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首批35家信托投资公司披露的年报（或年报摘要）为基础，从法律的视角对组织形式（公司类型）、公司名称（商号权）、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内部治理（董事、监事及经理）、关联交易等方面的问题展开尝试性的研究。笔者希望信托投资公司完善自身的行动与监管机关有效监督的举措能够双臂合力，进一步规范年报披露行为和提高年报披露质量，从而推动我国信托业在阳光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信托；信托投资公司；年报；年报摘要；信息披露

一、引言

今年年初，银监会发布了《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并规定了年报（以及年报摘要）的内容、格式和首批披露年报的30家信托投资公司的名单。此次年报披露正式启动了我国信托投资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制度，银监会采取三年分步实施的策略，要求首批30家信托投资公司于今年4月底之前披露年报和年报摘要。在指定的期限内，有29家公司在银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纸上披露了年报摘要，只有1家公司（西藏信托）在申请延迟披露年报摘要并获得批准后，于5月25日公布了年报摘要。在此期间，2家上市公司（陕西国投和安信信托）按规定披露了年报摘要，3家公司（华宝信托、中泰信托和英大信托）自愿披露了年报摘要。因此，在已经完成重新登记的59家信托投资公司中，有35家正式披露了2004年度年报，占总数的59%。它们涵盖了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6个城市的信托投资公司：上海、北京和广东分别有3家以上公司披露年报，合计12家，超过了总数的1/3；天津、福建、江苏、山东和河南也分别有2家公司披露年报，合计10家，接近总数的1/3；其余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有1家公司披露年报。这种地域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信托投资公司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关系。此次年报披露是国内信托投资公司首次大范围公开经营信息，公司董事会及董事已公开承诺年报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做出了公开保证。因此，这次年报披露的可信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托业的发展状况。
35家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金融时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海金融报》《新疆经济报》等指定和非指定的报刊上刊登了年报摘要。其中，《中国证券报》22家，《金融时报》10家，《证券时报》6家，《上海证券报》5家，《上海金融报》2家，《新疆经济报》1家。有2家公司分别在3种报刊上刊登了年报摘要，有7家公司分别在2种报刊上刊登了年报摘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年报披露的渠道，也扩大了年报披露的影响力。上述35家公司大多都建有独立的网站，其中绝大多数在本公司网站上公布了年报全文。但是，仍有个别公司没有建立公司网站，或者网站上没有年报内容，或者仅仅在网站上公布了年报摘要。据统计，约有20%的公司没有按要求在网上披露年报全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报披露的及时性和充分性，使人们难以迅速地获知信托投资公司的全面信息。另外，银监会还要求将书面的年报全文及摘要备置于公司主要营业场所，供客户及相关利益人查阅。但是，35家公司对年报备置地点的表述差别较大，大多在年报摘要中表述为公司的注册地址，也有表述为“总裁（总经理）办公室”、“公司办公室”、“公司行政部”、“公司财务部”、“综合管理部”、“理财中心”等，只有少数规定为明确具体的营业场所。这种笼统的、模糊的表述，势必给客户及相关利益人查阅年报带来不便，也影响了年报披露的规范性。个别公司的年报全文和年报摘要在内容上基本相同，有的年报中还存在较多错别字等纰漏，这反映了少数公司披露年报的认真和细致程度还有待提高。
自从首家信托投资公司公开披露年报以来，有关年报分析的文章就层出不穷，多以短评的形式展开经济分析，尚未看到对年报进行法律分析的文章见诸媒体，这不能不说是信托研究（特别是信托法研究）中的一个缺憾。本文将着重从法律制度和规范的层面上对首批信托投资公司年报披露加以分析和探讨，由于年报中直观的法律问题很少以及笔者个人的研究水平有限，下文仅对组织形式（公司类型）、公司名称（商号权）、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内部治理（董事、监事及经理）、关联交易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展开尝试性的研究，以期对国内的信托实务和理论能有所裨益。

