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的中其他难题及其解决
    除了损害赔偿的分配难题之外，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中还存在一些其他难题。它们分别是：
    （一）诉讼费用的来源
    尽管集体诉讼通常比个人诉讼在成本上更有效，但集体诉讼仍然是昂贵的。事实上，诉讼费用问题是集体诉讼中最为棘手的一个方面。[47]美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实行胜诉酬金（a contingent fee）制，即律师只在胜诉的情况下才收取报酬，而且可以收取较高的费用，通常可以高达当事人获得的损害赔偿金额的三分之一。这样，就可以刺激私人律师积极参与诉讼。美国通过胜诉酬金制度，已经大致解决了诉讼费用的来源问题。
    事实上，目前大多数国家集体诉讼的融资问题都比美国严重。因此，尽管人们并不情愿完全仿效美国的作法，但仍然普遍存在一种向胜诉酬金制发展的趋势。例如，在英国，胜诉的律师可以收取鼓励金（an uplift），最高可达其通常收费的100％；在加拿大安达略省，采用了一种不是根据百分比而是根据律师每小时的收费、工作小时数和当事人的数目进行计算的胜诉酬金。
    当然，对于胜诉酬金也并非没有异议。一种普遍的批评是，由于胜诉酬金过高，在许多消费者集体诉讼中，最终获利的只是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
    （二）集体诉讼的滥用
    美国集体诉讼在寻求小额赔偿的实现并规范经营者行为方面立成绩显著，但其也因具有诉讼滥用的弊端而声名狼藉。被滥用的可能性也是许多人对集体诉讼大加鞭挞的藉口之一。为了防止集体诉讼被滥用并防止集体成员的利益被出卖，美国的主要作法是法院对集体诉讼程序从始至终进行严格的控制：
    1．集体诉讼程序的适用必须法院裁定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c）（1）规定："法院对于所提起之集体诉讼，是否认可继续以集体诉讼方式进行，应尽速以命令决定。"也就是说，法院在对集体诉讼的各种要件进行调查后，应该决定是否可以通过集体诉讼进行。而且，这种决定并非是终局的，法院在进行诉讼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依职权进行调查，一旦认为不宜于通过集体诉讼进行，就可以停止集体诉讼，而转入其他的诉讼程序。
    2．对集体成员的通知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c）（2）规定，对于第23条（b）（3）所规定的集体诉讼形态，法院在裁定可以进行集体诉讼之后，应该"以可能存在之最佳方式通知各成员，包括个别通知经由合理努力所能发现之成员。"通知方式一般是在新闻报纸上公告、向集体成员集中居住的特别区域通过邮件送达或公告等方式。通知内容包括：被通知之人可以在指定日期前，申请法院将其自此集体诉讼中排除；判决无论有利或不利，均及于所有未申请除外之被通知者；未申请除外的成员，得自行委托律师代理出庭。
    3．诉讼的撤回和和解需法院同意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e）规定：代表当事人非经法院许可，并将撤回和和解内容依法院指示之方式通知全体成员，不得撤回及和解。这一规定的目的，就是使法院可以对撤回及和解进行监督，防止当事人代表与被告勾结串通获取不正当利益。
    （三）通知集体成员的形式
    为了满足美国宪法正当程序的要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c）（2）规定，集体成员应该获得"条件许可的最佳通知，包括对所有的成员分别加以通知，如果经过合理的努力能够寻找到他们的话。"被告律师在这一规定中看出了机会，他们要求严格执行通知要求，试图因此使原告承担事实上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从而达到迫使原告放弃诉讼的目的。Eisen案[48]充分证明了原告使用这一个策略的有效性。在该案中，被告在应诉之前要求原告支付对受害人进行个别通知和公开通知的费用。他们通知原告的律师说，被告能够寻找到100万个集体成员并能够提供他们的名字，而且被告也非常乐意将这些人的名字免费提供给原告。如果按照被告律师要求进行通知，原告及其律师必须发送100万封信，为此需要支付的金钱是20万美元。但是除此之外，被告还指出，对于其他的无法"通过合理的努力寻找到"的300万集体成员，唯一的通知方式就是在报纸上面向全国进行公告；当然，为此需要支付的成本令人望而却步。事实上，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采纳了被告的观点。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像Eisen案一样的集体诉讼并不在少数，如果美国法院一以贯之地遵循这种作法的话，第23条规则早就寿终正寝了。
    学者们一般从如下两个方面反驳类似于Eisen案被告的观点：[49]首先，如果在这种类型的案件中屈服于被告的可笑主张，试图对每一个受害者提供精确的赔偿，将导致连"粗略的正义"都无法实现的后果。这显然违背了第23条规则的目的。既然昂贵的通知形式破坏了正义，而合理形式的通知则能够维护受害者的权利，就应该采取简单而切实可行的通知形式。其次，虽然通知程序直接保护的是原告的利益，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种程序的存在，才使法院判决可以扩张及于所有当事人，因而使被告可以享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保护，所以说被告也受惠于对集体成员的通知。因此，被告也应该支付通知的费用。
    美国法院目前的一般做法是，原则上仍然要求原告承担通知费用，但却并不严格遵循"个别性通知"的方式，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比较合理的通知方式。[50]
