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独立审判，首先要求法官独立公正地审判，为此需要完善一整套机制。这当然可以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官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来达到，如法官不得擅自与当事人接触，不得接受当事人吃请，离退休的法官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在本地任律师等等。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制约和限制，以保障司法公正。

1.将公开审判落到实处。有关公开审判的具体看法及建议，见后面的专门论述，此处不赘。

2.必须明确规定法官不得介入庭外的事实调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30条第12项规定：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请客送礼”。此项规定尽管合理，但缺乏制度的保障。实践中，由于法官与当事人接触太多、打成一片，给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机会。“案子一进门，两头都托人”；有的法院甚至由当事人一方或当事人的律师付费，到外地直接采证或办案，或与一方当事人一同办案。杜绝此类现象的根本措施之一，是改变现行审判方式，取消主要由法官在庭外进行调查取证活动的作法。具体而言，是由诉讼的职权主义转变为当事人主义。

传统的民事诉讼体制在经历了结构性的变革后，已基本上由以法院对诉讼运行的职权干涉为特点的职权主义转变为以当事人主义为特征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在所有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里，其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都是当事人主义。这种现象实证地说明了经济体制与民事诉讼体制相互关系的本质。（注：参见张卫平《转制与应变——论我国传统民事诉讼体制的结构性变革》，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4期。）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始终处于主动和能动的地位。与职权主义下的情形相比，作为裁判主体的法官从基本意义上讲是消极的和被动的。按照职权主义的模式，法官可以以自己独立收集的证据为依据对案件进行裁决，法院在诉讼中完全不受当事人双方陈述的约束；在各种具体程序的发动和终结方面，法院具有主动性和决定性；在证据收集方面，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的证据范围以外收集其他任何证据，等等。而按照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法院裁判所依据的事实来源于当事人，法院只是对当事人所提出的事实以真伪为根据进行取舍，法院不能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范围以外主动收集证据；裁判所依据的事实以及裁判的请示都必须经过当事人双方的辩论，否则不能成为裁判的依据和对象；诉讼程序和其他辅助性程序都必须由当事人自己主动发动。（注：参见张卫平《转制与应变——论我国传统民事诉讼体制的结构性变革》，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4期。）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我们已开始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今后我们应当创造条件，逐步实行当事人主义，据此，在案件的正式审理开始之前，法官应尽可能避免与案件材料的接触，以免对纠纷的是非曲直产生偏见。法官（以及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应随着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的陈述，随着证据的相继提出和对质，逐渐地了解案件原委，并形成对案件的裁决。（注：朱苏力等《关于司法改革的对话》，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公共论丛），第162页。）而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目的只是核实当事人所提证据的原真实性，法院不应主动收集当事人主张事实以外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虽已将原来“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阅诉讼材料，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证据”的规定修改为“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87条第1款。）但仍然引导着审判主体过早投身于纠纷的解决之中，既易使审判主体失却中立、*然的立场，又不利于充分调动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诉讼的积极性。（注：参见蔡彦敏《论市场经济形势下民事诉讼结构的调整》。）

应当弱化庭前活动，强化庭审活动。我们认为，案件的事实部分，应由当事人在法庭上通过提供证据或辩论来认定，至多也只是由陪审员或书记员予以调查，法官在开庭前绝对不得与当事人或其律师私自见面。此项要求，既要作为工作纪律来约束案件的承办人，也应化作相应的诉讼制度体现在审判程序上，比如，一方当事人在发现主审法官有上述行为之后，可提请其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