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析论（下）——以义和团运动为线索  

   三

    从迈入「近代」门槛的时候起，中国就为接踵而来的内变外患困顿不堪；但从一个历史的长期看来，真正的危机直到十九世纪六○年代反洋教运动渐起波澜之时才昭彰於世。雍正禁教一百二十多年之后重返中国的基督教势力从一开始就和搭载炮舰而来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八四二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自后有传教者来中国，一体保护。」（注二六）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除传教士可在五口通商外，还可建立教堂。」（注二七）而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西阑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注二八）一个宗教如果堕落到了需要凭籍与暴力的联姻来维持其活力，那就是等于宣告它作为信仰体系已经栋折榱崩。倚仗着「文明世界」的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特权在中国「布道」的基督教是一个和拿撒勒人耶稣在巴勒斯坦宣传的貌合神离的基督教。以自律、宽容、博爱、谦逊著称的基督教过「近代文明」这个酱缸几个世纪的浸染已经面目全非，当此之时在基督的顶上仍然熠熠放光的只能是体现着时代精神的「国家利益」的光圈了。十九世纪中后期遣派来华的樊国梁安治泰们尊奉的「神」是民族国家征服异民族的卑鄙龌龊的情态；传布的「福音」是民族与民族之间深入到脊髓的敌视情绪；而他们孜孜矻矻经营的「上帝的事业」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列强称霸世界的宏图大计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为了「使上帝的荣光在中国显现」。（注二九），教会不仅肆意祗毁「中国所守孔孟之道」（注三○），而且还「纵教民干预公事，挟侮官长，甚至地方匪类假冒招摇而各教士辄出护持，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注三一）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存在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世界秩序构成致命的威胁。
    当两个世界秩序的冲突以儒教和基督教相互讦格的形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展开的时候，它就比斩将搴旗的战争更加惊心动魄。对于一个严谨的儒教社会来说，传教士无异霉菌和酵母；只要他们来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空气就要发酵，水源就要污浊，人的道德就要腐败，和谐宁静的生活就要遭到破坏。中国的民众可能目不识丁，也可能不知道周公孔子，但他们都从融入血液的道德信条受到亵渎的事实感受到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压迫完全不同的压迫，它使每一个曾经涵濡教泽的中国人血脉賁张怒发如狂。「凡一种文化值衰弱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所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注三一）生於「礼崩乐坏」的衰世，近代中国的绅士阶段品味到了迎风待月诗酒弦歌的前辈们没有体验过的文明变迁的「黍离之悲」。滥觞於基督教世界的野蛮化浪潮就像上古时代的洪水一样汹涌滔天，注定要吞没他们心目中圣洁的宇宙图景。「披髮左衽」的梦魇将中国的绅士阶级推到了反洋教运动的潮头。他们用流言、传单、揭帖、书刊战斗，教一个不知道仇恨的民族什么是种族仇恨。「强盗入室，埋宝秽土」；只有筑起一道壁垒森严的「夷夏之防」，中国的性灵才不至于在这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澌灭沦丧。就这样，引发了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火山大喷火」的地应力一点一点地在近代中国历史的深厚的岩层下面蕴蓄起来。
    一个伟大的国家往往会遇到被迫在生存和信念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的时刻，这样的场合在它的领导人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如果将曾经开创「康乾盛世」的清帝国在外部势力的侵袭和国内政治变动的交替打击之下终於在本世纪初走到尽头的历史看作一幕巨大的悲剧，那么秉国将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一八六一--一九〇八年）就是这幕悲剧的中心人物。太后是一个灵魂属於古代世界的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没有沾染近代民族国家领导人不可救药的「商人气质」。在她看来，中国不是广袤的土地和繁庶的人口的简单的复合体，它的本质是一团在黑暗的宇宙中熊熊燃烧的火焰；如果这火熄灭了，那么即使她的国家有著强健的肌体，也不过为弱肉强食的世界贡献一具行尸走肉。对於「生存竞争」奉为圭臬的十九世纪国际社会，太后只有生理上的厌憎和灵魂深处的鄙夷。伴随着权力的高度责任感使她对「用夷变夏」的任何企图切齿腐心。