    总的来看，虽然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存在种种难题，引发了各种争议，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司法实践活动，美国法学已经基本上比较成功地解决了集体诉讼中的损害赔偿额的分配和诉讼费用难题，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对集体诉讼的滥用。因此，如果仅仅放在美国的法律文化背景中看，美国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或者说是整个集体诉讼制度都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不仅如此，集体诉讼在美国也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程序，而是提供法律救济的主要手段，其重要性略次于披露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51]
    六、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移植的可能性
    一方面由于消费者集体诉讼在美国获得的相当成功，一方面由于现代对消费者保护法有效实施的日益关注，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引发了很大的借鉴热情和研究兴趣。
    （一）借鉴实践
    一些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早就尝试引进美国的集体诉讼，或以其为蓝本对本国的制度加以改革。例如，在加拿大，安达略省于1993年颁布实施了《集体诉讼法》（The Ontario Class Proceedings Act），英属哥伦比亚于1995年通过了《集体诉讼法》；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和南澳大利亚省率先在州的层面上适用集体诉讼程序，澳大利亚联邦则在1993年全面采用集体诉讼程序；英国也在这个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
    而且，不仅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对移植美国的集体诉讼制度有兴趣，甚至是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也一度对美国的集体诉讼发生过兴趣。[52]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对引进集体诉讼制度最具热诚的要数巴西。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学者如卡佩莱蒂等人的影响，巴西展开了集体诉讼运动。[53]1985年，巴西制定《公共民事诉讼法》（The Public Civil Action Act）。虽然该法的最初的目的仅是"保护环境、消费者和具有艺术、美学、历史、旅游和风景价值的财产和权利"，其后来却发展成为一部跨实体法的法律（a trans-substantive statute），并被扩展适用于保护一切分散性或集体性权利。《公共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不作为集体诉讼，并规定了对集体的分散性和集体性权利的损害的概括性赔偿，但是该法并不允许对受到侵害的个人权利进行集体性法律救济，集体的成员只能通过自己提起的个别诉讼寻求个人的损害赔偿。1990年，巴西制定《消费者法典》（The Consumer Code）。[54]立法者在该法典中详细规定了寻求个人损害赔偿的集体诉讼程序。虽然这些集体诉讼规则是规定在《消费者法典》中，但它们却具有跨实体法的性质，因此可以适用于解决任何与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反托拉斯、侵权和税务有关的争议。《公共民事诉讼法》中用于保护分散性和集体性权利集体诉讼程序以及《消费者法典》中用于保护个人权利的集体诉讼程序之间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巴西内容丰富的集体诉讼法。
     但是，虽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有国家模仿美国集体诉讼而在本国制定集体诉讼法并适用集体诉讼程序制度，而且将其适用于消费者保护领域，但是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尽管这些国家所设立的集体诉讼制度有利于实现消费者保护法的有效性，并能够促进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尽管他们都在相当的程度上仿效了美国的作法，但是，这些国家所说的消费者集体诉讼都基本上失掉了该制度在美国被用于剥夺非法利益并阻止违法行为的真谛，因而不再是原先意义上的小额诉讼制度。即使是对于对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的移植相对成功的巴西，有学者也不得不在详细考察了巴西的集体诉讼制度后总结到：尽管"……经验证明集体诉讼和大陆法系是可以相容的。但是目前为止，在大陆法体系中，只有魁北克和巴西发展了复杂的集体诉讼制度；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尽管人们尤其是学术界对集体诉讼的推广做出了共同的努力，但集体诉讼的发展仍然是犹疑不决的。"尤其重要的是，"……巴西的经验证明，大陆法体系可以采取集体诉讼程序，但是却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美国的模式而不对其进行任何实质性变更。这就是我所说的'负责任的移植（responsible transplant）'。"[55]
    （二）理论争议
