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FTAs蓬勃发展。今后，FTAs将和WTO一道，推动世界贸易走向完全自由化，并将对全球经济和政治进程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以下主要力图全景式展现世界FTAs的基本格局、发展趋势、综合影响，体会我国实施FTAs战略的重要意义，并据以判断我国在目前世界FTAs潮流中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步骤。
　　一、FTAs的基本目的及其与WTO之间的关系
　　FTA是FreeTradeAgreement的简称，中文意思是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最初表现和基础模式是RTA（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有时，FTA、RTA也表示基于相应贸易协定的自由贸易区或准自由贸易区。
??众所周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基本使命也是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核心内容是关税税率降减。WTO促使关税税率降减的方式大致有二：
　　——在某一历史时刻，WTO的既定成员间形成新协议。协议会要求所有成员的某些具体贸易品关税税率一同变小和趋向于0；在操作上，税率降减的幅度、时间、产品类别等要求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之间表现出某些差别。
　　——接纳某一关税主体成为WTO的新成员。此前，这位关税主体要与原WTO成员之间就加入条件，主要是关税税率削减的步骤和程度进行协商；如果协商结果是WTO老成员投票决定允许加入，那经过这一过程，这一关税主体与原有老关税主体之间的贸易关税税率会得到降低，最终也是趋向于0。
　　就以上第一个谈判过程而言，现今WTO已经有147个成员了，稍有制度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147个谈判主体要达成一致协议交易成本较高。WTO多边框架在协议形成上面临“人多嘴杂”的麻烦。1999年西雅图WTO谈判没有达成共同协议，2003年9月14日WTO墨西哥坎昆谈判还是失败，都是这种困难的表现。就以上第二个谈判过程而言，目前大约还有26个关税主体在申请加入WTO。WTO接纳新成员的历史表明，特别是当一个关税主体经济地位重要并且还与某些重要老成员之间有着复杂的经济、政治战略利益瓜葛时，入世谈判会显得旷日持久，比如我国入世进程就显得相对较长。
　　在通过WTO多边框架推动贸易自由化面临一定困难的情况下，是否就意味着人们无所作为了呢？非也。各国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RTAs、FTAs是另一种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好方法。FTAs实现关税削减的方式是若干个关税主体相互结合，在世界的局部，面向全部或大部分相互贸易的商品，规划和实施关税削减以及贸易便利化。由于是自愿组合，同时谈判成员数比WTO成员数目少得多；谈判相对较容易达成协议。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签署RTAs、FTAs数目加速上升。根据WTO发布的《WTO年度报告2003》发布的数据，1990年以前，世界上所有进入实施阶段的RTAs（如果按下文概念方式，应该说是FTAs）数目不过27项，但1990~1994、1995~1999、2000~2002这三段时期，世界进入实施的RTAs数目分别为29、60、30。截止2002年12月，总共有259项RTAs在GATT/WTO登记备案，其中176项已处于实施阶段。
　　就促进贸易自由化来说，FTAs与WTO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两面性：
　　——相互“竞争”和替代的关系。WTO协议困难促使人们更积极于FTAs工作；比如，某些国家在坎昆会议期间扬言，如不能形成协议，将在会后加快某些FTAs的形成。同时，一旦FTAs形成能使相关成员某种促进贸易的目标得以实现，那他们利用WTO框架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意愿强度和精力投入会受到削弱。反之，人们也不会立意通过FTA来解决那些能很容易在WTO框架内解决的问题。