    初，戊戌上听康有为言变法，擢用新党。……於是太后复出听政，立诛新党数人，捕有为及其徒启超。有为走英，启超走日本，皆庇焉。遂与诸大臣等谋废立，以上有疾颁视天下，微医，三日一视臣工医案，病益笃。而八国公使合词以法国名医某为荐，太后拒不纳，又固请，不可已，遂入诊。审辩良精，奏言某经当有患，然决於圣寿无虑也。太后大憾之。已而有为至日本，与启超为《清议报》，则讥宫闱无所讳。大臣等得之，益以激太后怒。已亥冬李鸿章为粤督，谋诛有为等。鸿章至粤不报，久之，乃奏言有为等不可得。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注三三）
    传教士还要用「上帝的灵光」掩饰其不可告人的动机，而「文明国家」甚至连最后这点遮羞布也觉得芜累；只要能满足膨胀的权力欲，这些娴於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国家就可以毫不犹豫地用最卑鄙最无耻的方式公然践踏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道德。一面以正式的外交关系承认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另一面又通过支持政治反对派的方式对这种合法性提出异议，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来伤害一个自有历史以来就一直发挥着主体作用的国家的自尊吗？「…戊戌之变政，已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实一贯以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注三四）
    义和团运动不是一两个阶级的运动，而是整个民族的运动。上自太后以及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野老稚童，只要还有人类正常的情感和良知，就无不在祛除西方的势力和影响方面发生强烈的共鸣。这个爱惜羽毛的民族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下蒙受了六十年的屈辱，现在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累积了整整六十年的仇恨就像地层深处的溶岩一样喷薄而出。义和团运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类在绝望的心理支配下进行自杀性报复的图画：
    大劫当头，血水横流，就在今秋；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注三五）
    人们渴血，不是流仇敌的血，就是流自己颈上的血；只有遍地的鲜血，纔能使狂躁的心平静下来，纔能让锈迹才斑斑的时间齿轮重新启动。
    一九○○年六月召集的几次御前会议是义和团运动的转折点。会议上发生的激烈的争执与其说是主战派主和派之争，倒不如说是人类的情感和理性之间的论争。论争的结果其实早在论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当仇恨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的时候，任何形式的理性都是渎神的。在六月二十一日的仪鸾殿会议上，太后椎心戟指誓约：「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故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注三六）当日颁布的宣战上论声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雄雌。」（注三七）这样，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松散的群众团体，就作为行为主体向高踞在近代国际关系顶端的西方国家集团实施了不计后果的极端的报复行为。复仇的国家不受任何国际法和国际习惯的约束，甚至不顾及自身的利益，国家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宣渲不可遏制的仇恨。

    四

    从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开始统治世界的那一刻起，「公正」就在国际政治领域悄然匿迹；因为这一体系的运转正是以每时每刻戕杀「公正」为前提的。债发生在民族国家固执地相信实力已经为它们在道义的银行开设了无限透支的帐户的时候，并随着权力的运作不断地增值。「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注三八）。「公正」注定要在尘世落实；如果不能由一个社会机制的运转实现，就只有通过对这一机制的毁坏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复是神圣的――欠下一磅肉就要还一磅肉，一滴血也不差（注三九），锱铢不爽的宇宙平衡器借助人类的报复实现了社会公正。义和团运动是一则暗示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将在人类复仇的火焰烧灼下走向毁灭的寓言――奔突不息的地火从历史的断裂处喷涌而出，将覆罩着世界的虚假的外壳燃为灰烬；伟大的历史运动以最率直最粗鲁的语言倾诉着蕴藏在宇宙深处的精神本质：
    沿河一带建楼房，扯旗放炮逞刚强；有朝西北真主来，一炬火光化无常。（注四○）
    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注四一）
