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双轨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可能存在，因为一方面它具有市场机制的一部分功能，产生了激励机制，也为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正常交易提供了市场规则，保证了计划经济消失后经济活动的活跃；另一方面，它不但承认和保留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经济利益，从而巩固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使它免遭发育中的市场机制的冲击、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六、通向“小康”社会之路：繁华的城市与萧条的农村
　　
　　 中国城市居民的大多数都从九十年代前半期的经济繁荣中获得很大利益，对不少家庭来说，“小康”生活似乎已经实现。当城市居民走上了通向“小康”之路时，占中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居民景况如何呢？如果今天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受市场机制左右，那么随着市场机制的作用力增强并在农村占主导地位，农村居民应该得益更多。但是，中国的现实正好与此相反，尽管城市里国有部门效率低、亏损严重，其员工的收入福利却象“芝麻开花节节高”，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农村居民则未能获得应得的经济收益。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改革带来了压力、创造了条件，因此有一种形象的说法——中国的改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农村来推动体制落后的城市改革。但是，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国有部门的“汲取效应”却表明，国有部门集中、体制落后的城市反而有更大的能力去支配资源。国有部门所“汲取”的是谁的资源呢？国民经济是由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组成的，国有部门要“汲取”资源，只能是从非国有部门“汲取”。如果从非国有部门中排除准国有的城镇集体企业，则非国有部门包括全部农村劳动力和1/7的城镇劳动力，那么，从非国有部门“汲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从农村“汲取”经济资源，被“汲取”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居民，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了“城市包围农村”的结果。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反而产生出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分配结果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早就在一项研究中指出，虽然农村经济增长快于城市，但农民得不到多少好处，因为农村资金被城市抽走了。该研究机构发现，在1978年到1984年之间，农村的改革使得一共约600亿资金通过金融、财政渠道从城市净流入农村；而在1985年到1994年之间，情况则相反，有4000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1994年，全国经济增长中农村的贡献占3/4，但农民的相对生活水平却跌入了历史上的低谷，因为，仅1994年城市就从农村中抽走了1340多亿元的资金。[18]
　　 当资源被从农村“汲取”到城市后，所出现的结果自然就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城市和一个相对萧条的农村。可以说，城市的繁华建立在国有部门的支撑之上，也是以农村的萧条为条件的。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偏倚（urban bias）”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它造成经济发展中的低效率和不公平（Lipton）。中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着这一现象。本文只把注意力放在与现实有关的两点上：第一，为什么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改革曾有效地改变了经济政策和收入分配上的“城市偏倚”、缩小了城乡差距，而到了九十年代，城乡收入差距反而退回到改革前的状况，甚至比改革前还大？第二，城乡差距的扩大对今天的经济繁荣和明天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倒底有多大？[19]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20]，从1978年到1993年，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始终持续稳定地增长，平均每年增加近5%；而农村居民则只是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到1985年收入增长较快，此后每年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仅及城市居民的一半；因此，从1980年到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由3.1:1下降到2.3:1；但是，从1986年起，城乡收入差距重新扩大，到199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正收入之比为2.7:1(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37:1,1984年曾一度缩小到1.6:1)。[21]

关于中国的收入分配，中国民众中存在着不少理解上的误区。一谈到致富，人们就会想到“大款”、私营业主，可是这批人在整个中国社会中恐怕至多也不过才占1%，光靠他们的消费能力，中国城市的消费市场不可能如此繁华。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很多，如农产品价格偏低、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过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困难等。而这些原因都与资源分配上农村受到的种种不利待遇有关。例如，国家财政把较多的财力用于维持城市的低消费物价，而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提高国家控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国有的工商业通过大幅度提高农用物资价格、乡镇企业使用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以及工业消费品价格，获得了很大利润；国家银行把农村存款转用于城镇国有部门，使得乡镇企业缺少资金；农村基层行政事业机构从财政拿不到足够的经费，就转而向农民摊派等。实际上，这些做法也就是国有部门“汲取”农村资源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自从城市改革开始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就开始扩大。这仅仅是巧合吗？有一种解释是，城市改革把国有部门搞活了，所以城市职工的收入开始大幅度上升；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收入上升快与农村居民收入停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农村改革后农村经济更自由化，市场机制在农村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升反降呢？
　　 事实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不如农村改革那样成功，城市改革给了国有部门大幅度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的机会，但并没有改变国有部门的效率和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垄断性地位。正是这种不对称的城市经济改革，导致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少、而占用经济资源多，最终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如果国有部门的收入福利分配也象农村一样，基本上由市场机制调节，而不是依赖国家提供的种种垄断性机会和优惠，那么，在国有部门利润萎缩、负债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不但可能无法增长、甚至可能下降，城乡收入差距也不会扩大。