二、组织形式（公司类型）

根据统计，此次披露年报的信托投资公司在组织形式（公司类型）方面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共计有28家，占总数的80%；有6家公司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约占总数的17%；只有1家公司采用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约占总数的3%。这表明，有限责任公司是信托投资公司主导的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已占据一定比重，而个别国有独资公司的存在则隐含着信托业的企业改制尚未彻底完成。
从年报的内容推断，西藏信托采用的就是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出资设立。依据我国《公司法》第64条的规定，国有独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形式，其特征是投资主体的单一性和法定性（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以及责任的有限性，并且这种组织形式主要运用于国务院确定的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通常而言，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主要是基于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等考虑，由国家（或者其授权的机构或部门）对那些投资大、周期长、收效慢或者不以营利为直接目的（主要关注社会效益）或者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领域单独投资设立公司，即采用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具有特别必要性。在笔者看来，信托投资公司本身并不属于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也难以归入特定行业的范畴，目前仍采用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已没有必要。西藏自治区信托投资公司在其年报的公司战略规划中，也已明确提出“推进公司的改制与改革，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如此看来，国有独资公司这一组织形式退出信托业将指日可待。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的组织形式，也是我国《公司法》中的公司法定形式。就现实而言，目前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的主要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仅占较小比重，上述35家公司中有限责任公司占4/5，而股份有限公司不足1/5，由此可见一斑。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都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股东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相互分离，股东对公司和公司对外均承担有限责任，二者的组织机构也基本相同。但就信托投资公司而言，讨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孰优孰劣的关键还不在于资本是否划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人数是否受限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出资是否一定是货币、设立程序简单还是复杂等问题，而是信托投资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和专业理财的法人对公司制组织形式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公司组织形式，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股权结构、风险责任以及发展模式，尽管每一种公司组织形式都各有优劣，但发起人、投资者甚至立法者和监管者应当结合信托业的特点做出最适合的选择。
笔者认为，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继续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是必要的，但今后的发展方向应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尤其对规模较大的公司而言更应如此。首先，信托投资公司目前以3亿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的起点，资本规模已比较大。况且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已经或正在发展为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控股集团，规模可观。相比于有限责任公司通常适用于中小型企业，而股份有限公司则适用于大中型企业。因此，信托投资公司更适宜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以适应资本增加和规模扩张的发展趋势。其次，有限责任公司在组织和经营上具有封闭性或非公开性，只能由发起人募集资本，股东人数有上下限要求，股份转让受到严格限制，证明股权的出资证明书不能流通；而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开放性和社会性，可以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股东人数有下限而无上限要求，股份转让亦比较自由，证明股权的股票可以流通。因此，信托投资公司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更有利于资本的募集、股权的分散和股份的流动。再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权限较大，董事通常由股东兼任，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控制紧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程度较低；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权限较大，受股东大会的控制较小，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程度较高。因此，信托投资公司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更有利于减少大股东控制、规范关联交易和独立自主发展。复次，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更加严格，财务状况的公开程度更高，加之前述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因此更有利于对信托投资公司的监督。最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可以申请上市，能为信托投资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提供有利条件。一言以蔽之，与我国“人合兼资合”的有限责任公司相比，资合性的股份有限公司更有利于信托投资公司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早在80多年前制定的日本《信托业法》就明确规定，只有股份有限公司才能成为营业信托法人，这也说明选择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对信托投资公司具有较充分的合理性。
另外，在上述3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只有2家是上市公司，这也是目前我国信托业中仅有的2家上市公司。依据《公司法》第152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应符合6个条件，其中首要的条件就是“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已向社会公开发行”，而兜底的条件也是“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其他则是有关公司股本、开业时间、盈利状况、股东人数、持股比例、遵守法律方面的条件。由此可见，我国目前信托投资公司上市的关键仍是行政监管部门的批准。相比于稀缺的“信托牌照”而言，信托业中的“上市牌照”更为稀缺。笔者认为，监管者可适时地允许部分规模较大、资产优良、结构规范、业绩良好的信托投资公司依法上市，以推动信托业更快和更好地发展。当然，对信托投资公司而言，在完善自身的基础上适时地借壳上市也不啻为一条发展壮大的捷径。