    在家好，在外好，在数难逃。（注四二）
    你们不是迷信人间的力量吗？但在永恒的时间看来，这种力量简直不足齿数，它不能庇佑你们逃脱惩罚；「红阳末劫」（注四三）到来的时候，你们的行为将会得到应有的报偿。
    二四加一五，这苦不算苦；遍地红灯照，那苦才算苦。（注四四）
    义和团运动还不是「末日审判」，它只不过是历史老人的一次相当温和的告诫。
    由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国际社会的震颤并没有持续多久，脱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冲动很快就被维护这一体系的暴力镇压下去。物质战胜了精神，「文明国家」制服了桀傲不驯的「野蛮人群」，基督教民族的赫赫武功也不知道第几百次证明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就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合乎永恒的自然法则。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是培育近视和浅见的最好的温床；正是在目光如豆的现实主义观念的引领下，二十世纪的世界在「国家意志」这一魔性欲望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人不畏威，则大威至矣。」（注四五）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这位一切历史时期最伟大的魔术师终于在公元一九四五年开始表演它的压轴节目――核时代。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一触即发的核武器的当量已经超过广岛原子弹的一百万倍；「人类将被消灭多次这一从逻辑上说来不可能的事在技术上已是可能。」（注四六）核力量是人类追逐权力的贪欲主使下从自然那里盗来的赃物。「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人类可以轻易地引爆核武器，但却永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这本质上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当本世纪驱近尾声的时候，核武器迅速扩散的阴云正在与日俱增；《防止核扩散条约》（注四七）所起的作用仅限于将可能在明天发生的危机推迟到后天发生。与核扩散的危险日益加剧同时，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正以流水线作业的规模永不间断地制造着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人类共同体的生存环境已经毒化到了没有明天的地步。对于「第三世界」的人民来说，「文明世界」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启蒙先生；它不仅尽心竭力地栽培手执左券而又丧失心智的「拳匪」，而且还教他们如何使用「引魂幡、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混天大旗、火牌、飞剑……」（注四八）。「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注四九）。如果这门课程继续讲授下去，还要做什么呢？等着赞美造物主的伟大吧。
    一部历史贯穿着永不停息的天人之争――当人类怀着敬畏之心有条不紊地规划前景，天地鬼神也奈何不得的时候，人是强大的；而当它放纵天性，将自己的明天拱手交给「上帝之手」的时候，人是虚弱的。近代世界在征服外宇宙的战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利品，失去的只有一样，但却是最最宝贵的一样――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从天人之争揭开序幕的时候起，人类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卑屈猥琐地拜倒在「自然」的脚下。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幻想小说作家儒略·凡尔纳（注五○）的作品今天读来已经像是在讲述本世纪初发生的故事了――应当感到毛骨悚然啊，人类搭上了驶向未来的列车，而它不知道这趟车会将自己带到哪一个站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连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也无法遏制人类进行精神探险的勃勃雄心的时候，我们时代面临的灾难就是一个定数。古罗马作家奥维德在其大作《变形记》中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注五一）：
    日神的儿子法厄同纠缠他的父亲，要求驾着日神的飞马在空中驰聘一天。慈爱的父亲谆谆告诫他的儿子：你的要求太过份了，你的力气和年纪都办不到，它的名字叫作「灾难」。但是法厄同不听他的话，还是提出原来的要求。无奈的父亲只好引他到乌尔冈所造的高大的车辇前面。
    年轻的法厄登上了轻车，兴高采烈地握住缰绳。日神的四匹快马感到车辇的载重和往常不同，就乱奔起来，离开了原来的轨道。发愁的法厄同从天顶往下看，脸色发白，两膝发软，后悔不该驾他父亲的马。太阳车一直向前冲去，就像风中的船，船上的舵手把不住舵，索性放了手，让神去摆布。
    最后轴脱辐散，破车的残躯断片散落一地。法厄同，火焰烧着了他的赤金色的头髮，头朝下栽下去，拖着一条长尾巴在空中陨落。远离故乡，在天的另一边的厄里达诺斯河收容了他，洗净了他余烟未息的脸。
