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回购是指出于特定目的，公司通过一定途径将已发行在外的股份重新购回的行为。对股份回购的功能的正确认识决定了股份回购立法的价值取向。

　　在一个成熟资本市场股份回购具有以下功能：通过股份回购，调整财务杠杆，优化资本结构；通过股份回购，调节股票供应量，实现股价的价值回归；股份回购是公司股利分配的替代手段。股东收益包括股票分红派息收入与股票转让的资本利得收入，一般来说，国家对前者课以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而对后者课以较低的资本利得税，若公司分派现金股利，则股东不得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公司实行股份回购，股东拥有选择权，具有流动性偏好的股东，转让股票取得现金形态的资本利得，而继续持股的股东由于所持股票的每股盈余提升，使个人财富增加，并且相关的资本利得税递延到股票出售时缴纳，因此基于税收的考虑，公司常以股份回购替代现金红利的分配；股份回购是实施反收购，维持公司控制权的重要武器。为了维护目标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通常以股份回购的方式抵御恶意收购；运用股份回购，执行职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制度。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目标函数的差异，即代理成本，包括经营者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产生的成本以及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成本，矫正偏差仅依靠诸如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等外部约束远远不够，尚需要设计出一套成果分享方案，使职员和管理者的努力与公司财富增大建立相关性，职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制度就是比较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之一；基于少数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回购公司股份，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现代公司实行“资本民主”原则，即一股一票，重大事项的表决适用单纯多数或绝对多数决，因此绝对或相对控股的股东，不惜损害中小股东的权益，操纵公司，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少数股东的“以手投票”权利因此受限。

　　股份回购的法律制度，国际上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采取“原则禁止，例处许可”的模式，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另一种是规立基于“合法正当的商业目的”的股份回购原则上许可的模式，如美国。我国股份回购立法散见于《公司法》第149条，国务院证券委1997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简称《章程指引》）第24、25 条，国务院证券委和国家体改委1994联合颁布的《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简称《必备条款》）的“减资和回购股份”以及“购买公司股份的财务资助”两个章节，尽管规定的比较粗糙，但基本采用“原则禁止，例处许可”的立法模式，例如《公司法》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票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除外”。

　　公司回购股份，可以下列方式时行：（1）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购回要约；（2）通过公平交易方式购回；（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情形。

　　股份回购的支付手段并无相关明文规定，但一般采用现金支付。但是回购股票的大量的现金需求限制回购主体范围，且回购使营运资金耗费，也将影响未来的经营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拓宽回购支付手段，例如：国有股大都是公司成立时由实物折股而成，回购非流通的国有股，支付手段可相应地多样化，除现金外，还可以实物、无形资产折价，这样一方面缓解回购带来的现金压力，另一方面回购与资产剥离相结合，提高公司资产整体质量。此外，国外股份回购还有一种交换要约的支付方式，既公司发行优先股或债券作为回购股份的等价支付手段，此种方式兼顾了股份回购的调整资本结构的功能，应为我国立法采鉴。

　　我国股份回购的法律规范仅有原则性规定且局限于回购理由和方式，欠缺具体的操作规则。程序是保证股份回购有序、高效进行的关键，通常而言，股份回购会对公司利害关系人以及证券市场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回购一般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的绝对多数通过，并报经证监会批准，涉及国有股转让应获取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而且发生在合并、减资情况下的股份回购，必须严格遵守《公司法》关于合并、减资程序之规定。另外，股份回购程序立法还应包含保护债权人与强制信息披露的规范。

　　　　　　　　　　　　　　　　　　　　　　　　　　　　　　　　　　　　　　　　　　胡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