　　 中国的农业管理部门和有关学者早就针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提出警告，新闻媒体也经常报道，但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一趋势并未停止，国有部门“汲取”农村资源的过程也依然照旧。例如，1994年，为了防止农业减产，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是，农产品价格提高带给农民的好处，又被国有部门通过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拿走了，结果农民的“得”与“失”相抵，净得无几。[22] 类似情形其实一再反复出现。又如，1995年中国通货膨胀严重，城市政府恢复给零售商业的物价补贴，用一只“看得见的手”按住了市场机制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以便压低城市物价；结果造成收入高的城市物价便宜，大中城市反而成了价格的“盆地”，在收入低的农村里，物价的涨幅反而高于城市物价涨幅5个百分点左右。[23]
　　 显而易见，低收入的农民可能受到通货膨胀更多的伤害，为什么中国的反通货膨胀措施不去保护农民，而是主要保护高收入的城市居民，“越富越救济”？这种主要都市居民高收入又“吃救济”的现象，在原社会主义国家非常普遍。改革以前，莫斯科、列宁格勒、东柏林等城市都是全国商品供应最丰富、生活条件最优越、国家补贴最多的城市。中国其实仍然在重复苏联、东德的老路，把大量物价补贴投入城市，这并不是因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需要政府的经济帮助，而是因为城市居民可能的不满比农村居民的不满政治威胁更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必然会表现为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储蓄能力下降。在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1985年，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购买了消费品市场上40%的商品，其余都是城镇居民购买的。此后，随着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农村居民消费的份额逐渐萎缩，到199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6%[24]。全国居民当年储蓄中，1985年农村居民还占1/3；而到1995年，下降到只占17%[25]。与此对应，农村居民自建住宅的数量也相对收缩了，1985年他们用于自建住宅的投资约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5，而1995年这个比重下降到1/10[26]。农村居民收入微薄，储蓄不足，限制了他们在自己的经营中再投资的能力，结果导致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农业产量下降。

 与萧条的农村相对比，由于城市居民的收入迅速提高，中国的城市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而且，因为房改之前公家分配的住房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以及能够享有种种其他福利，他们的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市场经济国家人均收入一到两千美元的家庭。因此，本国产品已越来越难满足这个中产阶级消费的品味和对时尚的认知，发达国家的名牌商品和高档消费都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需求。城市消费结构的升级立刻吸引来了西方的大企业，中国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的魅力展现出来了。但是，另一方面，城市消费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又向国有企业敲响了警钟，质次价高、产品老化的国有工业正在逐渐丧失它的城市市场。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居民实现的小康生活，并不是在国有部门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也不是通过深化改革、改善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后获得的，而是靠“吃国有部门的老本”和“汲取”农村经济资源维持的。1997年，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组织了“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在这次民意调查中，81%的被调查者表示，近五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的是“工作单位”发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只有8%的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兼职收入有关。[27] 这一调查结果证明，虽然市场机制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城市居民主要还是由国有部门供养，生存方式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式的。
　　 在这种机制下获得的“小康”生活水平，非常象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由国家供出来的“小康”生活。目前在中国的城市里，许多三口之家正在努力实现或为之陶醉的几室一厅、热水浴室、地毯瓷砖、彩电冰箱、壁灯电话等，苏联东欧早于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在多数城市里普及了。可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苏联东欧国家这样的“小康”生活并不是它们经济建设成功的标志，而只是福利社会主义政策的“广告”。由于这样的小康生活是国家“发”的，就象“天上掉下的馅饼”，和享受者的工作努力没有直接关系，所以生活水准提高了，工作效率依旧；同时，在苏联东欧，这样的消费升级不是建立在经济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而是依靠国家动用它多年积累的资源，如同坐吃山空，最后终于维持不下去，“小康”生活又得而复失。过去三年来，中国城市的部分居民因工资不再快速上升、福利大幅度缩水、甚至面临下岗失业等困难，新增贫困人口达1亿多,占就业总人口的14%以上[28]，这一事实同样也证明了一点，靠国家发的“小康”生活是靠不住的，来得容易，丢得也快。
　　 中国改革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非只是个社会公平问题，它在直接损害农村居民的利益时，也已经在社会和经济两方面引发对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损害。其社会效果是，农村劳动力被生机所迫、又为城市里的繁荣和机会吸引，大批涌入城市，成为附着在城市边缘的流民,引起城市社会秩序的混乱。如果中国广大中部地区农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农民没有改善生活的机会，这种潜在的农村危机会通过农民大量进城而转化为城市里的“农村危机”。而在经济方面，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把戳向国有部门的“双面刃”:一方面它将外商大企业吸引进城市的消费品市场，同时将国有工业从这个市场上挤出去；另一方面又不断削弱农民的购买力，挤压国有部门的农村市场，使产品质次价高的国有部门在农村市场上也销售乏力。一个处境危艰的国有部门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然而，这个部门维持稳定的办法（“汲取”资源）和结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却反过来使它自己的前景“雪上加霜”，这样的局势直接危及城市居民“小康”生活的基础。
　　
　　七、繁荣缘何而去?
