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那么无可否认有些人的功劳要相对大的多；如果说历史是英雄的历史，那么俾斯麦无疑是其中风头十足的一位；如果说外交在国际关系史上作用举足轻重，那么在人类历史上能够像俾斯麦般把外交技艺运用的如此娴熟且精致的并不多见，在他身后的德意志则几无来者。俾斯麦的魅力或许是他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捉摸的矛盾：他制定了宪法却又把宪法当作可以摆弄的工具，他出身容克贵族但有时又毫不犹豫的反对他们的利益；他反对社会主义却尝试解决社会问题；他声言自己是君主制的信徒但却推翻了实行君主制的德国诸侯；他自称普鲁士人却宣称德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他需要欧洲的和平却戏噱欧洲的正统思想 ……其实这种表面的矛盾背后深藏的是俾斯麦完全世俗的权力政治思想，正如基辛格所言：“（在俾斯麦时代）代表纯讲实力的均势政策之德文词Realpolitik（现实政治或权力政治）取代了法语的raison d’ etat（国家至上），欧洲的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都有力的促成了对梅特涅正统道德体系约束的反叛，但是后者却比前者高明和有效的多。” 俾斯麦只用实力说话，他终日辛劳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平衡普鲁士之实力和理想（需要），而这却需要极其高明的大战?运枷肜粗傅己退茉炱渫饨徽?吆托形?４诱铰缘慕嵌榷?唤鼋鍪钦绞跎洗邮峦饨换疃??馐呛饬恳磺泄?窦液屯饨患宜刂矢叩偷囊幌罟丶?副辍Ｓ墒枪壑??滤孤蟮娜肥撬?歉鍪贝?始?木哂凶跃醮笳铰砸馐都??呙鞯耐饨患液驼?渭摇１疚囊韵陆?ü?再滤孤笤诘鹿?骋皇逼诘耐饨徽铰院筒呗缘姆治觯?凑孟再滤孤蟮耐饨环绺窈驼铰苑绮伞?BR>     一、统一德国：根本战略目标的确立
    是时，普鲁士王国的国家根本对外目标应该是什么？看起来答案可以有很多种:
    1. 维系现状、满足于梅特涅体系所带来的在神圣罗马帝国内与奥地利相当之特殊地位；
    2. 像俄国一样尽可能的开疆掠土，实行霸权政策，建立足够大的泛日耳曼人的共同帝国；
    3. 当然，普鲁士也可以像英国和其他殖民国家一样把目光放到海外，进行扩张，夺取发展空间；
    4. 依据相对谨慎温和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统一德意志邦联为帝国，当然“一山不容二虎”，要完成此目标必须或者并吞奥地利或者排除其出德意志。
    这几种国家根本目标在近现代的德国历史上都有很突出的表现，每一种政策目标都貌似合理，对某些人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那么为什么俾斯麦会选择第四个而不是其他三个呢？很多史家认为德国的统一作为不言自明的历史义务会很自然的落到普鲁士的头上，这显然是简单化的历史决定论，普鲁士国王除非自觉、否则完全没有必要把德国统一的“义务”大包大揽下来，事实上确实有多位君主满足于其在邦联中的地位而对所谓义务不屑一顾，直至威廉一世执政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威廉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君主，掌权后就决定以武力统一全德，但是君主的野心通常没有节制，容易滑向把第2方案作为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所幸，他任命谨慎自制的俾斯麦为宰相使国家的根本目标始终维系在第4方案的周围而不致相去甚远。至于方案3，对当时的普鲁士而言，既无强大的海军作为实力支撑，又没有早期殖民活动的优势基础，更由于其处于欧陆中心的地缘位置，使其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加以实施，当然德国统一、尤其是威廉二世上台后德国能力和意愿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与彼时完全不同的国家根本目标。
