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宪政建设成为我国学者广为关注的热点。学界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强势关注，学者纷纷着书立说，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研究宪政，观点有七种之多，[37]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又有三种。一是侧重从民主的角度界定宪政。早在1940年毛泽东便指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该观点对学界影响很大。如张庆福研究员就认为“宪政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争得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以便巩固和发展这种民主事实。宪政就是由宪法确认和规范民主政治制度及其实施。”[38]二是从民主、法治和人权三方面来阐述宪政。李步云在《宪法比较研究》一书中认为：“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则及保障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和维护宪法（护宪）、发展宪法（修宪）的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它包含民主、人权和法治三个要素，宪政是一个立宪、行宪、护宪、修宪以及根据时代要求与宪政实践要求进一步发展宪法的动态的实现过程。”[39]三是从权力制约、权利保障的角度来阐述宪政。与大多学者将民主与宪政紧密相连不同，这一观点跳出“宪政就是民主”的思维模式，从宪政的特殊功能入手来界定宪政。如仇加冕认为“宪政和法治是为克服人治的弊端而建立起来的，宪政的要义是国家的合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的同意，权力最直接来自于法律的规定，通过限制权力来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宪政要求建立权力分立和制约机制，宪政要求法治同时具备形式和价值的合理性。”[40]
我们认为，在探讨宪政的价值追求时，不应忽视西方宪政历史为我们提供的分析材料。宪政发源和繁荣于西方，我们无法拒绝西方语境下宪政的价值追求，否则我们只会落入晚清宪政运动的臼巢。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始于中国的危机之时，在“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下展开，是一种‘刺激-反映’式的产物，宪政只是救国的工具。”[41]由于对民族危亡的理智和情感的双重关注，人们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强盛，“他们把西方宪政本身所提供的那些价值放在一边，最感兴趣的是：宪政能为国家富强做些什幺？”[42]特殊的历史任务和人们认识宪政的思维方式消解了宪政本身的价值，西方宪政自传入中国，就基本上只具有形式上的完美。这直接导致了近代宪政运动的失败。故此，我们不赞成脱离权力限制和权利保障来谈论宪政。
另外我们认为也不宜将民主随意地放在宪政的名目下。尽管民主与宪政相互关联，其理念精神、制度框架及运作程序过程也能够互相支持，但是从概念上讲，民主与宪政相互之间并无逻辑上的种属关系。事实上，“宪政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民主涉及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涉及的是对权力的限制”。[43]民主的核心要素是“代表”、“责任”和“公民参与”，民主理论认为承认和保护个人尊严和自治的最有效方法是让人民通过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来管理他们自己。民主还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解释：在意识形态上，人民被假定为政府一切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宪法和法律合法性的基础，民主是一“合法性”概念。在制度层面上，民主是一套创设的制度，如投票制、代议制。在价值层面上，民主被表述为“对民负责”，所以民主政治有时被称为责任政治。[44]民主理论与宪政理论的差别是认识上的，也是实际的。民主认为人民比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有才能和品德，而且人们不会选择一个专制者来统治自己。而宪政则对人性持不信任态度，认为权力行使者会滥用权力。麦迪逊曾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政府的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应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45] 沃尔特·莫菲总结民主与宪政的区别时说：民主理论家坚持认为，确定明确界限的工作是很专断的，会受到自我利益的强烈影响。因此，最好不要将这个工作交给公共哲学家去做原则的判断，而是要交给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去作调整，因为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与公民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有能力去讨价还价和做出妥协，而宪政理论家相信，在涉及基本权利的问题上，应该取胜的是理性观点的质量而不是选票的数量；在有争议的时候，必须通过与漂移不定的公众态度脱离的机构来运作。[46]总之，“如果把民主理解为是建立在‘一人一票’原则上的简单的多数决定规则（majority rule）；那幺，宪政就是对多数派决策的一些限制，具体说来，是那种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施加的限制。”[47]民主和宪政虽无清晰的界限，但各自的价值追求是可以分辨的，要求建构不同的制度框架和运作规则来实现这些价值。我们认为，宪政与民主应该加以区分，宪政具备一个最低限度的普适性和绝对性价值，即是用宪法来划分和限制政治权力，保护人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