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04级法律硕士 100038)

【内容摘要】“农民工”这一名称是近些年来出现的新名词，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经常让人们联系到“农民工问题”，其中包含着农民工犯罪率上升问题，社会对之非常关注。为什么会有农民工犯罪，我们应该有什么对策。
【关 键 词】农民工 农民工问题 犯罪原因 对策

1984年以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形成了一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1984年以后，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农民到城市落户。于是大规模的“民工潮”出现了。到90代达到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自1978年至2000年间，中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1.3亿人，平均每年591万人 。据南方网讯有关调查预测，今后10年我国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1.76亿，预计今后20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3亿。这个数字令人忧心忡忡。农民进城市本是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服务，可是由于某些体制问题使得农民工的处境相当的艰难，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等等，我们把这些问题统称为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农民户口，但他们又从事着非农产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从传统意义上讲，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于是众多的学者们就干脆给了他们一个有概括性的名字：“农民工”。
“农民工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弱势群体”
一、农民工具有的特点
（一）、经济上贫困
“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形容中国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经典”比喻，如今常常被一些“愤怒青年”引申开来自嘲，后面还得加上一句：“赚得比民工还少。 ”
据有关统计，7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600元以下，20％左右月收入在600～800元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千元以上的工资，所以他们中多数人的文化娱乐支出都为零，即便有也最多不过二三十元。
经济上贫困决定了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的低下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
（二）、生活质量低下
我们日常所见的城市农民工，大多数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与他们所在谋生城市的居民有着很大的不同。衣着方面，因为与他们所从事的各种粗、重且脏的活计有关，农民工的衣着一般都极为简朴甚至粗陋。居住方面，农民工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的农居点，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则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内，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废料搭建的棚屋内，农民工居住条件的共同特点是：居住拥挤、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潮湿、蚊蝇滋生，往往成为城市中的卫生死角。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在城市中的开支，农民工的饮食一般比较简单，他们是农贸市场的低档菜蔬和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主要顾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们是旧自行车的主要销售对象，在所有的城市中都极为普遍且令人头疼不已的自行车失窃现象也往往与他们有关。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这种原始、简单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从住处到工作地点再到住处的循环过程，与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
（三）、文化生活单调
从目前农民工就业分布来说，在许多城市，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两大领域。二者相比，从事娱乐、餐饮、美容美发、家政服务等服务业的农民工，还有一些基本的文化生活，比如看电视和报纸。但从事较为艰苦的建筑业的农民工则90％以上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聊天、睡觉、打牌赌钱、闲逛是他们打发空闲时间的主要方式。少数民工偶尔也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比如看电视或去广场看电影和演出，但次数和时间都没有保证。
长年累月重复“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加之又缺乏健康的文化生活，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用看黄色录像或书刊的方式来打发时间。
（四）、中青年居多
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人均耕地低于一亩的地方，出来打工的农民大约95%是中青年，留在家种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
（五）、文化水平普通偏低、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
大多是文盲，小学文化，初中文化，其中绝大多数人初中尚未毕业。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两大领域。在这些行业里从事普通的劳务性工作，对职业技能没什么要求，收入自然也就不高，在城市生存的能力就弱。
（六）、法律意识不强
很多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学校学到的法律知识很少，从各种途径接受的法律宣传教育少，可以这么说，大多数农民工是法盲。
（七）、具有群体性特征
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一般大伙是一个村的，要不是一个大队的，要不是一个乡的，要不是一个县的，要不是一个省的。很少有单个农民出来打工的，我们经常能在建筑工地能听到操着同种家乡语音的农民工们在一起聊天。呈现群体性的特征。