　　
　　 过去十多年来，在相当多的城市居民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认为小康生活的实现是改革开放的必然成果，只要改革开放的政策继续下去，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不断提高。本文的具体分析实际上表达了不同看法。尽管许多学者可能会同意笔者的某些具体观察，也在局部问题上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但却很少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这种由国家发给城市职工家庭的“小康”生活建立在国有部门“汲取”金融资源和转移农村资源的基础之上，它真的能长期维持下去吗?无论是从逻辑上看，还是让事实说话，结论恐怕都一样：一旦国家的老本掏空了，这样的小康生活将无以为继。

九十年代上半期里，中国幸运地获得了大量外商投资的机会、用国家银行支撑着运营不良的国有部门、又把农村的资源转移到城市使用，通过这三管齐下的办法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相对稳定。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进入了一个与八十年代不同的阶段。在八十年代，改革的重心和突破都在农村，城市中的改革主要以减少指令性计划和松动价格管制为目标；消费需求引导投资结构偏向轻工业；利益分配上曾一度比较注重城乡之间的平衡。而进入九十年代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心移到了城市，对外加速开放，金融与房地产业全面活跃；利益分配上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城市偏向；由于高度倚重经济社会的稳定，余留的旧体制以新的形式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九十年代行将结束，而中国经济成长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是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难题，这个棘手的任务成了世纪之交经济政策的焦点。曾一度支撑着短期经济繁荣的体制格局和经济结构，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支持今后经济的长期持续繁荣与稳定；相反，目前的体制和经济结构还构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并且终于导致九十年代上半期短暂的经济繁荣悄然终结。
　　 问题的症结就在国有部门以及以依托这个部门的社会控制机制上。中国大陆的国有工业是改革前30年抑制消费、倾全国之国力而积累下来的家当，在改革过程中又“汲取”了全国大部分金融资源，始终受到种种优惠保护，但它的“体质”却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在与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的竞争中连连落败，旨在搞活国有企业的各种试验都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在改革的过程中，国有工业没有把可支配的主要资源投入技术进步，而是全力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和居住条件，换来了城市消费的繁荣和社会稳定，推动了商业、旅游、娱乐业的膨胀，但却严重损害了国有工业的发展潜力。尽管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国有工业的产业素质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化了。
　　 虽然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国有工业大规模引进了外资，但其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力都未因此而显著改善。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Lardy最近指出，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推动了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但中国的国有工业与这一轮出口的高速增长关系不大（Lardy）。在1986和1987年，4/5的出口增长来自国有工业，而到了1991和1992年，在新增的出口额里国有工业只占1/5。[29]
　　 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关于中国工业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工业是因为靠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才能生存，在十九个主要产业部门中，有十个产业，包括石油提炼、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纸浆原材、食品加工、纺织、服装、造纸等，如果没有贸易保护措施，它们的产品价格就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或者说按国际市场价格来衡量其工业增加值是负的），将完全没有国际竞争力[30]。国有工业中的一些垄断性行业，如钢铁、石油等，过去在国际竞争中，虽没有质量、服务方面的优势，却还有低成本低价格的有利竞争条件；经过1993、1994两年能源原材料的大涨价，这些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不仅提价创收从此不再可能，而且由于国产品质量差，只好在国内市场上用低价与同类进口产品竞争。但是，这些产业在产品出厂价每年上涨50%甚至100%的时候，尚且不能明显改善盈利，现在却要被迫降价竞争，谈何容易。