　　——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WTO框架毕竟是一种日趋成熟的互动机制，FTAs兴起也会促使与WTO相关的各方行为主体更加积极于利用WTO解决某些FTAs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知识产权问题、技术标准问题、非关税贸易壁垒问题；而且，FTAs促成的世界贸易自由化新水平也可能为WTO工作开展提供新起点。这样，FTAs与WTO之间最终会形成某种相互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当前世界FTAs发展的基本格局与发展趋势在包括WTO报告的各种文献中，人们有时混用RTA、FTA两个概念，但有时人们在二者的使用上又体现出某种差别。我们不拟改变这种使用方式。只是，为了便于我们展现当前世界FTAs发展的基本格局，我们在本文要让这两个概念表现出某种差别。我们现在界定，RTA的成员数目一定要在3个或3个以上，并且RTA的所有成员共同组成一个在地理上不间断的世界区域；FTA则包括任何关税主体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在这种概念方式下，前面提到的WTO所公布的RTAs数目只能说是FTAs数目。我们以下就按照这种概念方式展开分析。我们将FTAs形式模式归结成4种：（1）RTA；（2）RTA+RTA、FTA+FTA；（3）RTA+n、FTA+n（n≥1）；（4）1+1。依据这种模式划分，我们要描画出世界FTAs发展的当前格局，并对未来趋势作出判断。
　　（一）发展格局的描画我们将当今世界各具体FTAs归类到4种模式。完成归类后，当前世界FTAs发展的基本格局也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1．RTA
　　目前，全球从法律文件上基本得到确认并进入实施阶段的（3成员及以上）RTAs如表1所示。除此之外，根据笔者尽量以最时新资料查证，以下组织框架或世界区域程度不一地推进着（3成员及以上）RTA：
　　自由贸易、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四者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实现后者的一般也实现前者。
　　（1）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成员为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曾形成过逐渐实现共同市场的协议，后协议受战争及其他因素破坏，目前致力于恢复；
　　（2）东非共同体（EAC），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3个成员国，多次谈判，尚未达成共同接受的协议；
　　（3）大湖经济共同体（CEPGL），布隆迪、卢旺达、扎伊尔（刚果[金]）3国组成，组织目标为经济共同体，因多种复杂原因未启动实际谈判和实施；
　　（4）中非国家共同体（CEEAC），目标是关税同盟，尚未形成正式协议；
　　（5）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2004年2月初步达成印度、斯里兰卡、泰国先达成协定，缅甸、不丹和尼泊尔后加入的6国自由贸易协议，具体落实有待观察；
　　（6）阿拉伯联盟（LAS），22个成员国，提议阶段；
　　（7）埃及-约旦-摩洛哥-突尼斯自贸区（E-J-M-TFTA），谈判阶段；
　　（8）马格里布联盟（UMA），5个成员，提议阶段；
　　（9）独立国家联合体（CIS），12个成员国，谈判阶段；
　　（10）在上海合作组织（SCO）基础上建设中亚自由贸易区（EAFTA），5个成员，提议阶段；
　　（11）亚太经济合作组（APEC），21个成员，设想阶段；
　　（12）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IORARC），19个成员国，设想阶段。
　　2．RTA+RTA、FTA+FTA
　　所谓RTA+RTA、FTA+FTA是指两个RTA，或两个FTA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合并协议，形成一个范围更大的RTA、FTA。目前表现为RTA+RTA，具体例证包括：
　　（1）Andean-MERCOSUR,谈判接近完成；
　　（2）MERCOSUR-SACU,谈判阶段；
　　（3）EU-GCC,谈判阶段；
　　（4）EU-MERCOSUR,谈判阶段；
　　（5）一定程度基于NAFTA-Andean-CARICOM-MERCOSUR的美洲自由贸易区（AFTA），谈判阶段；
　　（6）EFTA-GCC,提议阶段；
　　（7）EU-ASEAN,提议阶段；
　　3．RTA+n、FTA+n（n≥1）
　　所谓RTA+n、FTA+n是指某个RTA、FTA接纳n个成员形成一个成员范围更广的RTA、FTA。目前表现为RTA+n，例证包括：
　　（1）与EFTA，包括加拿大（谈判结束）、新加坡（谈判结束）、黎巴嫩（谈判结束）、南非（谈判结束）、突尼斯（正在谈判）、智利（正在谈判）、埃及（得到提议）、乌克兰（得到提议）；