    法厄同惨遭杀之祸，不是因为他只是一个孩子，而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只是一个孩子，和法厄同一样骄傲的固执的人类也在公元十四世纪「兴高采烈地握住」了「近代文明」这根疆绳，开始了征服宇宙的漫漫长征。法力无边的「理性」将引领着人类在「此岸世界」建成「千年王国」这一新时代的迷信就像癌细胞一样从意大利半岛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天性啊，人永远想办到「自己的力气和年纪都办不到」的事。早在童年时代，人类就已经「洞悉」了包括宇宙的起源在内的所有的奥秘；也只有当它确信自己全知全能的时候，人才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能力远不能匹配膨胀的欲望，这支统治地球二、三百万年的有生世界「黄金贵族」也像可怜的法厄同一样正在一步一步地临近它的「厄里达诺斯河」。
    即将来临的二十世纪将是人类在生存和信念之间作出最后抉择的世纪。不是人类的文明克服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逐渐统治世界的人本主义哲学，并将它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就是这一从头到脚都在流脓的哲学克服了人类文明，将文明连同它的载体一起送进坟墓。柔弱是生命的徵象，而僵硬则是死亡的朕兆――最可畏惧的就是在应当畏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畏惧为何物。对于向下一个世纪迈进的人类来说，没有比彻底变革已经病入膏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更为急迫的任务了。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结束为我们带来了缔造持久和平的一个机会，精疲力竭的世界在呼唤者和平。作为这一回合权力斗争的最大赢家，「文明世界」也像鸽子一样不时地咕咕着它的「和平新倡仪」，似乎比所有的民族都更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就像磨刀霍霍的屠夫念诵「南无」，从和平的刽子手那里发出的「和平」的呼吁亵渎了「和平」这个最圣洁的词汇。「文明世界」要的是什么样的「和平」？它的「和平」的只能是在权力的天平上增减砝码平衡出来的「和平」，只能是肆无忌惮地伤害邻人而不遭报复的「和平」。这样的「和平」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再过一万年都不会有的。「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律条，比尘世的律条更高的律条。「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注五二），负债累累的国家要想躲过二十世纪的「义和团运动」，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一些。
    已经让冷酷刻薄的达尔文主义腐蚀了灵魂的世界永远也不会明白，以实现邪恶的意志为旨归的「国家权力」是毫无憑依的空中楼阁，因为主宰的奴婢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建筑在人类的饕餮之性之上的「国家利益」不过是制造廉价的欣快感的可卡因和安非他命，正是在这欣快感的牵引下，国际社会正步履蹒跚地走向「地狱之门」。和寥廓的宇宙相比，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永远都是微不足道的。对人来说，真实的善不是成为宇宙的主宰，而是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天降災殃杀不仁，不仁人杀不仁人；不仁人杀何时了，自有仁人杀不仁。（注五三）
    游身于震怖人心的「死亡游戏」之外，永远把握着命运航船的方向舵，这纔是最根本的权力。
    善者善恶者恶，善恶分明七月半；安者安乱者乱，安乱之时自然见。（注五四）
    在道义帐薄上努力减少一些赤字，增加一些黑字，真正的利益就写在这帐簿上面。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怀多福。"（注五五）和平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赠赐――当它成为蓝天白云底下的真实状态之前，就首先作为一种静谧肃穆的氛围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就像微风拂过水面泛起一层涟漪，「求仁得仁」，作为对人类敬畏之心的酬答，上天也就将「和平」这最珍贵的礼品慷慨地赐予芸芸众生。只有当「忧德之不建而不患力之不足」（注五六）成为全人类的共识的时候，我们纔能架构一个公正的以和平为旨归的国家关系体系；也只有架构一个公正的以和平为旨归的国家关系体系，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我们伟大的文明纔能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继续繁衍下去。


    注 释：
    注一：指引起动物有机体反应的最低刺激强度。
    注二：各种政治行为体（主要指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统一体。
