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相同的证明推演逻辑产生的证明“不能”，是直接否定了科技证明实践上的可行性，还是依旧演绎出我们上面阐述的科技真实的理论哪？先不论可行与否，看一下结果：采用科技方法获取的证据信息才在更广的程度上披露了未知（相较于其他的证明方法），因而也更接近了案件的绝对真实，或者说这种科技对于证明事态的还原更能体现事理发生的真实程度，作为一种反映法官的内心确信的人造裁断纠纷的制度设计而言，这种借助科技证明的作法当然互为优越的一种理性选择，不难我们就无法在以公正为根本的法庭上奢谈证明真实了，因此至少在工具层的科技证明价值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是一个人造诉讼体系对相对人为的科技证明的天然亲和的表现。
我们应该正视的是，这种亲和绝不仅仅意味着因工具的优异产生的妥协性的选择。以一个证误的角度来看“科学，假设永远不能得到肯定真实，他们只能被证明错误”①。既然在法律程序中证明成立肯定是不能，则反之证明一系列前提或条件的错误，不就可以在证明的反面确定假设的成立了吗？我们可以用如下几个原因完成我们的说明：
首先，与已确立的学识相冲突的观察（即证错）所带来的信息量会超过不冲突的观察。因此这将有助于在法庭质证过程与认证过程中为所有涉案人员提供更为丰富的证明信息，“与某一理论的预言相冲突的结果......比其他结果更能照亮人们的视野”②，显然强调证明错误将帮助克服了证“实”中的偏见。所谓证实中的偏见是指在科学证明中倾向于预先确定一种理论，随后寻找数据来证实其成立而不是反驳其成立①，该偏见与现代证据证明模式是格格不入的，尤其要被听审的法官所排斥，否则作为法律审判代言人的法官，将使居中的内心心证先天地偏向事实成立与否的一态，这不但有违神圣司法裁判的公平性公正性，也是法官恣意的一种放肆，进而可能背离了诸如“疑罪从无”（如果法官先偏向罪行成立的心态），或者是证人自由陈述等等的法律原则（特别是在大陆法系法官主导询问，其先存的心理偏好会不自觉地在询问时，干预了这种本应毫不受影响的证人陈述空间的要求）。
而证明错误可以更有效地在民事庭审过程中展开，一则便于当事人双方的交锋形态的构架，从而在彼此的交互中形成对各自证“实”中的纠偏，使证明在对方证错的制衡下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二则证明错误所借助双方各自立场的出发点，可以有效地纠正法官不自觉（因为自觉是不被法律允许的）形成的先决的内心偏向：无论法官先行倾向任何一方，对方的证错行为都会有利于减低法官上述的对于居中公正立场的立场的背离，从而实现整个诉讼状态的动态均衡。
不过仅仅证明证据中证明错误模式应用的成立，只不过解决了一个方法层面的问题，我们还得解决科学精度与证明错误的兼容性问题。因为证据所反映的科技真实始终是存有缺陷的，这不就意味着证明错误永远的存在：例如，在法庭上DNA检测结果的展示中，专家们的陈述一般是会强调从一犯罪现场或其他情境下提取的DNA与从人群中随机抽取的这个人的DNA相吻合的概率非常小（几十亿分之一）②，亦即目前最为精确的DNA检定，同样有着误差或者重叠性的可能，但法律并不因此就视之为法庭采信的否定证据而认同该检测信息的不成立，因为这种证明几率太小而不足以被采信，由此我们引入了概然性居上或者是优势证明标准（ON APERPONDERANCE OF PROBABILITY），这是科学性与证明错误在证据学兼容的纽结所在了。在民事诉讼中，当法律仅仅要求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证明其主张事实的真实性大于不真实性”时①，我们可以发现科技真实先天不足的致命伤——误差错误，是可以被证据系统所吸收认可的。诚如上述我们所讲到的亲和性，科学证明被民事诉讼宽容到了极宽的精度范围，美国学者摩根认为的“证据优势就在于一种使人信服的力量”（Covinecing Force）②，就真实而言，只要这个虽有瑕疵的信服力量足以校正其自身的因瑕疵带来的对于真相揭示的反力量，即使有误差不足以同样地被接受而认可。而且事实上，科技同样是存有弹性而完成上述理论自洽的，这种弹性反映在误差上就是一种对系统性和随意性误差③的认识与调整，从而使得科学的推断或结论具有现实的实用价值，这种弹性反映在科技证据认知推理上就是法官或陪审团心证形成的自由裁量权，亦即每个裁断者的科技水平下所能够接受的借助科学手段之后产生的证明信息，当然诉讼类型决定的证明标准要求将是这种接受过程中心证衡量的标尺了，比如刑事证明标准就要高于民事证明标准同样是适用于科技证明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