　　 过去二十年来，国有部门支撑着城市消费群的主体，经济社会的稳定完全依赖国有部门的存活。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丢了国内市场，失去了设备更新的时机，也耗用了可用于技术进步的金融资源，负债比率越来越高，盈利能力很低，又面临着价格壁垒消失、国际竞争强化的新环境，可以说，它自身已接近体质衰竭，只能依赖政府“输血”来维持生存。事实上，政府只要还有一点资源可用，也从未停止过对国有部门的“输血”。在八十年代里国有部门有国家财政这个坚强后盾，政府对国有部门“输血”的直接手段是减税让利。进入九十年代后，财政已被掏空，要反过来靠向民众借债过日子，财政部每年必须新发行一、二千亿债券才能维持必要的支出，这已接近财政的借债上限。这样，国有部门延年度日的主要方式就改成靠国有银行“输血”，而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民经济收入流程的变化[31]，则使银行得以集中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执行这种“输血”职能。国有部门从国家银行大量“汲取”金融资源的结果是把银行也拖进了危机状态。早在1994年，国内就有学者指出，“四大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是一个几乎众所周知的事实...占贷款总额20%以上的贷款已经坏掉无法收回。加上逾期（包括展期）呆滞贷款，比例在70%左右。对银行而言，这两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1991年末四大银行的贷款呆帐约有4300多亿元，而同期四大银行的资本只有1500多亿元[32]，四大银行已经出现严重的资不抵债现象。”[33]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开始向银行“打白条”[32]，即不仅不再偿还贷款、连利息也不再支付，全国每年对银行欠息一千多亿元[33]。因此，1994年中国大陆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1995年情况更为严重，上半年全部金融机构亏损达259亿元[34]。银行亏损，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为此1994年中国大陆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35]。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银行的自有资本被国有企业吞噬了，到1996年，中国银行的自有资产已下降到3%，比巴塞尔协议规定的银行自有资产比例要低5个百分点。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十到十五倍，理应准备比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多十几倍的坏帐准备金（国际上商业银行一般每年都从盈利中提取相当于其资产百分之一到二的坏帐准备金）。然而，实际情况是，1995年以前，中国的银行为了追求帐面利润，所准备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36]。换言之，银行把大量贷款借给了不打算归还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坏帐自己也并未准备清偿，那么，是谁在承担损失呢？“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37]
　　 也就是说，国有部门通过国家银行“汲取”了金融资源来支撑城市的消费和储蓄，而国有部门的“汲取效应”又造成了国家银行濒于破产。目前银行居民储蓄存款中城镇居民存款占百分之八十，所以，国有部门造成的银行坏帐的大多数，最终又是由城市居民用自己的个人存款作了赔偿。
　　 银行的坏帐那么严重，又缺乏足够的坏帐准备金，存款户事实上承担着很大的存款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银行尚能照样维持运转的关键在于，一有政府信用，二靠金融垄断。储户继续往经营不良的银行存款，不是相信银行经理们有回天之力，而是以为，不管银行如何经营，有政府作国家银行的担保，存在国家银行里的存款就不会落空。而在国家银行维持金融垄断的情况下，民众别无选择。当民众、特别是城市民众对政府有足够的信心时，银行系统才可能支撑下去；而银行继续帮助国有部门“汲取”资源，则有助于巩固城市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但是，银行的这种“鸵鸟”政策对中国走出经济发展的瓶颈毫无帮助，只是把经济往死胡同里引。
　　 银行之所以明知前景不妙也不得不如此做下去，是因为国有银行体系必须服从“花钱买稳定”的社会控制策略。应当承认，这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历过高压时期之后必然要进入的阶段。在这种策略下，国家和社会之间不再以“(国家)强制与(社会)服从”的旧式关系为主，而是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即“(国家)施惠与(社会)顺从”。所以，尽管国有部门在改革中市场份额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但是政府还是要求国家银行对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实行“无条件保护”的政策，提供了大量的银行贷款，从而保持了大多数员工(即城市居民的主体)的高收入高福利。
　　 显而易见，实行这种“花钱买稳定”的社会控制策略(即为了维持政治社会稳定而提供高福利)，虽然能在短期内产生政府和城市居民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对长远的经济社会稳定却带来了有害的后果。它会使国有部门负债累累、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并导致国家银行面临金融危机。当政府花掉历史上几十年积累的国民财富，再欠一大笔留给下一代去还的债务，从而换取一个短时期的政治稳定时，实际上是“竭泽而渔”，必然难以为继。况且，如此换来的政治稳定并不能保证市场化改革的持续进展。在过去几年中，对经济增长和市场化贡献最大的农民得到的经济利益最少；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小、但政治上更顺从的国有部门员工却得到了最多的经济利益。当把繁荣带来的经济利益供给那些国有部门的员工时，虽然换来了短期的政治稳定，但同时也产生了鼓励他们继续依靠国有部门、阻止他们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从而抑制经济市场化的效果，因此这种追求政治稳定的手段必定伤害市场化。

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正为这种“花钱买稳定”策略付出发展上的重大代价。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同，中国通过计划经济和“高积累、低消费”曾经完成了“强制”的初步工业化，建立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基础。中国在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建立了工业生产体系之后，这一系统的大规模、标准化、低质量、高消耗特征基本上未改变，这种工业生产系统通常被称为“福特主义的生产体系(Fordist production systems)。如果说，在八十年代这个系统尚能在国际竞争中勉强生存的话，那么，从九十年代开始，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系统(post-Fordist