二、由于农民工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导致农民工犯罪呈现如下特点
（一）、涉案人员中青年比例高。据某法院统计，在一年的农民工犯罪案件中，472名被告人平均年龄为29岁，其中30岁以下的383人，占总人数的81.1％。
（二）、涉案人员文化程度低。据某法院统计，被告人中，文盲14人，小学文化130人，初中文化221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初中尚未毕业，可见，有很多人没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就来到城市打工。
（三）、涉案人员就业情况不稳定。被判决的被告人中，没有工作的为317人，占总人数的67.2％。而其余的被告人中有失业经历的达八成之多。还有一部分被告人虽然找到了工作，但系临时用工收人很少。
（四）、涉案人员中有前科人员占一定比例。被判决的被告人中，累犯74人，曾受过劳动教养的32人，还有一部分人受过不同程度的治安管理处罚。并且这些人流动性强，再次犯罪率高，受过法律处罚不久又到别地重新犯罪，屡罚屡犯，有的甚至刚被刑释就在服刑地重操旧业。
（五）、犯罪类型以侵财性案件为主。472名被告人中，犯盗窃罪的306人，抢劫的40人，抢夺的14人，诈骗的9人。
（六）、“同乡”纠集进行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来自一个地区的占案件总数的74％，他们或为邻居，或为亲戚，有的甚抢劫等侵财性案件的增多。
三、农民工犯罪日益增多，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说法颇多，理由各异，我以为导致农民工犯罪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城乡生活的差距是造成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
农民工在出门打、工之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听信，老乡的介绍，或者根本不作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带上很少的路费和生活费就来到完全陌生的城市。由于素质偏低，适应城市生存能力不强，获取工作、的机会短缺、竞争压力激烈，他们或者。根本找不到工作，或者从事低收入高强度劳动。在没有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不得不沦为城市的新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抱着发财梦想的农民工一方面怀着城市致富的高期望动机，一方面承受着生存境遇艰难、生活环境恶劣。的残酷现实，二者对比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一方面农民工最终选择违＿法犯罪行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借．以获取生存的资源，由此导致了盗窃。至是亲兄弟。只要一人产生犯罪意图，总是想到找同乡帮忙。
（二）、法律调控手段的不力
目前，应付社会犯罪的专门机构普遍力量不足，经费不充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社会犯罪日益严重化、规模化、组织严密程度提高，法律调控机构控制的松懈和能力的不足自然为铤而走险的农民工犯罪提供了冒险一试的环境。另外，我们的执法工作者在处理农民违法犯罪行为时的简单做法和歧视的态度，要么减少了农民工求助公共部门的欲望，要么增加了农民工对公共部门乃至社会的不信任感甚至敌视情绪。这些都为农民工走人违法犯罪的歧途埋设了伏笔。
（三）、教育不到位，腐朽没落思想乘虚而入
近几年，随着高校的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在社会特别是农村形成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有大量的适龄儿童只上完初中甚至小学，就算“完成学业”。这部分人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精神空虚，抵抗能力差。常会因一些琐事而引起争斗，从而酿成大祸。同时，腐朽没落的文化渣滓也乘虚而入，他们禁不住诱惑，学习影视剧中的抢劫、盗窃、伤害等犯罪，闯入法律的禁区。
（四）、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侵害农民合法权益行为时有发生
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工头老板经常无故苛扣民工的打工费，甚至根本不予兑现。农民无论是在家劳动，还是外出打工，如果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很容易为了生计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五）、心理失衡，好逸恶劳
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近年来城市生活水平相对提高较快，面对社会财富分配多元，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农民工出来心理失衡，既羡慕他人出手阔绰尽情享受生活，又不愿意通过诚实劳动创造财富，而是想通过非法渠道快速致富，最终却是身陷囹圄。
（六）、劳动保障机制不健全，就业环境有待改善
由于盲目流动，民工就业形势严峻，再加上一些用工单位和个人，不讲诚信拖欠民工工资，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应救济手段还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从而诱发犯罪。2002年一家企业因拖欠民工工资，就出现所雇佣的三名民工将企业的部分生活用品拉回家中的现象。
四、应采取的对策
（一）、对于农民工由于经济困窘而进行偷、抢等犯罪的问题，我们应切实从保障其合法权益人手，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现象，规范职业介绍机构，使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欺诈等侵犯农民工合法权利的事件发生。同时，也要对农民工进行教育，使他们知道只有勤劳、合法劳动才能致富，否则只能害人害己。要完善农民工登记管理制度。建立外来人员用工登记制度，向民政部门申报，对其要定期进行相关法律知识培训；用人单位要了解流动人口来源，掌握他们的基本信息，与劳工输出地要密切联系配合；公安部门对流动人口的主要落脚点和活动场所经常进行治安检查，对条件比较差的地方要组织清理整顿，在流动人口密集地区能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有系统的户籍、档案、从业状态等的管理登记。民政部门要切实关心农民工的生活，对他们的子女给予同等的教育，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有效预防犯罪的发生。