三、公司名称

从35家信托投资公司的名称来看，有近50%的公司名称仅以地理名称（所在省市）命名，未对公司名称权（商号权）给予足够重视。《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没有对信托投资公司的名称做出详细规定。但是，参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等，企业名称应当由行政区划、字号（或者商号）、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依次组成，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信托投资公司名称在实现公司法人的人格特定化时，也体现了公司的商业信誉，仅以地理名称命名而缺少商号，这不仅不利于公司名称权和商业信誉的保护，也不利于公司的跨地域和跨国经营。
从法律的角度讲，商号是公司的特定标志，是与其他公司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性质，具有排他性和专用性，与公司同生同灭，代表着公司的信誉，还可能注册成商标。《巴黎公约》将商号权纳入工业产权的范畴给予保护，我国法律虽对商号权未有明确规定，但《民法通则》中有保护企业名称权的具体规定。目前，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已经开始重视公司名称的重要价值，主要通过继承母公司商号和自主创立商号来逐渐树立自己在行业内的品牌。前者如“平安”、“中信”、“兴泰”、“粤财”等，后者如“中诚”、“新华”、“华信”、“中融”、“百瑞”、“中原”、“北方”、“联华”、“国民”、“安信”、“中泰”、“英大”等。另外，还有结合母公司特点来确定名称（商号）的，如“中海”、“华宝”等。
信托投资公司在市场化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商号和商号权。一方面，应该积极树立品牌，通过注册等法律途径确立商号的专属使用权；另一方面，应该将公司名称（商号权）纳入到重要无形资产的保护范畴，在资产评估、企业并购等过程中充分考虑品牌价值。另外，有不少信托投资公司已经、正在或即将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其间公司名称（商号权）的转移、使用、许可等都应建立起完备的法律衔接，以巩固和拓展品牌的价值。

四、注册资本

目前信托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起点是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600—3000倍、一般股份有限公司的30倍[1]，也远远高于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2]等金融类法人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在3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注册资本最高的是27亿元，最低的是3亿元；注册资本在10亿元以上的公司有9家，约占26%；注册资本在6亿元以下的公司有23家，约占66%。其中，注册资本在20亿元以上的公司仅有3家，注册资本在15亿元以上的公司仅有5家。整体而言，资本规模雄厚的大型信托投资公司仍是少数。资本是公司赖以生存的财产基础和信用基础，公司资本是《公司法》中的特定概念，用来表示由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股东将要认缴或已经认缴的出资总额。公司资本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由于《公司法》采用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即要求股东足额认缴公司章程确定的资本，因此注册资本与授权资本、发行资本、实收资本具有等同含义。从各个信托投资公司的年报来看，注册资本与会计账面的“实收资本”基本相同，实现了足额认缴。
注册资本是公司的重要法律特征之一，它和公司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等一样，理应成为公司概况的基本内容。但是，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只在年报的会计报表中列出了实收资本，却没有在公司概况中列出注册资本，这有待完善。从信托业立法的角度讲，监管者对注册资本的重视和规范程度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1986年颁布实施的《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已废止）规定，金融信托投资机构必须具有最低限额的实收货币资本金，不同行政区域的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的实收人民币自有资本金最低限额分别为5000万元、1000万元和500万元，经营外汇业务的必须同时分别拥有500万、200万和100万美元现汇的最低限额实收外汇自有资本金；另外，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的注册资本最高可以为实收货币资本金的３倍。[3]这里，“实收货币资本金”和“注册资本”表征了不同的含义，而且前者成为了金融信托投资机构设立的资本要求。在2001年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已废止）中，“注册资本”已被正名，其相关规定与2002年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大体一致。依据《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除了可以用货币出资，还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但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0%。[4]《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14条仅对信托投资公司经营外汇业务时的资本构成做出了限定，即注册资本中应包括不少于等值1500万美元的外汇，但并未对股东或发起人的出资形式做出详细规定。从此次披露的年报看，信托投资公司股东或发起人的出资形式基本上是货币资金，这与金融机构的特质是大体对应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注册资本代表了公司的最高集资能力、公司运营的物质条件、股东对公司的承诺程度和承担责任的界限、公司对外承担债务责任的基础等。加之，我国《公司法》严格贯彻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公司设立时必须在章程中明确规定资本总额并且由股东足额认缴）、资本维持（公司应维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财产以保持公司的偿债能力和保护债权人利益）和资本不变（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变更已经确定的公司资本）。因此，注册资本对信托投资公司具有重要意义。2001年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已废止）中规定，信托投资公司接受由其代为确定管理方式的信托资金总余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金的10倍。[5]虽然2002年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中已无此规定，但其第48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或者拆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第50条第1款规定，信托投资公司每年应当从税后利润提取5%，作为信托赔偿准备金，但该赔偿准备金累计总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20%时，可不再不提取。由此可见，注册资本与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信托业务存在密切关系。从上述35家信托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状况看，整体上资本规模仍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既限制了公司规模和业务规模，也影响了公司的资信水准。与银行、证券、保险相比，信托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规模明显较小，还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因此，可以积极引入外资，尤其应当为国内民间资本进入信托业提供通畅的渠道，以充实和提高信托投资公司的资本及信用。

