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上述模式的差异，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历史传统所决定的。在英美法系国家他们更注重当事人作用的发挥，但复杂的法律及其繁琐的运作却使许多普通的当事人力不从心，因而其律师业的发达则成为必然。同时，判例传统和充分的司法独立以及法官的权力，又决定了他们并不需要注重司法官员形式上的统一考试和集中培养。在大陆法系国家，他们大多数有较多的集权政治史，其近代法治的形成又大多通过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而非自下而上的革命。所以，其社会文化虽然在本质上属于私有制与市场化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个人文化，但却带有一股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由于上述历史因素和成文法传统，使得他们法律职业者，尤其是司法官员常常被认为是一种专业性的事务官，一种立法者所设计制造的机器的操作员。因而，他们更强调统一考试和集中训练培养，以保证其严格依法活动。
从历史实践看，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纵向一体化培养模式还是大陆法系的横向一体化培养模式，他们基本上还是比较成功的，都构建了自己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实现了法治化。因此，我国在司法改革中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构件我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三、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现状透视及构想
200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规定今后法官、检察官必须通过统一的司法考试获取从业资格。也就是说，单独的律考制度被取消代之而起是律师、法官、检察官统一司法考试。[6]P56这一制度确立对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步。
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保证法律从业人员具有共同的职业语言、职业思维、知识、技能和伦理，保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统一性和同质性，是现在所有法治国家的共同要求和共同特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之后，与法律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的是我国法律队伍的专业化程度过低，整体素质不高，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严重阻碍了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在西方法治国家他们对司法人员无一例为都有一套严格的遴选和培养制度，其法律职业资格都实行一元制。①这就使得他们必然具有共同的法律背景和渊源，具有共同的法律思维方法和共同的评价体系。其结果是“他们不仅相互间结合为精神上一个高度统一的职业共同体，而且在社会上构成一个专门的法律家阶层，他们使法律秩序的载体，使法律价值的卫士，是法治社会中一种最不足惧却甚为强劲的力量。”[7]P34
    于2002年3月底举行的全国第一次司法考试，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即我们学者中所提倡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开始在实务界初见端倪。同时，它也是我们司法界一直以来进行的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他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一场考试，有人通过，有人没有通过那么简单。尽管从形式上看，它和以往的律师资格考试、法官任职资格考试、检察官资格考试并没有大的不同。然而，考试结束后经司法部和法、检两家商同所确定的比例，显然大大提高了迈入司法界的门槛。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在本次考试中通过的只有7％比率的优胜者，他们面临着新的职业选择，意味着他们可能有机会通过相应的程序选拔后，从事自己希望从事的法律职业。而对于目前司法改革的主体—法院和检察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本次统一司法考试可以起到强化合作意识，修正各自的改革方向，最终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引导作用。
因而，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出台正是我们依法治国理性的选择，也意味我们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理性的承认。[8]P35但现在构建我们法律职业的共同体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第一、体制上的障碍，这一点是我国目前存在的首要制约因素。在现行体制下，法院是属于地方党委领导的范畴，它在人事、财政两方面都必须接受党委的领导，有些涉案重大事项还必须向地方党委汇报。法官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同属于党管干部序列，也就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已享受相应的行政待遇，其兼有党员身份更应服从党的领导。一般普通法官在现行体制下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其有多少领导。事实上也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讲:“司法决策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过程，每个法官对事实认定，对法律的理解与信仰应是独立的，法官除了法律之外别无其他上司”。然而，承认这种行政等级服从关系正与此相悖，法官不是对法律负责而是对领导负责。因而，在现行的体制下，法官应具有的所谓法律共同体的特征几乎荡然无存，其也就不可能具有独立超然的地位。[8]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