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刑罚，也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最严厉的刑罚。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废除了死刑，有些国家仍保留着死刑。我国从目前的政治、经济实际出发，在现行刑法中保留着死刑，同时规定了特殊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因此，认真研究适用死刑和适用死缓的依据和标准，严格划清死刑和死缓的界限，坚决贯彻"少杀、慎杀"政策是我国当前极为重要的课题。
1、正确评价死刑功能，制定正确的死刑政策
如何评价死刑的存在价值?如何评价国家适用死刑同犯罪作斗争的功能?是取决于一个国家刑事政策的基础和前提。

18世纪前，没有人对死刑的效用提出过质疑。随着近代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兴起与普及，人的自身价值的发现与苏醒，产生了抨击死刑的思想与理论。特别是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者切查列·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在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死刑的不人道性、残酷性与不必要性之后，由此揭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死刑存置论者认为，死刑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可以达到一劳水逸的除害效果，具有最大的威慑作用；死刑废除论者则主要认为，废除死刑是教育刑论的必然产物，是纠正死刑存置缺陷的实践依据，符合刑罚发展的最终目标①。两种思潮截然不同的。

笔者认为，死刑之所以能够产生、发展并盛行数千年历史(至今大多数国家刑法中还保留死刑)，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死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说明了死刑在惩罚与预防犯罪中具有特殊功能。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并交付执行之后，犯罪分子有生命的个体便从社会上永远消失，从生死观意义上讲，人都具有趋利避害、向乐避苦的本质和求生本能，刑罚的严厉程度，迫使犯罪分子不得不考虑犯罪的代价，一般心理正常的人是不会以生命为赌注而进行犯罪的。从一般预防的角度看，同其他刑种一样，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的实现也是建立在死刑的威胁作用基础之上的。故死刑理应具有最强烈的威胁效果。
恰当评价死刑功能，是正确适用死刑的关键。笔者认为，既不能否认死刑的功能，也不能过高评价死刑的功能。有的学者认为："刑罚的威慑效果，一般来说，是同刑罚的严厉性呈正比例关系的，即刑罚越严厉，其威慑力便强烈；刑罚越宽缓，其威慑力便越弱。因此推知，死刑应当具有最强烈的威慑效果"①。这种观点，从逻辑推理上来讲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预防犯罪这样复杂的社会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严厉刑种可以解决的。从1983年我国实行"严打"以来的实践验证，十多年来不断增设死刑罪名，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数量大幅度增加，并没有起到"刑罚越严厉，其威慑力便越强烈"的效果，对于遏制严重犯罪更没有出现"同刑罚的严厉性呈正比例关系"的效果。所以，我们决不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杀人越多，威慑力越大，犯罪也就会越少。犯罪这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综合病态的一种反映，必须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诸方面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才能有效地预防犯罪。我国传统法文化中的"乱世用重典"思想极深，有的人甚至把这种思想推崇到"平世也用重典"的极端，导致我国死刑立法膨胀，居高不下。我国1997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97《刑法》)的413个罪名中，已规定多达七十个死刑罪名"。如果再不走出评价死刑万能的误区，就不能正确掌握适用死刑的标准，制定正确的刑事政策。
死刑政策是限制死刑的灵魂、统帅，有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即有什么样的死刑立法，从而产生为其所用的死刑司法。

我国学者对死刑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是什么，一是目前和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对现阶段的死刑政策，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是"保留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坚持少杀、慎杀。②"近来，学者通过对79年刑法典颁布施行以后大量补充死刑立法进行研究后认为，我国的现行死刑政策已由"限制死刑"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的转变，具体标志是：(一)严重刑事犯罪中的死刑罪名不断增多；(二)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有所降低；(三)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适用人数比以前增多；(四)国家一直强调对严重刑事犯罪进行严惩，而严惩就有多判一些死刑的含义③。更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奉行的是"祟尚死刑，扩大死刑"的指导思想，因而，现阶段的死刑政策应表述为"强化死刑。④"对我国今后应确立什么样的死刑政策，还要不要树立"少杀、慎杀"的指导思想，意见虽不一致，但多数学者认为，我国79年刑法典所确立的"限制死刑、少杀、慎杀"的政策既符合当时的立法实际，亦与国际社会限制死刑的潮流一致。实践证明，增设死刑并不足以抑制高犯罪率，也不足以遏制重大暴力恶性犯罪案件的上升。因此，应当对我国一度强化死刑的政策进行反思。重新确立"少杀、慎杀"的指导思想，回到"限制死刑"的政策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