五、股权结构

根据统计，在首批年报披露中，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信托投资公司，股东数最少的是2个，最多的是13个；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信托投资公司（上市公司除外），股东数最少的是7个，最多的是38个。除了3家股东数“未知”和1家单一股东（国有独资）外，首批披露年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中，2个股东的公司有7家，3-5个股东的公司有11家，6-9个股东的公司有7家，10个以上股东的公司有6家。另外，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0%的公司有21家，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90%的公司有10家（不包括国有独资100%持股），第一大股东的最高持股比例为99.256%。整体而言，可以将这批信托投资公司股权结构的特征概括如下：
（一）股权的集中度过高。《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为2-50个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不少于5人（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可以少于5人，但应当采取募集设立方式）[6]。上述信托投资公司的股权大多集中于2-9个股东手中，总计有25家公司，股东数超过20个的只有1家公司，而且有50%的公司只有2个股东，处于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数的底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使大股东控制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必然。
（二）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过高。上述信托投资公司中有60%处于大股东绝对控股（持股比例超过50%）的状态，29%的公司处于大股东“准独资”控制（持股比例超过90%）的状态（不包括国有独资100%持股），其中持股比例超过95%的有8家公司，这里还包含了6家持股比例超过98%的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最高的是目前我国注册资本最高的信托投资公司（平安信托），持股比例高达99.256%。单一股东极高的持股比例加重了大股东控制信托投资公司的力度。
（三）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在实质上进一步提高了股权的集中度和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3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有5家直接披露了股东的关联关系，详见下表1。尤其当股东数很少(例如2-3个)且相互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时，公司的股权几乎可以认为是集中在了1个实际控股股东手中，此时公司的组织形式（如有限责任公司）近乎虚设，表面上的股权分散（多个股东和小股东持股）就成为了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空壳。
表1：部分信托投资公司直接披露的股东关联关系
信托投资公司简称 股东A 股东B 股东C 股东关联关系 合计持股
中信信托 80.30% 19.70% B是A的全资子公司 100%
外贸信托 90% 10% B是A的全资子公司 100%
江苏国投 98% 1% 1% B是A的全资子公司，A对C控股70%，B对C持股30% 100%
联华信托 25.49% 15.69% B对A控股90% 41.18%
中泰信托 29.97% 9.99% B是A间接控股的子公司 39.96%