    如果我们用大战略的基本理论来加以审视，则可以更加清楚俾斯麦所制定之普鲁士国家根本目标的高明和适切。根据大战略原理，确定国家根本战略目标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是否集中、明确、合理、有效；各种利益需要以及多种政策目标是否有轻重缓急次序并且明确恰当；手段与目的是否大致平衡；各种手段之间是否大致平衡。 由是观之，俾斯麦以方案4为其根本对外目标是非常合理和有效的，因为方案4比方案2更谨慎、有限，统一德国比盲目的领土扩张要明确、集中和合理的多；方案4比方案1更具有进取精神，是发展的战略目标而非守成的无为而治；方案4与方案3相比则更现实和有效。普鲁士的确有很多利益目标需要实现，但是只有统一德国既是大势所趋又是战略需要。而且这样的对外目标也与普鲁士所拥有的实力大致平衡，因为举世闻名的普鲁士征兵制和参谋总部体制之军事改革大大增强了其陆军实力，战斗力位居列强之首，因为普鲁士的自由化色彩较浓厚的政治改革的吸引力，更因为被列宁称之为“普鲁士道路”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这些共同使普鲁士的实力大增，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外，十分善于玩弄政治平衡术的俾斯麦也保证了各种手段间的大体平衡。
    既然根本目标已经确立，那么紧接着就是要选择实现目标的基本手段和方式。应该如何统一德国？是像撒丁王国那样依靠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并鼓励和塑造一支加里波第式的志愿军完成统一，还是像此前一般观察家所看好的经由有国会有宪法的政府来自由而温和的通过改革自上而下进行？俾斯麦排斥了选择这两个答案的可能性，他采纳的是以铁血为基础的王朝战争形式。1862年他当上宰相的第一周，就在邦议会上发表了其首次演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德意志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武力！” 他不是革命派，要为民主和平等而奋斗；他也不是自由派，要通过软弱无力的议会来达到目的；当然他也不是纯粹的保守派，要维护现状。俾斯麦的做法从未得到很多人的拥护，新德国对保守派来说太民主，对自由派而言太专制，对正统派而言太重实力。 但是俾斯麦却是一个天才人物，他主张导引他在国内与国际上所解放的力量，大胆而又狡猾地利用国际纠纷和有利时机来达到目的。
    既然普鲁士既有能力也有意愿，而且俾斯麦也设计了一个总体性的王朝战争计划，那么统一的前景如何就在于执行过程中领导者的战略智慧和政策水平了。
    二、逐步统一：战略和策略
    、 
    大战略及其目标业经确立，就应果断坚决的予以实施。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首要的应该是有步骤、有重点，即确立合理、明确、集中、有限的阶段性目标，并调动一切可用的国家大战略资源进行相应的外交和战争行动，各步目标之间要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同时，战略执行过程也要求领导者要具备自觉的战略和策略意识，即要坚决而不轻易改变目标，又要果断而不丧失时机，更要有节有度、不节外生枝、造成战略分散。而这一切都在俾斯麦身上得到了几近完美的体现。
    俾斯麦统一德国战略的第一步，就是进攻丹麦。普鲁士进攻丹麦并非多年谋划的结果，而是历史偶然造成的机遇。但是这样的机遇却为俾斯麦牢牢抓住。由于丹麦国王执意要把石勒苏益格划入丹麦版图、并限制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的传统地位，引起德意志人的强烈反对，很多人表示要参加对丹麦的战争。俾斯麦迅速利用了这个机会，积极准备对丹战争。由此他可以达到一石三鸟之利：首先，可以收并易北河三公国，为统一做准备；其次，可以把对丹战争作为未来对奥战争的预演；最后，还可以在对丹战争结束后制造普奥之间的领土纠纷，以便发动对奥战争时有所借口。当时奥地利不甘落后，也想通过打一场对丹战争牟利。尽管在奥地利舰队的援助下，普鲁士几乎肯定能够征服丹麦。但是，如果丹麦得到俄国或法国的支持，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因此，对于俾斯麦来说，普鲁士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与奥地利结盟，并阻止法国和俄国与丹麦结盟。俾斯麦灵活地运用外交手腕，使俄罗斯不与其为敌（因为普鲁士未插手俄国镇压波兰革命）、反复无常的拿破仑三世坐失良机、而英国则无大陆盟友可寻，最终导致丹麦在抗击普鲁士的战争中没有得到任何外援。所以战争一开始，丹麦很快就被击败。战后，普奥双方签订《加施 泰因协定》：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管辖，荷尔斯泰因归奥地利管辖；普鲁士有权在荷尔斯泰因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敷设电缆；劳恩堡以250万塔勒尔卖给普鲁士。作这样的安排被外人看来是“没有谜底的谜语”，实际上却是俾斯麦的诡计，它为后来普奥战争埋下了火种。
