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左翼思想家、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在美刊《新政治科学》第22卷（2000年）第2期上发表《21世纪的左派政治学－－或者再一次的理论和实践》一文，提出世界左派运动的失败正是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表现的观点，并分析了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之下的左派在21世纪的政治策略。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世界左派历史理论的崩溃

    世界左派曾拥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轨迹，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轨迹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轨迹。但它们今天几乎顷刻之间彻底消失了。

    法国大革命是一种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的被广泛认可的历史理论的象征，这种理论相信进步，相信人性本质上是理性的，认为历史是线性前进的，总是朝向良好社会发展的。不仅左派信仰这一历史理论，多数自由中派和部分右派也认可它。这种历史理论有诸多变体。例如，美国人想以美国革命作为它的象征，而英国人想以英国革命作为它的象征。另外还有人剔除了这一理论的政治革命因素，认为历史是世界经济的平稳的商品化进程，或是选举制度的平稳扩展，或是国家历史使命的实现，等等。但无论其差别如何，它们都相信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不可逆性。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历史理论，因为它相信“历史站在我们这边”，并提供了大团圆的结局。这一理论甚至也鼓舞了特权者，他们认为最终人人将享有特权，因此受压迫者也就不必抱怨压迫者现在必要的压迫了。

    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它传达的信息是，以法国革命为象征的历史理论并没有完成，因为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还受着组织为政党或国家的群体的压迫。这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只被世界一部分左派信仰，它比法国大革命更具乐观主义。

    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历史进步理论，尤其是列宁主义，都变成了可疑之物。相当多的世界左派开始怀疑上述历史理论的正确性。原因何在？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解释。中派和右派认为，世界左派误读了这一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某种程度上仍然正确，但是应当将良好社会界定为这样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掌握在非政府的部门手中，并不受约束地自由流动。这种空想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我相信再过10年就不会有人记得这种疯狂的妄想了。部分世界左派的解释认为，原初理论仍然正确，左派只不过遭受了暂时的挫折，－－（……此处有很多缺的地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区的过程。而这些新地区的工人经过一段时间后（比如大约20－50年）也会组织起来，要求更高的工资水平。于是资本家再度“逃走”。可是今天，资本家已经几乎无处可逃了，力图放慢工资上涨的进程显得极为困难。原材料、机器等投入和基础设施成本上升缘于同样的原因。资本家降低成本的主要机制是对其中的一部分不支付，而通过损害共同利益的方式获得。这称作成本外化。成本外化的方式有三：将废物转置到他人那里而又不支付处理费；以开采价购买原料而不支付原料再生所需的代价；使用由共同支出建造的基础设施。前两者意味着要不断寻找新的废物堆弃地和原料产地，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展到全世界，这样的地方越来越难找了。环保生态运动的兴起也阻碍了这些做法。第三种机制则意味着不断增加税收。

    税收的增涨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用政治学家的话说叫做世界的民主化，其后果是福利国家制度的扩展。人们要求的底线越来越高。这也是政治稳定的代价。最后，资本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要为成本上升负责。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工资、对某些成本进行内化、支持福利国家制度，以取悦工人阶级，提高生产效率。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成本的不断上升及世界范围的利润收缩。

    三、世界左派的传统策略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危机时，不同的政治力量会作何反应呢？该世界体系的上层会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大多数，他们将陷入混乱中，求助于短视的政治手段。另一类少数有远见和洞察力的人知道当前的体系行将崩溃，就创建一个新的体系并力保在新的体系中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惟一可行的策略便是改变一切以保存一切。无论如何，这个小群体的所作所为将是吸引人的和具有欺骗性的，他们会将自己的动议包裹在激进和进步的外衣里。

    战场的另一方也寻求重建这个世界，但是目的是使它变得更为民主和平等。这就是世界左派。当共同追求这两个目标的左派坚定地团结到一起时，实现他们所希望的重大变革就非常具有可能性。但当前世界左派软弱、绝望。在斗争中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19世纪以来世界左派策略的失误何在呢？世界左派策略的中心是“两步走”：首先夺取政权，然后改造世界。这种策略把控制国家机器作为克服特权阶层深厚的经济和文化权力的惟一途径，作为保证新型制度得以建设和维持的惟一途径。社会变革的其他道路被看成空想。尽管两步走看起来是惟一实际的战略，但它现在失败了。这是因为，一旦实现了第一步－－－而且确实在许多国家实现了－－－新政权看来不能够实现第二步。这正是老左派幻灭的根源。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某一政权如果没有如它所承诺的那样改变世界，那是因为领导者在某种意义上“背叛”和“出卖”了事业。但领导的背叛如同群众不觉悟的说法一样，没有说服力。这里根本的问题不是伦理的或心理的，而是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的国家拥有诸多权力，但它们并不是全能的。当权者不能够做到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他们仍然在台上。当权者实际上严重受限于各种制度，尤其是国家体系。这是一个结构性现实，任何一个执掌政权的社会主义取向的党也必须面对。

    造成上述两步走策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左派的分析判断有三个偏好，正是这三个偏好将左派推往国家主义。

    第一个偏好是认为同质好于异质，集权优于分权。这一点源于认为平等意味着同一这一错误假设。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思想家早已对平均和公平作了区分。但是对于急于求成的革命者而言，集权和同质化似乎是最简易最迅捷的道路。