　　（2）与EU，包括智利（谈判结束）、摩洛哥（谈判结束）、印度（谈判结束）、黎巴嫩（谈判结束）、阿尔及利亚（谈判结束）、叙利亚（正在谈判）、泰国（正在谈判）、伊朗（正在谈判）；
　　（3）与ASEAN，包括中国（正在谈判）、印度（得到提议）、日本（得到提议），ASEAN与中国、新加坡形成“10+2”自贸区（达成框架协议），ASEAN与中国、日本、韩国组成东亚自贸区（EAFTA）（得到提议）；
　　（4）与Andean，包括加拿大（正在谈判）；
　　（5）与CARICOM，包括加拿大（正在谈判）、哥斯达黎加（谈判完成）；
　　（6）与MERCOSUR，包括美国（谈判阶段）、秘鲁（接纳为准成员国）、印度（准FT，谈判阶段）；
　　（7）与CACM，包括加拿大（谈判阶段）、美国（谈判阶段，与其中除哥外的4国达成协议）；
　　（8）与SACU，包括美国（谈判阶段）、中国（谈判阶段）、印度（谈判阶段）。
　　4．“1+1”协议
　　所谓“1+1”FTA协议是指任何两个关税主体之间的协议，也称“单对单”协议“单对单”协议数量众多且日新月异，难以一一列举。这里主要以几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关税主体（大主体或FTA活跃者）来说明：
　　（1）美国，与以色列（正式实施）、澳大利亚（谈判阶段）、智利（谈判结束）、摩洛哥（谈判结束）、新加坡（谈判结束）、泰国（谈判阶段）、哥伦比亚（提议阶段）、多米尼加（谈判阶段）、中国台湾省（提议阶段）；
　　（2）澳大利亚，与美国（谈判阶段）、泰国（谈判接近结束）、中国（谈判阶段）、新加坡（谈判结束）；
　　（3）智利，与美国（谈判结束）、巴西（谈判完成）、韩国（谈判结束）、新加坡（谈判阶段）、中国（谈判阶段）；
　　（4）日本，与印度尼西亚（提到提议）、墨西哥（谈判阶段）、菲律宾（提到提议）、韩国（谈判阶段）；
　　（5）新加坡，与美国（谈判结束）、澳大利亚（谈判结束）、印度（谈判结束）、韩国（谈判接近结束）、智利（谈判阶段）、墨西哥（谈判阶段）、巴拿马（谈判阶段）、中国台湾省（谈判阶段）、斯里兰卡（提议阶段）、巴基斯坦（提议阶段）；
　　（6）中国，与中国香港（启动实施）、中国澳门（启动实施）、新西兰（谈判阶段）、澳大利亚（谈判阶段）、智利（提议阶段）、巴西（提议阶段）。
　　（二）发展趋势的判断
　　我们仍基于4种模式划分对发展趋势进行判断：（1）RTA是基础模式，我们先将一个RTA、FTA比喻为一个自由贸易圈；（2）RTA+RTA、RTA+n（今后也可能表现为FTA+FTA、FTA+n）的形成意味着已有的某一FTA圈的“领地”在不断发生着“和平扩张”；（3）RTA+n、1+1则意味着各RTA、FTA圈之间有时会通过“圈圈相扣的绳索”相连结。于是，世界FTAs进程的发展趋势可以归结为“新圈不断产生、旧圈不断扩张、圈圈不断相扣”。
　　只要如此渐进趋势不停顿，最终，世界会形成单一FTA圈，这一FTA会将全球所有关税主体都“囊入怀中”。它实际上意味着全世界实现产品贸易自由化和产品市场一体化。
　　三、FTAs兴起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进程的影响及意义
　　第一，FTAs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费用，通过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通过推动新FTAs产生，从最终效应上促进了国际贸易。
　　关税是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一种特殊的交易成本。RTAs、FTAs会使这种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并使它在不长的时间内趋向于0；RTAs、FTAs还使贸易者与所选择的贸易伙伴之间物理距离拉近，由此节约了运输费用。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费用，FTAs能够大幅促进内部成员之间的贸易。我们注意到，NAFTA有3个经济地位重要的成员国；它的形成时隔现在不久，花费时间也相对较短；目前它还仅是一个FTA；这样，相比于观察EU，通过观察NAFTA协议实施，我们更容易分辨出FTA对成员国国际贸易的影响。NAFTA于1994年初启动第一轮关税削减，有关研究表明，1994年前9个月与1993年同期相比，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增长率大约是与非NAFTA国际贸易增长率的2倍；1980年时，北美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中区域内部出口占34%，1996、2002年分别上升49%、56%。
　　
　　当然，成员间贸易可能会对成员与非成员间贸易发生替代并在短期使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有减少的倾向，人们一般称这种影响为贸易转移或贸易替代。然而，全球贸易总成本毕竟得到降低；并且，这种贸易替代效应会促使贸易受替代关税主体也积极地与贸易伙伴尽快达成FTAs，由此促使世界贸易总成本进一步得到降低。如果受替代者应对积极，替代效应影响并不大。有关人士曾经针对NAFTA建立多大程度影响EU对美国出口；结果表明，总体影响很小，受到较大影响的产品种类则非常少。