    在对丹战争结束后，俾斯麦立即展开全方位的秘密外交活动，为的是在对奥战争中孤立奥地利。他深知，统一德国就等于破坏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安排的欧洲秩序，因而列强是不会作壁上观的。首先他必须稳住英国，为此他对英竭力表现出亲善的姿态：与英国达成协议，降低普鲁士的关税。但是，更重要的是俄、法两国的态度。因为从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的角度看，这两个国家不会坐视普鲁士统一德国，因为德意志的分裂曾使得俄国有可能向西扩张，使得法国有可能占领莱茵河流域的土地。由于俾斯麦在俄罗斯镇压波兰民族起义时的媚俄表现，更由于同为三皇同盟的奥地利之恶劣行径，仍然沉浸于维也纳的王朝道德原则的亚历山大二世作出了在可能的普奥战争中信守中立的承诺。至于法国，俾斯麦摸清了拿破仑三世的脾气：他好大喜功，却又不愿付诸行动，依赖公众舆论，却又犹豫不决、不愿冒险。于是俾斯麦含糊地答应给拿破仑三世某种补偿，表示法国“可以在世界上一切通行法语的地方进行扩张” ，即由法国兼并卢森堡、比利时或者普鲁士的莱茵省的一部分；同时俾斯麦还利用拿破仑三世以支持欧洲民族自决的民族主义者而自居的弱点，巧妙的博取了他的欢心。而且拿破仑三世竟然一直错误地以为在 可能的普奥战争中奥地利很快就会获胜，从而他可以从乱世中召开欧洲会议以获取好处。这一切使拿破仑三世表示会很愿意保持严格的中立。与此同时，俾斯麦也寻求与意大利结盟，这一方面可以在未来的战争中使奥地利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从而增加他的胜算，另一方面也可以附带地讨好以意大利统一之民族自决保护人自居的沽名钓誉者——拿破仑三世。由于俾斯麦许诺在对奥战争胜利后意大利可以恢复威尼西亚，二者一拍即合。此外，俾斯麦也抛出“男子普选制”来稳定国内政局。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俾斯麦便借口奥地利对荷尔斯泰因管理不善，挑起战端。德国统一的第二次王朝战争（又称德国内战）爆发了。在战争中，德意志大多数邦站到奥地利方面对普作战，但是由于俾斯麦前期外交工作的天衣无缝，各个主要的大国或者中立或者暗助普鲁士，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同盟者意大利，结果在萨多瓦之战中，普军大获全胜。当时，国王和将领们都主张乘胜进军，占领南部各邦，直捣维也纳，扩大战果。但是，俾斯麦却在此时表现了高度的战略节制，他认为，如果过分凌辱奥地利和南部各邦，不仅会加强反普势力，妨碍德国最终的统一，而且有可能招致法国出兵干涉。尽管奥地利也是一个十足的德意志国家，但是一国无二主，在国际形势不允许和普鲁士的实力无以达到吞并奥地利帝国之时，把奥地利排除出未来德意志帝国疆土之外，这无疑是最明智切实的选择。于是他力排众议，坚持适可而止。在最终签订的《布拉格和约》中，奥地利放弃了对荷尔斯泰因的统治，同意普鲁士吞并汉诺威、黑森、拿骚和法兰克福，同意解散德意志邦联，同意美因河以北诸邦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北德意志联邦。普鲁士除要求奥地利缴纳少量赔款外，没有割取奥地利一寸土地。对奥地利的这种宽大处理，既展示了俾 斯麦战略上的恢宏气度和高度节制，也在策略上为后来对法战争中争取奥地利保持中立打下了基础。
    普奥战争后成立了普鲁士控制的北德意志联邦。但是南部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斯—达姆斯塔四邦仍然置身于联邦之外。俾斯麦没有因为它们在普奥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边而惩罚它们，也没有强迫它们加入北德联邦。但是他却利用了拿破仑的野心，促使南德诸邦与其缔结同盟。原来俾斯麦把普奥战争后拿破仑三世对莱茵河诸邦的吞并野心通知给巴伐利亚国王及南德诸邦政府，从而在南德诸邦造成了恐惧法国的心理。利用南德的这种心理状态，俾斯麦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同时，在外交上，俾斯麦细心洞察列强关系，不失时机的加以利用。由于英国固有的大陆均衡政策，希望加强中欧反对周边的法、俄两大强国；意大利希望赶走法国在教皇国的势力；俄国在东方问题、波兰问题与法国矛盾重重，也由于普鲁士支持俄国关于修改克里木战争后巴黎条约对黑海中立化的规定；同时奥地利已无心恢复在德意志的地位，宁愿先集中全力重建二元的奥匈帝国、再向巴尔干发展，所以这些国家在未来的普法战争中大都或者保持中立或者与之结盟。此时自作聪明的拿破仑三世把法国带入了空前孤立的死胡同，但是法国已无路可走，它只有孤军奋战才能挽救其在欧洲已丧失的优越地位。此时，企图挽救颜面的拿破仑三世竟然愚蠢 到要求“普鲁士保证霍亨索伦家族不能有人继承西班牙王位”，致使老谋深算的俾斯麦把删节后的“埃姆斯密电”透露给报界，于是法国舆论大哗，拿破仑开启了战端。普鲁士与南德诸邦一起并肩作战，很快就取得了色当大捷。而且由于俾斯麦在开战一周内公布了积压四年之久的贝尔德梯关于法国对比利时要求的草案，以“低地国家保护人”自居的英国更无心支持拿破仑的冒险，俄、奥、意也先后宣布了中立。至此德国统一的大道已畅通无阻，于是在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正式即位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俾斯麦成为这个帝国的宰相。 