（四）国有资本控股处于绝对地位。3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直接以“国家股”占据控股地位（无股东具体名称和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有1家（中诚信托），地方政府直接独资控制的公司有1家（西藏信托），由地方政府的财政厅（局）或国资委直接控股的公司有6家（吉林信托、甘肃信托、天津信托、百瑞信托、内蒙古信托和陕西国投），国有资本间接控股（即国有资产管理或经营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为第一大股东）的公司有22家，合计为30家。这种国有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股权结构使“所有者缺位”和“代理链风险”等制度性障碍深植于信托业的体制中，信托投资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及其衍生的管理层经营等问题就具有了深刻根源。另外，国有资本控股处于绝对地位，也使部分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金融载体，在地方政府偏好的左右下逐渐失却了公司作为金融类法人的独立意志，影响了公司深化改革和长远发展。
（五）企业集团控股占据较大比重。上述3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企业集团直接控股的公司有13家（新华信托、上海国投、中海信托、平安信托、厦门国投、山西信托、中融信托、中信信托、苏州信托、外贸信托、江苏国投、兴泰信托和华宝信托），约占总数的37%。其中12家的直接控股比例超过50%，9家的直接控股比例超过80%，4家的直接控股比例超过95%，直接控股比例最高为99.256%。如果将企业集团全资或控股的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也计算在内，那么将至少有3家公司是企业集团单独控制的（中信信托、外贸信托和江苏国投），即持股比例达到100%。另外，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直接持股（15.69%）和关联公司（控股90%的公司）的间接持股（25.49%），实际上也对联华信托形成控股[7]。这些企业集团中虽然也有民营企业集团，但绝大多数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涵盖了从基础工业到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集团控股占据较大比重，使信托投资公司成为了大型工业企业挺进金融领域和大型金融企业构建金融控股集团的投融资平台，并进而成为企业集团游刃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产业市场的核心枢纽。
总之，从35家信托投资公司的年报内容来看，股权高度集中、大股东高比例控股、股东关联关系、国有资本和企业集团控股比重大等交织在一起，使公司的股权结构整体上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况。实际上，长期困扰信托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缺陷、违规经营、高风险关联交易等诸多问题莫不发端于此。股权结构反映了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和控制权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并且不同的股权结构设置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我国信托业原有体制的惯性和目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信托投资公司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改革现有的股权结构，但从公司长远发展和打造核心竞争力以及目前规范经营、控制关联交易风险等角度出发，改进目前的股权结构还是非常必要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适度分散股权和降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规范股东（包括企业集团）的关联关系并确保披露的充分性，尤其应积极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以稀释国有资本，从真正实现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和依法自主经营（《公司法》第4条第2款和第5条第1款）的基础层面上来完善股权结构。
另外，公司制的设计原理在于经营风险的三次分散，即第一次是通过股东投资将风险分散给股东，第二次是通过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将风险分散给公司，第三次是通过公司对外有限责任将风险分散给公司的债权人。信托投资公司也同样体现了公司制这种风险分散的精妙之处，使得股东投资的风险大大降低，公司成为了募集资金的有效载体。但是，公司制也是双刃剑，股东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滥用公司的法人人格，即利用自己对公司的有限责任和公司对债权人的有限责任来规避法律义务。信托投资公司在自营业务尤其是信托业务中管理和处分着大量财产，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母公司）可能会采取滥用其控制地位、不当管理、干涉行为等，通过公司这一“壳”来转移财产或谋求私利，以达到逃避债务等非法目的。这实际上会将风险全部转移给信托投资公司或者其债权人，而将利益全部归属于幕后的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母公司）。尤其当集团公司、母公司、控股公司或股东公司与信托投资公司在资产、财务、业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重合或交叉的时候，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违法的关联交易则很有可能隐匿于其中。对此，除了监管机关对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等的密切监控及有力规范外，新《公司法》可通过引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来揭开信托投资公司法人面纱后面的实际控制人，并追究其无限责任，从而切实保障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