　　第二，FTAs促进了国际投资，并且起到了优化了世界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效果。RTAs、FTAs对国际投资的促进和对产业组织的优化作用也是明显的：
　　（1）影响跨国公司（TNCs）FDI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无关税市场规模的大小。与无FTA时由多个关税区组成的市场格局相对比，FTA会使自由市场规模大为扩充，这无疑会促进某一FTA非成员国跨国公司对FTA成员国的投资。
　　（2）FTA会促使成员国企业按照无关税状态下整个区域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消费者分布的“本来面目”在区域内重新配置实业资本，由此也会促使区域内FDI有所增长。
　　（3）FTA形成后，取消关税保护促使企业在产品市场、要素资源方面重新布局，由此，它提升了企业素质，改善了产业组织形态。
　　以上促进作用在EU、NAFTA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体现：
　　——EU。除1990年两德统一使实际规模略有增长外，1986~1996年间欧共体、EU成员范围基本稳定。根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主编的各年《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1981~1987年间，欧共体各国FDI流入占世界FDI流入量比率一直稳定在28%左右；但在1992年形成统一市场的预期下，1987、1988、1989、1990、1991各年欧共体各国FDI流入占世界总流入比率分别28%、36%、41%、49%、50%，呈现持续、大幅增长态势；1992年后，统一市场基本形成，另外也由于世界FDI流向毕竟也受其他因素影响，欧盟所占比率开始下降，1996年后维持在27%左右。并且，1987~1991年间欧共体FDI流入比率大幅增长主要来自于成员国之间FDI流入增长，原因在于，成员国企业要按新的大市场要求进行产业组织优化，FDI实现的主要方式是企业并购。
　　——NAFTA。因美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超大国，NAFTA对其FDI流入影响难以分离和辨识。我们可从1994年前后流入墨西哥的FDI数量变化一窥端隅。有关实证研究表明，和其他非NAFTA经济体系相比，墨西哥的人均FDI流入、FDI/GDP在1994年前后均有大幅上升，其中美国作为FDI来源地的份额有所上升，但来自NAFTA以外经济体系的FDI增长程度也非常可观。从NAFTA形成后对区域内FDI流向和数量的影响上看，最明显地表现在美国棉纺产业大规模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墨西哥以及美国和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一体化进程再度得以深化。
　　第三，FTAs是实现全世界产品贸易自由化、产品市场一体化、生产过程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上面指出，FTAs的发展趋势就是全世界形成一个FTA。WTO工作目标也是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今后，FTAs、WTO将成为世界迈向产品贸易完全自由化“共同目标”的两条“路径”；二者相互促进和补充。FTAs由发生、兴起到朝向世界单一FTA“目标”演变的“路径”形态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新圈产生、旧圈扩张、圈圈相扣”。实际上，尽管这一进程未来的路径形态难以精确预料，但大致的路径方式却是轮廓初露。目前，全球大型RTAs已经初步确立EU（欧洲圈）、ASEAN+3（亚洲圈）、AFTA（美洲圈）三足鼎立的架构，而这3个顶点之间也已初步建立“RTA+RTA”的联络机制或合作设想：
　　（1）就亚洲圈与欧洲圈的联系而言，目前ASEAN与EU已经提议谈判建立自贸协议：
　　（2）就亚洲圈与美洲圈而言，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推动亚美自贸区的良好架构机制。