    但是，令人颇为费解的是俾斯麦没有像对待奥地利那样也慷慨大度、有节有制地对待法国。50亿法郎的赔款、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占领致使此后德法成为不可和解的死敌，他们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由此成为主宰此后近百年国际关系史的关键问题。大气恢弘的俾斯麦竟然也在权力政治的车轮下一时贪心、迷失自我，从而为德国酿下了无尽的祸端和几近永恒的敌人。也许正如其友人鲁恩所言：“无人得以不朽而无须付出代价。”可见，以实力为基础的权力政治必须以大战略理论和原理为指导才可能避免玩火自焚、自食其果的结局。
    三、结语
    外交在国际关系中到底能够起多大作用？俾斯麦用生动而富于传奇的经历告诉我们“在大部分情况下外交可以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大部分问题，剩下的就交给战争去完成吧”。但是这样的外交家必须是有自觉战略意识的外交家，有明确的根本对外目标、有合理集中有限的阶段性目标、更要有果断坚韧节制的意志品质；这样的外交家也应该把战略思维贯穿于具体的策略中，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变的原则，除了实力和能力，没有任何国家是不可以结盟的，也没有任何国家不会成为本国的敌人。对于这些如此高深的要求，俾斯麦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为我们写就了一个永远的范例，除了对法国的几近偏执狂式的刻薄。也许俾斯麦的能力真如基辛格所言之超出了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如此高明的手腕、如此纵横捭阖的国际关系、如此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的确是只属于他自己的光荣。此后的德国领导者或者国家根本战略目标模糊、不切实际，或者妄自尊大、不懂节制，或者只重军事策略而无视国家大战略，演绎了几乎一个世纪的历史悲剧。
    注释：
    1.徐健：《一百年来的俾斯麦传记》，载《德国研究》2000年第3期，第38页。
    2.[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3.参见时殷弘：《论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一项从大战略视角出发的回顾和评价》，载《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11-12期，第25-29页；张春、时殷弘：《大战略——理论与实例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71-75页。
    4.参见刘祚昌、王觉非编：《世界史·近代史》（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17页。
    5.[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6.本文历史部分参考论著如下：[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232页；[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3-116页；刘祚昌、王觉非编：《世界史·近代史》（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07-124页；邢来顺：《论俾斯麦统一德国过程中的外交策略》，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6期，第42-48页；关勋夏：《俾斯麦与德国内战》，载《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11-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