　　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s)已经逐渐居于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新的生产系统中，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对“全球产品交换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的主导来控制和协调制造业活动，借助全球化的生产者网络，吸收高质量、具创造性的生产厂家，选用高技能、多才多艺的工人，使制造业不再拘泥于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而是变得非常灵活、有创新能力。在这种新的生产系统的挑战下，中国的工业体系亟待更新。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最早转移出来的是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制造业，而随后就可能把部分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应该说，中国原有的重工业基础使得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更大的机会，在机械制造和原材料工业方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可是，目前中国的现行体制却正导致重工业体系的逐步瓦解和“空心化”，再过几年，也许很多重工业企业就将消失，而中国也可能因此而丧失在重工业领域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倘若如此，若干年后中国也许将只剩下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面向国内需求的能源原材料工业，而制造业的主体——机械设备制造业可能逐渐萎缩，那就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倒退和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这可能将是下一代中国人为当前的政治稳定付出的惨重代价，也是这一代人永久的负债。
　　 “花钱买稳定”的社会控制策略严重削弱了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萎缩迫使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对城市居民的高福利政策，尽可能地减少这方面的支出负担，这就是近年来一系列鼓励下岗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政策出台的背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花钱买稳定”的方针就逐渐陷入了资源枯竭的困境；同时，国有部门的资产流失也日益严重，国有资产管理局清产核资的结果表明，40万家国有企业中约35%早已负债大于资产，成了应该破产的“空壳子”。但是，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出现后，中国早已露头的银行危机才引起了警惕。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开始部分放弃了用银行保企业的做法，转而鼓励国有企业裁员和破产。国有企业一旦失去了政府的全力保护，也不得不通过裁员、减薪来自救。
　　 于是，从1997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企业减薪、裁员和破产的浪潮。如此大量的员工同期失业，必然造成再就业的困难。现在第三产业可容纳的就业量已接近饱和，今后对失业员工的安排会越来越难。与此同时，由于政府财力不足，也不得不逐步停止福利分房并通过住房商品化敛财，并且开始削减公费医疗、提高学校教育收费。这一系列旨在“甩包袱”的措施，明显地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现期支出负担和支出预期，而企业下岗和强制提前退休、机关事业单位可能裁员，又大大降低了相当一部分国家职工的收入预期。就业和收入预期下降，支出负担和未来的支出预期上升，必然导致城市的消费需求收缩。而银行减少了对国有企业的“输血”，也使国有企业的投资能力大幅度下降。这样，由于投资不振、消费疲软、外资不足，经济转入了萧条期，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短暂繁荣终结了。
　　 本文的分析用同一个逻辑来解释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和过去三年来的经济萧条，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恰恰是近三年来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因此也可以说，那场繁荣其实只是由一系列一次性机会促成的，它必然会引发萧条，而这次的萧条早就种因在几年前的繁荣之中。由于那些一次性机会不再存在，今后想重造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种繁荣，大概已不太可能。今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与过去二十年截然不同的阶段，会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甚至低速增长(增长率4-6％)。在市场经济国家里，维持4-6％的经济增长率是很大的成就，而在中国大陆这却意味着经济困难时期。因为，大陆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国企和乡镇企业素质很低，冗员严重，而重复建设又造成多数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只有在总需求增长超过20％、经济增长率超过8％时，大部分企业才能达到60-70％的开工率并微有利润。笔者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指出过，这个8％的增长率是大陆经济的一个临界增长率，一旦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低于这个水平，就会出现经济困难。[38] 这个判断今天看来仍然有效。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