　　（3）至于欧洲圈与美洲圈的联系，早在1998年3月，欧盟委员会就向欧盟部长理事会提交《新跨大西洋市场计划》，该计划提出最终形成囊括欧美两洲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可以想见，当世界上这几大自由贸易“山头”被自由贸易“桥梁”连通起来后，那世界自由贸易最终完成也就为时不远了。世界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全球产品市场完全一体化。正如EU、NAFTA的经历表明，产品市场一体化还会促进跨国公司按照新的市场格局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从而实现生产过程一体化。
　　第四，FTAs还可能对区域共同货币、世界共同货币的产生，对世界各国经济利益共同性的强化，乃至对世界政治以和平方式一体化的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从EU发展进程中看到这样一种过程路径：部分产品贸易自由化→全部产品贸易自由化与共同产品市场→关税同盟→资本、劳动力流动自由化和共同要素市场→共同货币→对成员国外交政策进行必要协调。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国际社会还是普遍认为欧盟最终会向政治一体化迈出实质步伐。从主体意愿上看，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反映出欧洲各国，其中主要是德法两大国对战争和敌对所带来的痛苦之反省；反过来看，一旦行为主体基于这种反省态度转而产生通过新合作框架开展互利互惠活动的动机，他们一步步进入如上合作步骤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每一步的迈出都有未来利益的驱动。这实际是一个合作博弈局面形成和所有合作主体利益都得到改善的进程。
　　如上文所分析，从逻辑必然性上而言，至少当今FTAs兴起最终会导致全球形成一个统一的FTA和共同产品市场；同时WTO也从另一个方向上在推动形成全球共同产品市场。显然，对照欧盟发展历程，如果我们设想当今国际社会也普遍具有通过经济合作而不是战争过程来谋取利益的共识，那为什么不能由此推论全球FTAs兴起最终会促使全球共同产品市场、共同要素市场、共同货币的形成，乃至促成统一政治架构呢？反思这两年FTAs在全球兴起，至少表明国际社会实际上正开始“启动”这种共识。
　　目前全球各种RTAs、FTAs推动形成的还只是局部的共同产品市场，这是世界近200个关税主体之间在产品交易上的复杂利益关系一种反映和表达。综合我们上面的分析，在这种多局部“产品市场单圈”格局的基础上，正启动发生着以下3种运动进程：
　　第1种，局部“产品市场单圈”之间的边界在消解和扩张；
　　第2种，在这些局部“产品市场单圈”基础上形成局部“要素市场单圈、货币单圈、政治单圈”；
　　第3种，局部“要素市场单圈、货币单圈、政治单圈”之间的边界消解和扩张。其中第3种进程只是“态势微露”，因为我们除了看到EU货币联盟通过吸纳新成员扩张外，还没有看到两个货币同盟合并的提议。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在当前格局基础上将整个世界融汇形成一圈产品市场、一圈要素市场、一圈共同货币、一圈政治架构，这一过程会花费多长时间，将取决于全球所有关税主体之间在所有产品交易、要素交换、货币选择、政治互动等等过程上面的，种类更多、联系更复杂的更大量利益的彼此消长和相互关联，取决于各种当事主体对这种消长和关联的感受和反应。
　　于是，我们既从FTAs兴起中看到世界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曙光，也感受到它的艰难；并体会到它形成的可能路径的多样性和难以预见性。
　　四、中国应对FTAs兴起的战略与对策分析应该承认，较欧洲、美洲而言，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启动RTAs、FTAs的动作显得相对迟缓。正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FTAs的发展趋势和重要意义，我们从现在起就应非常重视FTAs工作。我们应该将FTAs作为一项新的外经战略来规划、开展和实施。基于以上关于FTAs发展格局、趋势、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从指导思想和行动步骤上，我国FTAs工作应采取以下战略方针和策略步骤。
　　1.积极通过有关合作架构，与周边国家缔结RTAs；从我国利益出发，促进我所在的RTAs、FTAs通过与其他FTAs合并或通过增加成员而得到扩张，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继续开展的工作包括有：
　　——促进ASEAN+3尽快达成协议。
　　——促进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的“中亚自由贸易区”尽快达成协议。
　　——在适当时机，推动ASEAN+3、中亚自由贸易区、南亚自由贸易区合并谈判；或通过其他途径，促使“亚洲自由贸易区”早日成形；注意在亚洲自由贸易区中发挥我国应有的影响力。