六、董事、监事及经理

在3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董事数量最少的是4人，最多的是16人；分别有7家信托投资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和职工董事；设立独立董事最多的是2家上市的信托投资公司，分别为3个和4个；设立职工董事的基本上是1个；还有1家信托投资公司设立了1个职务董事。有3家公司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吉林信托、甘肃信托和湖南信托），有3家公司的总经理空缺（或未设立）而由董事长实际代行总经理的职责（西藏信托、江苏国投和兴泰信托），这二者合计共有6家公司实际上处于“董总不分”的状态，约占总数的17%。总经理或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董事会成员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共计有30家公司，约占总数的86%，这使得董事会与高管层（主要是经理层）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重叠状态。依据《公司法》，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并对董事会负责，但董事会的职责主要是决策重大事宜并监控决策执行情况，而经理层的职责主要是执行董事会的决策并负责具体落实，明确区分二者的意义还在于形成制约与反制约的关系。前述“董总不分”和董事会与经理层过分重叠的情况，虽然并不与现行《公司法》抵触，但实际上使决策权与执行权高度合一，从完善信托投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显然是弊远大于利。
上述35家信托投资公司都设立了监事会，但有3家公司（西藏信托、中信信托和海协信托）的监事会仅有2名成员，这与《公司法》中关于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3人的规定（第52条第1款）不符，也难以用《公司法》第52条中只设监事的例外性规定做出解释，毕竟这些公司的规模并不小，而且已经明确设立了监事会。有5家公司（中诚信托、山西信托、外贸信托、中原信托和湖南信托）明确设立了监事会召集人，其余公司大多是设立了监事长，但仍有3家公司（上海国投、东莞信托和西藏信托）既无监事会召集人也无监事长，其中1家公司（东莞信托）只有副监事长而无监事长。西藏信托是唯一采用国有独资公司形式的信托机构，董事会成员5人、监事会成员2人、未设立经理。这虽然符合《公司法》关于国有独资公司不设立股东会、董事会成员3-9人的规定，但与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3人和设立经理的规定有所不符[8]，也违背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的相关规定[9]。
另外，部分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和监事存在无明确任期（或者仅有选任日期）和超期任职（实际任期已逾3年）的情况。有8家公司（东莞信托、中融信托、中信信托、外贸信托、百瑞信托、中原信托、联华信托和华宝信托）中存在监事任期不足3年的情况（实际为1年半、1年、9个月和半年等不确定的期限），约占总数的23%。有1家公司（外贸信托）的董事长无任期（而其他董事有明确任期），有3家公司（上海国投、吉林信托和英大信托）存在董事无任期的情况（仅有选任日期），有2家公司（吉林信托和英大信托）存在监事无任期的情况（仅有选任日期）。共计有4家公司（新华信托、上海国投、吉林信托和英大信托）存在董事超期任职的问题，有3家公司（新华信托、吉林信托和英大信托）存在监事超期任职的问题，其中董事和监事超期任职时间最长的分别达到了2年和6个月[10]。董事、监事超期任职的问题明显有违《公司法》的规定（第47条、第53条、第67条、第115条和第125条），也暴露出部分公司在董事会、监事会届满改选问题上存在重大疏漏，部分董事或监事实际上是在未经法定程序换届选举并获得连选连任的条件下超期行使权力，进一步可以推定，部分公司的董事会或监事会在届满而未依法改选的条件下实际上从事着违法且无效的职务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有1家信托投资公司（苏州信托）的监事长兼任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助理），有1家公司（内蒙古信托）的部分董事和监事由地方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和财政资金管理部门的领导直接出任。前者虽然没有明显地触及《公司法》关于“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第52条）的禁区，但这种不合理的职务兼任显然不利于发挥监事会对经理的监督和制衡作用；而后者则违反了《公司法》关于“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第58条）的规定及其他党纪国法，也明显有悖于政企分开的改革方向。另外，设立了独立董事的7家公司在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双头监督”的二元结构下，如何明确二者的角色定位和降低监督成本，并妥善处置二者监督权力重叠、交叉、冲突等现实问题，已亟待解决。即便就监事会而言，35家公司基本上是在监事会中设立股东监事和员工监事两类成员，面对时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上市公司等机构积极引入外部监事（包括独立监事），长期存在治理结构缺陷的信托投资公司在内部监督乏力抑或缺位的情况下，将如何在新意迭出的监督制度中做出抉择，这也是需要深思的。

