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功能还有一方面是决定法条所用词语的含意。有时这些词语或者由法条定义，或者由法官定义。在这些案件中，定义就是法律问题，陪审团必须使用：陪审团不可以说不同意既定的定义并且使用不同的定义（如果这样，并且给被告人定罪，那么裁决可能被上诉）。一个例子是《1968年偷盗法》所用的“财产”一词的定义，在法条中已作出特定的技术定义（见第11章）。但是，有时词语既未被法条定义也未被法官定义，那么陪审团就必须以它所理解的运用它们。现代法律趋向于使用，可推测，简单，非技术性的语言，法官在使用时日益避免给出词语的完尽定义。他们会说这些是平常的日常用语，可以期望陪审团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理解和运用它们。同样来自《1968年偷盗法》的例子，是“不诚实”一词。这种简单词语的使用不限于法条使用的词语：像谋杀等普通法犯罪的“故意”的含意就是另一个例子。法官愿意解释陪审团如何可以从证据中推导出故意，但不愿定义。这样做的利弊将在本章的热点中讨论。

2-4 证明责任
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是检察官必须证明案件：虽然看证据被告人似乎有罪，但在证明有罪之前被告人是无罪的（Woolmington案）。检察官必须证明案件超过合理怀疑，法官必须引导陪审团除非确信所有的犯罪要素都已证明否则就不得定罪。“超过合理怀疑”一语是表达陪审团必须确信被告人有罪思想的习惯方式。它比民事案件中的证明标准高，如疏忽大意的行为，仅要求“概率平衡证明”：结论是原告的事实陈述要比没有更可能。因此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很可能相信被告人实施了犯罪但是如果对他有罪还有某些怀疑那么仍可以宣告他无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可能没有犯罪的罪责，但是要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法官不能直接定罪，因为只有陪审团才能认定事实以及将法律适用于事实。但是法官可以恰当地说“如果你发现事实是这样的那么就应宣告无罪，但是如果你发现事实是那样的那么就应定罪”。法官可以直接宣告无罪：有时法官有义务告诉陪审团，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即使陪审团相信检察官证据中的每一个词，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定罪正当。法官同样保证遵守证据规则并且可以排除那些不可采用的证据。法官可以直接宣告诉状指控的某一犯罪（“罪状”之一，指控的一个犯罪）不成立而把其他的留给陪审团。有时这可以通过说检察官既有举证责任—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留给陪审团的案件—也有证明责任—证明超过合理怀疑而得到解释。举证责任在于使法官满意，证明责任在于使陪审团满意。
这两种责任总是给予检察官吗，或者有时它们可以给予辩护方吗？重要的在于记住已述原则：在审判结束时，为了获得定罪，检察官就必须证明所有的犯罪要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检察官必须反驳被告人可能提出的每一项辩护理由，诸如缺乏故意或明知，自我防卫，激怒，醉酒，胁迫等等。如果这样的辩护由检察官依事实提起，那么法官将依据有关辩护的法律引导陪审团思考。如果辩护理由未由检察官的证据所揭示，以及如果检察官未使法官拒绝让陪审团考虑该辩护，那么被告人有责任举出足够的辩护证据向陪审团证明留下辩护理由是正当的。这仅是举证责任：被告人不必证明辩护理由。多少证据才足够取决于辩护理由的性质。如果被告人否认犯罪要求的明知或故意，那么他自己的证据就足以给陪审团了。但是在无意识行为案中，例如，被告人声称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法院就要寻找医疗证据来支持被告人自己的供词（见第3章6）。如果被告人未提供任何辩护证据，那么他使自己处于定罪的危险中，因为检察官更容易履行证明责任了。如果法官将辩护交于陪审团，那么检察官为了获得定罪就有责任反驳该辩护。
该规则有一例外（虽然我们将在第19章讨论认为这些例外违反了《1998年人权法案》的观点）。在证明某人患精神病前推定其精神正常，所以如果被告人提出普通法上的精神病辩护或法定的减责辩护，那么他就有证明责任，这两者均否定被告人的法律能力（见第10章和15章对这些辩护的讨论）。也有法律创立的犯罪明确地将证明责任给予被告人的情况（见Healy,1987）。在给予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所有案件中，要求的证明标准比对检察官的要求低：是概率平衡证明，而不是超过合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