    第二个偏好实质上是相反的。既然偏爱单一化，那么其逻辑结果应当是创造一个单一的世界运动并倡导世界政府。但现实世界是一个多国家体系，其中国家有强有弱，这就使得社会主义运动把国家作为在世界体系中保卫集体利益的机制。弱势国家的弱势群体在反对边缘化和压迫的斗争中除国家外看不到其他武器，他们认为掌握了国家结构就可以掌握自己。

    第三个偏好是，在对待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时，多数人都心照不宣地漏掉“博爱”；而自由主义中派还认为“自由”高于“平等”；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只有“自由”是关键，“平等”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彻底抛弃掉。世界左派，尤其是列宁主义一支，认为平等优于（政治）自由，这也是错误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自由与平等不可分离。在受制于不平等地位时人们不可能“自由”作出选择；而如果一个人没有其他人所享有的自由，他也就不是“平等”的。


    四、世界左派的新策略

    今天，世界左派处于困境。左派的错误、左派策略的失败，是左派所反对的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必然结果。左派昨天的失败和今日对这一失败的承认使左派有可能明天实现他们的目标。在新世纪上半叶，将有一种新型历史体系建立起来。那我们应当如何着手呢？我们首先能够做的事情是分析。左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前对世界的分析没有做好。在这里我可以提出以前一再提出过的几点建议。第一，要重视分析基础的选择。合适的分析基础是现代世界体系，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二，要用长时段进行分析，区别历史体系的周期规律和长期趋势，找出其产生期、准规范运行期和整个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期。第三，要理解体系进程的复杂性。第四，要重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的反体系运动和知识结构的制度性作用。第五，作上述分析的前提是，不要用那些我们主要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概念来满足今天的需要，来反映今天世界体系的地理文化。许多这样的范畴已经成为我们采取有效行动的巨大障碍。

    但分析本身还不是行动。左派应当如何行动呢？行动要求组织，200年来世界左派认为组织意味着高度协作，认为一个单一的等级制结构是最有效的也可能是惟一有效的行动形式。但事实证明这一信念是错误的。世界左派的社会成分差别悬殊，各自面对的是大量的不同问题，产生自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近年来美国左派口号“彩虹联盟”和法国左派词汇“复合左派”，便承认了左派的这种状况。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建立新型左派联盟的努力，这一思想的内核是完全正确的。只要人们组织到对他们有意义的形式当中，只要这些组织愿意沟通，形成有意义的联盟，那么我们的力量就增强了。这并不是议会政治。它能够在从地方到全球的各层次上运作。

    这样的联盟首先应当“迫使自由主义者变成（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迄今为止，自由主义者并不想履行他们的夸夸其谈，在当今世界体系中，人们在很多地方都没有个人选择自由。自由主义者限制移民，施行专利制度，使人们的生活依靠财富，如此等等，这都是反自由主义的。

    另外，我们还应当提出自己的正面纲领。20世纪60年代，左派将重点放在经济结构上，他们或多或少倡导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国有化。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左派政党或组织再提社会化或国有化了，有的甚至提出相反的建议。他们把重点放到了性别、种族上的不平等上。左派应认真关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复合不平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是需要我们着手消除的。这需要真正的民主方式，即真正人人参与。

    但左派在关注复合不平等之余，却大大减少了对重建基本经济制度的关注。如果资本主义崩溃了，我们还有实现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的替代性纲领吗？这个目标是要建立一种使共同福祉最大化并使分配公平的合理社会体系。可是当今世界左派，一部分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新”思想只不过是稀释过的中派管制资本主义体系的政策，另一部分人则念念不忘昔日的时光，此外没有任何新的有效纲领。这显示出严肃思想的贫困。

    关于基础性经济制度，世界左派应当面对这一责难：生产资料非私有制导致浪费、对技术效率失去兴趣和腐败。就“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而言，这种批评并非不正确。至今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权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但它们的应对措施是在它们的制度内为私有制辟出大片空间，并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尽管这样做可能会解决某些短期经济困难，但它却不能够解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寻求解决的基本问题，即消除巨大的不平等和巨大的社会浪费。

    我认为可能还有另外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它既可以吸纳私有制的多数优点又可以消除其多数负面影响。这就是把生产活动置于中型的、分权的、竞争性非赢利结构里。其中的关键是非赢利，即没有人得到“分红”或“利润分配”，全部盈余或者返回该组织或者通过税收收集起来再进行其他投资。这其实已经部分被试验过了。美国的多数大学和医院两个世纪以来就是按照上述原则运作的。多数国家的医院和大学尽管传统上由国家承办，但也是非赢利的和充分自治的。这些机构并不比赢利性机构运行得差。这些原则当然可以推广到生产领域的企业中去。

    我们首先应当记住的是，基本问题不是所有制甚至也不是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而是世界经济进程的非商品化。非商品化并不意味着非货币化，而是要消灭利润这一范畴。资本主义就是要将一切商品化，这个目标虽未彻底实现，但已带来众所周知的负面后果。社会主义则应将一切非商品化。

    总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500年来第一次处于体系危机中，我们现在处于过渡时期。世界左派应适时提出改变世界的纲领。如果我们不做，世界右派就会提出新的非资本主义的但是仍是不平等的替代方案，将我们囊括进一个新的、等级制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中。到那时世界左派再想变革便为时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