七、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是年报中的重点问题，也是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根据统计，35家公司中，除了8家公司没有明确披露关联交易金额外，其余27家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2328992万元，平均为86259万元；其中，关联交易金额超过10亿元的有7家公司，超过1亿元的有23家公司；仅有1家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发生关联交易，4家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在1亿元以下，关联交易金额最少的为300万元；共涉及关联交易方237个，有25个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股东、控股股东、母公司、受同一股东控制、同一实际控制人、非控股股东或对本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等紧密关系，有22个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控股子公司、子公司或参股公司等关系，有8个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子公司之子公司、非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或子公司、子公司的参股公司、关联方的子公司、同一关键管理人员或集团客户等关系。由上述不完全的统计可以发现，信托投资公司中普遍存在关联交易，绝大多数公司的关联交易数额巨大，并且与复杂的股权投资和董事兼任等问题密切相关。另外，已披露关联交易的信托投资公司均没有为关联方担保发生垫款的情况，但有4家公司（山西信托、甘肃信托、新疆信托和粤财信托）存在关联方逾期未偿还公司资金的情况，共计5笔。其中，2笔为原来财政信用贷款，已经转拨为公司资本金，3笔仍逾期未偿。这表明，除了目前大多数关联交易存在的隐性风险外，少数关联交易的显性风险也很有必要及时防范和化解。固然关联交易本身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不少信托投资公司还倚赖关联交易来巩固和发展业务，但以“本恶”为出发点对关联交易的风险加以防微杜渐，这对目前基础脆弱和结构缺陷的信托业而言无疑是有益的。
《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关联交易的总量及重大关联交易的情况，并要求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逐笔披露（第15条）。但是，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实际上没有披露关联交易的总量，对一些重大关联交易也是讳莫如深，在交易内容、定价原则、交易方式、交易金额等重要问题上常常是避而不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以下简称《准则》），关联方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由此可见，判定关联交易的关键是关联方或关联方关系。《准则》认定关联方或关联方关系的标准是：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将其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也将其视为关联方。主要分为5类，即：第一，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企业或受其他企业控制，以及同受某一企业控制的两个或多个企业；第二，合营企业；第三，联营企业；第四，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第五，受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35家信托投资公司年报对关联关系（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系）的表述纷繁多样，但主要有以下17种：股东；控股股东；非控股股东；同一母公司；受同一股东控制；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子公司；母公司；非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或子公司；关联方的子公司；子公司之子公司；子公司的参股公司；同一关键管理人员；对本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集团客户。
就年报的内容而言，信托投资公司通常把关联交易区分为自营业务中的关联交易和信托业务中的关联交易，并且将关联交易方区分为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四类关联交易中，（1）公司固有财产与关联方之间交易的数量已知101个，内容（或方式）涉及贷款（包括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质押贷款）、担保、应收（付）款（还包括利息、利润）、股权投资（包括股权转让和投资收益等）、融资租赁、申购基金、购入债券、资产置换、债务重组、咨询服务、委托开发软件等，其中以前三项居多；（2）信托财产与关联方之间交易的数量已知53个，内容（或方式）主要涉及贷款（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投资（包括信托投资）、股权信托受益权转让、申购基金等，其中以信托贷款居多，包含了集合资金信托和单一资金信托中的信托贷款；（3）公司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之间交易的数量已知22个，内容（或方式）主要涉及转让固有财产（包括回购固有财产）、转让信托财产、转让信托受益权、拆借信托项目资金、代缴税金、资金占用等；（4）信托财产之间交易的数量已知29个，内容（或方式）主要涉及转让信托财产、转让信托产品、转让信托受益权以及投资等，其中以转让信托财产居多。由统计数据可知，信托投资公司固有财产与关联方之间交易的数量最多，并且披露得也比较清晰明确；相反，与信托财产相关的其他三类关联交易则显得数量较少，并且也鲜有披露或者披露得比较模糊。
就现行的信托法律法规而论，《信托法》确立了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区别、不得混同（第16条）、由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债权不得与受托人固有财产产生的债务相抵销、由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得相互抵销（第18条）、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第27条）、受托人通常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第28条）等制度，《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也确立了不得利用受托人地位谋取不当利益、将信托财产挪用于非信托目的的用途以及通常不得以信托财产提供担保、将信托资金投资于自己或者关系人发行的有价证券、将信托资金贷放给自己或者关系人、将不同信托账户下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和以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第31条）等制度。这种以信托财产为中心的法律规制与前述关联交易的特征是一致的。同时，法律法规还对通常情况下禁止的关联交易行为做出了“但书”规定，即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除外。这可以视为对部分合法的信托财产与关联方之间交易、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之间交易、信托财产之间交易的适用除外。少数信托投资公司在关联交易的方式（或内容）中标明了“信托计划合同已约定”或“经委托人（受益人）同意”，绝大多数公司在年报中是通过定价政策来证明关联交易的合法性的。
在披露了关联交易的信托投资公司中，有4家公司（中海信托、苏州信托、国民信托和陕西国投）没有公布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或定价原则）。在披露了关联交易定价政策（或定价原则）的公司中，明确表明以公允价格（或市场公允价格）为主进行定价的公司有16家，强调以市场原则（或市场公平原则）定价的公司有6家，有1家公司（新华信托）以单一的“协议作价”为定价政策，1家公司（新疆信托）以“公司账面记录的价值为准”来定价，1家公司（内蒙古信托）以本公司的《定价办法》执行关联交易定价，1家公司（中诚信托）以“与各关联方有偿使用的资金的定价政策与其他非关联方使用资金的定价政策一致”作为定价原则。另外，有2家公司（北方信托和中泰信托）实际上采用了组合定价的政策，前者以“首要原则”（不损害第三方利益）和“主要定价政策”（①根据央行的指导利率及上下浮动范围确定贷款利率、②双方协议确定交易价格、③双方通过参照证券市场的成交价格来协商确定交易价格、④根据资产账面价值进行交易、⑤根据委托人指定价格进行交易、⑥根据原始投资额及持有期间应获取的收益来确定交易价格）共同组成“定价策略”；而后者则确立了三级定价政策，即首先按市场公允价确定；如果缺乏市场公允价的，比照相关类似业务或资产的市价确定；如果上述两种价格都不存在，则按照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价确定。由于关联交易中贷款占了重头戏，因此大多数公司都在年报中明示利率按央行的规定来定价。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法律法规中缺少关联交易的具体定价规则的前提下，年报中抽象模糊的定价政策（或定价原则）难以消解人们对经营者道德风险和关联交易资产风险的隐忧。