    注三：指能够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其中发挥影响的政治实体。
    注四：君主独裁的政权形式。专制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维持其统治。
    注五：又名：「等级代表君主制」。中世纪欧洲王权借助等级代表机构实行统治的一种政权形式。
    注六：见T.L舒曼《国际政治》，第四版，马克劳·希尔书店一九四八年，第七四页。
    注七：见《一千零一夜》：〈渔夫和魔鬼的故事〉。
    注八：《尚书·禹贡》。
    注九：《尚书·酒诰》。
    注一○：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八·一○·三。
    注一一：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录》五三0。
    注十二：郭沫若《卜辞通纂》四五三。
    注一三：《左传·襄公四年》。
    注一四：《史记·宋微子世家》
    注一五：《诗·小雅·大明》。
    注一六：《国语·周语》，〈祭公谏征犬戎〉。
    注一七：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马恩选集》第三卷。
    注一八：十一世纪末叶，法兰克里亚王朝皇帝亨利四世公开对抗教皇。一○七六年二月教皇宣布开除亨利教籍。亨利被迫于一○七七年一月至教皇驻地卡诺落表示忏悔。史称「卡诺莎晉见」。
    注一九：一三○九年，法王腓力四世将教廷从罗马迁至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开始了所谓教皇成为「阿维农之囚」时代（一三○九――一三七八）。
    注二○：《礼记·曲礼上》。
    注二一：一种流传于中国南方的曲艺。有说有唱。以三弦伴奏。此指唱弹词的底本。
    注二二：盛行于清代的一种曲艺。由鼓词派生。满族八旗子弟所创。此指子弟书的底本。
    注二三：吠陀（Veda）描述雅利安人征服印度的情形：天帝Indra毁坏了敌人的城堡，解放牲畜，他们释放河流（指破坏堤坝、引水渠等工程）。而其传统的说法则是释放宇宙本性的自由。
    注二四：指大扩张时期的蒙古人。见（伊）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注二五：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恩选集》第二卷。
    注二六：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注二七：同注二六。
    注二八：同注二六。
    注二九：传教士郭实腊言：「上帝的荣光必在中国显现」。《中国丛报》一八三二年八月，第一四○页。
    注三○：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第六二页。
    注三一：同注三十。
    注三二：陈寅恪《王国维挽词》。
    注三三：李超琼《庚子传信录》，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二○七――二○八页。
    注三四：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注三五：「某仙师乩语」，见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诗注。
    注三七：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注三八：《老子》七十七章作「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
    注三九：见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注四○：「云游道人诗」，见孙敬：《义和团揭贴》，《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第一六页。
    注四一：「津城土地尊乩语」，见王火选辑《义和团杂记》，《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注四二：「乩语」，寄生编《庚子荓峰录》下卷。
    注四三：白莲教以为世界分为青阳、红阳、白阳三期。红阳期末将出现最后一次大劫。无生老母派弥勒佛下凡，大开普渡，遍杀恶孽。
    注四四：「朱红灯乩语」，见李杕《拳匪祸教记》，第三四六页。
    注四五：《老子》七十二章。
    注四六：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一七三页。
    注四七：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共十一条。
    注四八：罗惇 《庚子国变记》，见《清代野史》，第三八页。
    注五○：Jules Verne （1828－1905），法国幻想小说作家。著有《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神秘岛》等。
    注五一：见杨周翰译《变形记》第二章、一－三二八：〈法厄同驾日神车的故事〉。
    注五二：《论语·八佾》。
    注五三：「关帝圣君乩语」，孙敬《义和团揭贴》。《近代史资料》第一期，第一六页。
    注五四：「庚子六月乩语」，同上。
    注五五：《诗·小雅·大明》。
    注五六：《国语·晉语》「叔向贺贫」作「忧德之不建而不患货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