衷于跟着人家去圆梦，还真不如致力于如何避免自家重蹈覆辙。

    七

    杨先生还说：屠格涅夫说哈姆莱特“是个怀疑主义者”，“信奉利己主义”、“永远为自己忙碌”、“除了自己他不爱任何人”。并认为他的这一说法“虽是有感而发，对哈姆莱特未必公平，但也击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对此，我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这符合事实吗？
    远的不说，就说刚刚逝去的20世纪吧，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以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位是属于哈姆莱特型的？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空前伟大的“堂毛泽东”，尤其是建国之后，他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带领着全党全民去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风车”作战，而且还要别出心裁地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将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砸个稀巴烂也在所不惜。能说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堂吉诃德？在他的感召下，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在“堂吉诃德精神”的支配下，扮演着大大小小的中国堂吉诃德，又有几个称得起是“怀疑主义者”？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中确有不少“利己主义”者。然而，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时代，哪个阶级和阶层没有？唯独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多吗？又怎能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呢？不错，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确有尚清谈而少实践的祖传陋习，但更缺乏的却恰恰是哈姆莱特的“怀疑主义”精神。两千多年来，他们从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争相招募、奉为上宾的“国士”，一步步沦为社会地位比娼妓还要低一等的“九儒”，最后沦落为形同国贼的“臭老九”，无辜地被定为这样那样的“分子”，“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他们却仍依然念念不忘“以天下为己任”，能说他们不具备“堂吉诃德精神”？反过来，他们又具备多少“哈姆莱特精神”呢？
    就说胡风先生吧，他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仰”，竟不惜忤逆龙鳞，以致被打成“反革命”，坐了二十多年牢。却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不能说他是缺乏“堂吉诃德精神”的“利己主义”者吧？然而，他平反后，却宣称：“精神上受到了3000多万党员、4000多万团员批斗拷问了20多年，我不但不认识自己有什么反毛泽东的存心，反而觉得自己是一个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人事关系上的错误），但却的确是一个安分守己、尽力而为的党的事业的追随者。”（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可见，他的灵魂深处，依然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忠臣，上书毛泽东，也不过就是“文死谏”的现代版，究竟有多少“哈姆莱特精神”呢？至少比顾准可差多了。

    八

    总而言之，《堂吉诃德》的文学或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争议。在西班牙语系乃至整个印欧语系的国家和地区，将它视为文学或文化上的“至尊宝”也合情合理。文学界业内人士“干什么吆喝什么”更是理所当然。但我认为：一是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状元”，我们大可不必闻风而动地跟着凑热闹。如果一定要凑热闹，莫如在汉藏语系或汉语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也来他个著名作家的“民意测验”，说不定我们的《西游记》也能荣获“冠军”，因为，按照赵德明教授的“第一”说，吴承恩和《西游记》，比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还要早数十年，论世纪，则属于16世纪的长篇名著，比他们要早一个世纪。而且同样奠定了现代浪漫文学或魔幻小说的基础。即或得不了“冠军”，至少也不至于让《堂吉诃德》专美于前。二是不可任意引申。文学固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作用，却也与其他学科或行业一样，是一只“载不动许多愁”的“蚱蜢舟”，硬要派给它“超载”的使命，等于是在让它出丑。而且，迟早也会出了自己的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