（二）、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按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采取各种措施，严密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和预防犯罪工作，抓好农村治安综合治理。一是要切实提高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水平，及时解决乡亲、邻里之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做好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消除不安定因素；二是要积极抓好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散青少年、有轻微违法行为青少年的管理教育工作，最大限度地防止各类治安问题的发生；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维护农村青少年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的保证青少年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三）、针对农民工素质偏低的问题，除了严格贯彻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还应对其进行道德、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其道德素养，使其了解一些必要的法律知识，教育其用合法手段解决争议。可以设立法律援助服务站，组织专门的社工服务。通过这样的机构直接与农民工接触。一方面社工们能及时掌握矛盾纠纷，妥善加以调解，用法律来说服矛盾双方，避免矛盾激化、事态扩大而引发治安问题，减少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能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服务，让农民工了解法律、明白自己的权利，懂得如何使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且，社工可以定期组织法律宣传活动，达到强化法制宣传教育的目的。
（四）、丢掉团体排外的思想。应当在农民工心目中树立起一种“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的观念，这不仅要在农民工人员身上下功夫，也要对本地人员的观念进行更新，摒除一些对外来人员歧视、排斥的心理，本着诚信对待外来人员。有关执法者应当把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对农民工管理与控制的艺术性结合起来，以灵活多样的形式让初来乍到的农民工了解和适应城市的社会生活、社会管理、法律保障和其它法律法规等控制事项，使其感受到这座城市对其的接纳、包容，而欣然成为这里的一分子，接受城市对其的规制。如 2003年 5月，我市开发区管委会与青龙街道高士村委在开发区纺织工业园区内筹建的新市民公寓，专门对城市农民工进行集中公寓式管理服务。公寓内建设有教育、服务、管理等相关基础设施，不仅警务、医疗、计生等配备齐全，而且安排16周岁以下的女童全部接受学前教育和九年制义务教育，整个公寓管理有序、治安安全、生活和谐，成为广大农民工安居乐的“新市民集居区”。
（五）、积极教育引导农民群众走勤劳致富的道路。农民犯罪很大一部分是因谋取经济利益而造成的。因此，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群众进行管理之外，基层组织还要带领广大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积极教育和引导农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使农民安居乐业。
（六）、政府要足够重视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布了《2004年中国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蓝皮书透露的信息表明，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组建工会组织、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已经成为各级工会组织的工作重点。
目前，各级工会正着力推动解决企业的欠薪问题。蓝皮书披露说，去年，全国总工会向国务院报送了相关的建议报告，得到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广东等地的工会还积极推动制定企业工资支付的地方性法规，加强对企业欠薪的监督。
在企业欠薪的问题中，最为突出的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各级工会配合劳动保障部门努力建立欠薪预警预报制度、欠薪保障制度、劳动用工诚信制度，督促劳动部门加强对企业工资支付的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设立职工群众投诉信箱、投诉电话，建立欠薪案件处理制度，畅通社会监督渠道。
（七）、取消二元户籍制度，实行一元户籍制度
在50年代初期我国建立的二元户籍制度，实行城乡分治，是为了在国家工业化初期避免过多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造成城市膨胀，工业化成本上升的问题。但现在条件变了，种种社会现象已经表明那种二元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了。但是也不能说改就改，在改革的同时还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有８亿农民，而农民階級在最新的关于中国十大阶层的划分中，他们已经排到倒数几位了。意思是说农民地位低下，如果这种改革来得太快，城市农民工问题岂不更严重？所以只能一步一步做。同时政府还要极力关注农村，可以“以工赈农”，从而缓解农民的流动。
（八）、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民工纳入保障的范围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应该承认，就目前的条件而论，实现这一目标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首先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则不仅可以为农民工解决工伤、疾病、养老等现实问题，也有助于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间建立起一个连接的通道，对于逐渐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上这些做法都是可以借鉴的。相信只要社会、政府、用人单位都能真正从农民工的要求出发，农民工真正自强自立，农民工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农民工的犯罪率也会下降。

参考文献

1、《犯罪社会学》，宋浩波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2、《城市犯罪治理与稳定机制研究》，宋浩波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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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李培林。
5、《“压力型”农民流动：一个新的解释模式》，《中国农村研究》，徐增阳2001年卷，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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