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法官用问卷的方式审查这些人是否具备担任本案陪审员的基本资格。问卷中的问题一般包括是否年满21岁，是否在本地居住，是否有重罪前科，是否懂English/" class=kk>英语，是否身体健康，以及与本案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法官要根据候选人的答卷进行第二次筛选。在一般案件中，法官选出20人；在重大案件中，法官则可能选出40至50人。在上面提到的洛杉矶案件中，法官向那333人每人寄送了一份长达53页、包括148个问题的问卷，最后选出了73名候选人。

再后，法官通知这些通过“二选”的人在指定时间到法庭接受“庭选”。这是挑选陪审员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时候，双方律师都要参加。有人称这是正式审判的“前哨战”，而且往往具有预决胜负的意义。1990年，笔者在美国访问期间曾经旁听过芝加哥刑事法院的陪审员挑选过程。“庭选”开始时，法官先按照姓名顺序叫14名候选人进入法庭，坐在陪审团席上。陪审团的正式成员是12人，但是还要根据案件审判的“难易”程度和可能持续的时间长短设若干名替补陪审员。当正式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因生病、死亡或其他困难而无法继续参加时，便由替补上场。法官在对每个候选人提问之后要做出决定。如果法官认为此人可以担任本案的陪审员，就让这个人坐下；如果法官认为此人不适宜担任本案的陪审员，就让其回避，其空出的位置由后面的候选人依次补上。

很多美国法官都为找不到法律规定数量的陪审员而头痛。70年代以来，随着犯罪的增长，法院的审判任务越来越重。在毒品犯罪案件中，有些州还规定不得使用能够大大节省审判时间的“辩诉交易”，并且鼓励被告人选择陪审团审。于是，刑事审判中对陪审员的需求日益增大。虽然一般的美国人都认为担任陪审员是公民的义务，但是在现实中逃避此项义务者大有人在。他们或者是怕受牵连，或者是怕耽误时间。面对这种情况，有些法官不得不采取惩罚手段。例如，对那些被认为是故意逃避陪审义务的人，有的法官以藐视法庭罪处以罚款，有的法官命令其第二天再到法庭“罚坐”一天，还有的法官下令将其在法院“拘留”一天。

双方律师对陪审团的候选人也有否决权。这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有理否决”或“有理回避”；一种叫做“无理否决”或“强制回避”。法律对后者的次数有具体规定。例如，在可以判处死刑的案件中，双方律师各有20次“无理否决”权；在可以判处监禁的案件中，各有10次；在其他轻微刑事案件中，各有3次。由于“无理否决”不必向法庭陈述理由，所以双方律师都很重视这些机会。他们在询问候选人的过程中，千方百计了解其社会地位、个人经历、种族血统等情况，以便尽量把那些可能在审判中倾向对方的候选人排除在陪审团之外。

陪审团成员确定之后，法官就要让全体陪审员宣誓将公正地审理此案，然后庭审程序开始。在审判过程中，陪审员的姓名和身份都是保密的，除非他们自己愿意向外界披露。他们一起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场所，每天由法警的专车接送他们去法庭。他们一般都不能会见亲友，也不能看电视新闻和未经法警审查的报纸，以免社会舆论影响他们对案件的公正裁决。但是在那些社会影响巨大的案件中，陪审员往往是社会公众和新闻界关注的要点。在法庭调查过程中，陪审员主要扮演听众的角色。双方律师在发表辩诉意见的时候都要面对陪审团；双方证人在陈述案件事实的时候也都以陪审团为主要对象。但是陪审员们只能听，只能看，不能提问题，也不能做笔记。

庭审调查结束之后，法官要就本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向陪审团提供一份指导意见。然后陪审员们被带到秘密的评议室，就案件的事实问题进行评议。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的裁决必须得到全体一致同意。在民事案件中，陪审团的裁决一般只要求简单的多数。因此，在那些案情复杂而且社会影响大的刑事案件中，陪审团的评议往往是非常困难和旷日持久的。如果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始终无法就裁决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法官就要宣布将该陪审团“挂起来”，即宣布该案为“悬而未决”的“流审”，并重新组成陪审团，重新审判。然而，在社会上纳税人的舆论压力下，法官和陪审员们都不愿意承担“流审”的责任，于是就会竭尽全力在评议中达成一致意见。陪审团的评议和投票过程对外是保密的，但是对内是公开的。因此，熟悉陪审团运作情况的人士认为，除非有三人以上的小集团，否则陪审团中的少数派很难坚持自己的观点。判决宣布之后，律师可以要求法官审查陪审团的评议和表决情况，以便确定是否每个陪审员都真正同意陪审团的裁决意见。但是，只有当一名陪审员能够证明其是在他人逼迫下投的票，法律才允许律师以此为理由要求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