　　——积极关注亚洲与欧洲之间、亚洲与美洲之间大型FTAs协议动态，发挥我国影响力；按照对我有利、时机恰当原则，积极促进“亚欧自由贸易关系”、“亚美自由贸易关系”形成。
　　——在亚欧、亚美两大世界自由贸易协议尚未形成之前，积极促进亚欧、亚美有关关税主体之间形成局部自由贸易框架；推动亚欧、亚美相互联络。
　　2.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多项外经、外交、政治战略相结合，积极开展与有关FTAs和关税主体缔结“单对多”、“单对单”FTAs　就与其他外经、外交、政治战略结合而言，我国应注意的事项包括：
　　——从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角度来考虑，应注意到，我国目前还没有和欧洲、中东、非洲等世界区域的任何关税主体缔结FTA，若世界FTAs继续蓬勃发展，我国和这些区域的外贸有边缘化危险，因此，应该在这些地区中挑选某些对我外贸地位重要或者具有一定国际经济地位的关税主体，如西欧的德国、中东的以色列、非洲的南非等，进行FTAs提议和商谈。
　　——从国际资源战略角度来考虑，我国有必要选择某些石油、特殊金属矿生产地关税主体，开展互利互惠的贸易自由化谈判。
　　——从引进来战略、走出去战略、引进来战略与走出去战略相结合的角度来考虑；一是我国要置身于更大规模无关税市场，提升引资区位优势；二是我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连带贸易成本要降低；三是我国企业有必要置身于一个更大的“无边界”市场中，以促使我国企业素质提升和产业组织优化；因此，在承受能力得到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我国有必要选择恰当时机，尽早与EU、与NAFTA等大型RTAs采取单对多的方式缔结FTAs。实际上，这项工作的实际意义、事前规划、具体操作和我国加入WTO不无类似之处。
　　——从国家统一战略来考虑，大陆关税区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与台湾关税区缔结FTA；并且，我们还应该促成两岸四地的“中国（华）自由贸易区”早于亚洲自由贸易区形成和实施。
　　3.从我国利益出发，基于我国经济实力，积极引导我所在RTAs、FTAs向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政治合作的方向转变。
　　促进我国所在的亚洲大地区形成共同要素市场（主要是劳动力自由流动）、货币同盟对我国的利益是显然的。我们尤其关注的是，欧元大大便利了欧盟各国的货物交易和要素流动，同时也开始显现出与美元分庭抗礼的架式。亚洲各国如果不以FTAs为起点逐渐在使用共同货币这一点上联合起来，一是面临着相互之间产品和要素交易的成本高昂；二是面临着继续或使用美元，或使用欧元用作相互交易的国际货币，也就意味着还要向美国、欧洲“缴纳”铸币税；第三，亚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势必还会经常面临国际游资的投机性攻击。因此，亚洲地区的共同市场和货币同盟应该成为我们不遗余力推动完成的工作目标。我们应选择恰当时机，在两岸四地先开展这项工作。只是，我们要意识到，亚洲各关税主体的政治分歧、情况差异、独立意识、领土矛盾比欧洲各国大得多，将FTAs向货币同盟推进面临的阻力也更大，要解决的问题更棘手。
　　4.密切监控全球FTAs推动世界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货币种类一体化的动态，关注这些一体化进程对我国经济运行，对世界各方政治态度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研究对策，主动应对小范围FTAs演化为大范围FTAs，FTAs促成区域共同市场和催生区域共同货币；世界FTAs潮流推动形成世界单一FTA，乃至促成世界共同货币；这种趋势是必然的。但是，由于决策主体近200个，实现趋势性目标的可能路径会千差万别。在各种不同路径下，某一关税主体，或政治实体的地位有主动提出条件并制定规则和被动接受条件并遵从规则的差别。因此，我们应该密切监控世界FTAs签订动态；对世界任一FTA签订和可能签订，我们都要就它对我国经济运行、外交策略的直接、间接影响详加研究，前瞻性地研究对策，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争取主动。我们注意到，FTAs毕竟是一项和平、互利的事业，我国庞大的资源潜力和市场规模能够为我国在策略、谈判的主动性上提供良好基础。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种优势。同时，我国在FTAs协议以及后于FTAs发生的共同市场、货币同盟、政治合作协议的规划、签订和实施过程中也应注意工作方式，培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