八、结语

上文主要分析探讨了首批披露年报的35家信托投资公司在组织形式（公司类型）、公司名称（商号权）、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内部治理（董事、监事及经理）、关联交易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互相联系的：组织形式（公司类型）既体现在信托投资公司的名称上，又直接与注册资本和内部治理（董事、监事及经理）相关，尤其从根本上决定了目前股权结构和关联交易的特征；股权结构、内部治理（董事、监事及经理）、关联交易这三者息息相通的关系已是不言而喻，特殊的股权结构是目前信托投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和关联交易风险大的根源，内部治理方面的管理者兼任和监督者缺位等问题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频繁且数额巨大的关联交易，而业务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关联交易则进一步加深了股权结构的集中封闭性和内部治理的关键人控制。
《信托法》要求受托人（信托投资公司）遵守信托文件（信托合同）的规定，在管理信托财产的过程中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除依法取得报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第25条和第26条）。《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对信托投资公司管理或者处分信托财产提出了同样要求（第8条），并要求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处理信托事务（第29条）。前述组织形式（公司类型）、公司名称（商号权）、注册资本是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受托人更好地履行义务的基础，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董事、监事及经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受托人能否忠实地履行义务，而关联交易则隐含了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受托人履行义务的合法与违法的边界。如此看来，目前以大股东控制为常态的信托投资公司，需要的不是小修小补的局部性改良，而是彻头彻尾的系统性改革。
虽然《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已将公司治理、业务经营、风险管理、关联交易等作为信息披露的重大事项，要求信托投资公司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可比、规范地予以公开（第3条和第5条）。但从年报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看，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并未达到立法关于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致使客户和相关利益人很难获取重要的信息。诸如股东的详细情况、公司董事和监事以及高管人员在股东公司兼任董事及高管人员等职务的情况、关联交易的金额和内容等方面的情况，凡此种种，都无法在年报的全文（或摘要）中知悉。但愿《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的修改、《信托投资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制订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能够进一步规范年报披露行为和提高年报披露质量，积极推动我国信托业在阳光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王巍：北方信托战略发展研究所，本文原载《信托投资研究》和《云信视野》。）
注释：
[1]依据《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亿元，而《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分别为人民币10万元、30万元和5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
[2]《商业银行法》第13条第1款规定，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保险法》第73条第1款规定，设立保险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2亿元。《证券投资基金法》第13条第2项规定，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
[3]详见《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1986年）第8条和第9条。
[4]详见《公司法》第23条、第24条、第78条和第80条。
[5]详见《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2001年，已废止）第46条。
[6]详见《公司法》第20条和第75条。
[7]其总计41.18%的持股比例已经超过第一大股东福建华侨投资（控股）公司（29.41%）。
[8]参见《公司法》第67条和第69条。
[9]《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03年）第34条第2款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向其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派出监事会，参照《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的规定执行。”《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2000年）第14条第1款规定：“监事会由主席一人、监事若干人组成。监事会成员不少于3人。”
[10]计算方法是：上海国投有4位董事（包括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选任日期为2000年3月，以法定最长任期3年计算，理应于2003年3月到期。加之该公司有2位董事的选任日期为2005年4月，由此可以推定该公司董事会到2005年4月为止并没有换届选举。因此，董事超期任职的时间为2003年4月至2005年4月，共计2年。英大信托有2位监事的选任日期为2001年5月，以法定任期3年计算，理应于2004年5月到期。加之该公司的统计数据以2004年12月31日为截止期（报告期），由此可以推定该公司监事会到2004年12月31日为止并没有换届选举。因此，监事超期任职的时间为2004年6月至2004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