    从理论上看，关于集体诉讼制度可否向美国之外特别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移植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目前为止，关于美国式消费者集体诉讼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移植问题，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对移植消费者集体诉讼保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美国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是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一种制度，尤其能够促进消费者接近正义。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弗罗伦萨和斯坦福大学伟大的比较法学家莫罗?卡佩莱蒂[56]以及著名的消费者法学者格瑞特?豪厄尔等人[57]，他们积极支持集体诉讼，认为它是一种值得外国引用的制度。不过，卡佩莱蒂和豪厄尔等人并没有就此进行细致的论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无论是要在大陆法系国家引进美国的消费者集体诉讼，还是将其在国际层面加以推广，都必须持谨慎的态度。在向2001年"第八届国际消费者法大会"提交的论文中，美国学者理查德?欧?福尔克（Richard O. Faulk）系统地论证了这个问题。[58]他从三个方面对移植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的主张和作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美国之外引进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存在三个难以克服的障碍：首先，在美国之外的体系中引进集体诉讼的必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他说，对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普遍的规制和公共机构的主动实施，通常就足以解决群体性争议，尤其是在有的国家还可以通过附带诉讼的形式顺便解决私人请求。因此，对大多数欧洲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消费者集体诉讼都是没有必要的。
    其次，集体诉讼实践依赖于衡平法原则和法院的裁量性确认及实施，而根深蒂固的大陆法原则则反对创设并实施集体诉讼。大陆法系传统上不信任司法独立，也不鼓励司法创造，因此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文化上讲，大陆法系的法官都不适于行使美国集体诉讼制度中法官所必须享有的自由裁量权。缺少这样的自由裁量传统而僵化地通过合并之诉实施法律，几乎必然会以远远超过立法者所预期的方式增强实体法的影响，而且由于大陆法系没有遵循先例原则，这也会阻碍禁止滥用所必须的法律实施的一致性。
    第三，他还认为单个国家例如欧盟的一些国家选择性适用美国的集体诉讼规则，不利于阻止当事人和律师为创造"跨国界集体诉讼"而"选择法院"的行为。因此，他认为，"……任何试图在国际社会引进集体诉讼制度的方式都必须予以最谨慎的对待，并充分意识到各国的司法系统受到文化的限制、集体诉讼制度内在地具有被滥用的严重可能性以及在那国司法系统允许国外集体诉讼的后果。"[59] 而且，他还认为，集体诉讼滥用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的难题。在美国仍然存在对当前规则的大量滥用，而且意在矫正滥用的改革实施的既不彻底，也并不充分。尽管一些普通法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经采取并且甚至是自由化了美国的集体诉讼，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则拒绝了集体诉讼概念，而是倾向于一种更为保守的"团体诉讼"程序。一言以蔽之，集体诉讼在普通法国家的前途仍然是备受争议。只要这种争议存在，并且只要滥用是被许可的，美国模式就显然不适于全面的移植到外国的法律体系之中。考虑到这种情况，大陆法系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就更应该谨慎行事。
    最后，理查德? 欧?福尔克在文章结论中说："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必须谨记，改善'接近正义'并不是仅仅通过增强'接近'就可以实现的。任何集体诉讼体系都必须不仅能够促进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而且必须确保在所有参与的当事人之间可靠而高效分配正义。尽管'正义'在一些学术圈子里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并且在讨论行政改革时似乎是一个理想化目的，但是我们永不可忘记的是，对于个人来说，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这是唯一的合法目的。合并之诉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不能完全体谅个人的冤情，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过分地迫使被告通过经济的方式而不是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解决争议，它也就在同样的程度上拒绝了正义并背离了文明法律制度的基本目标。如果像美国集体诉讼这种具有明显缺陷的制度都被赋予国际性地位，或者更糟糕的是，被嫁接到在文化上并不足以防止集体诉讼滥用的严格僵化的国际法体系之中，这种歪曲背离的可能性将会呈几何数字增加。因此，若不想孤注一掷，若不想冒不能接近正义而只能导致不利后果的巨大风险，就有必要谨慎细致地考虑并全面细致地分析文化差异。"[60]
    的确，从消费者集体诉讼在解决群体性小额消费者争议并节约司法资源方面所获得的成功，以及美国法院在克服消费者集体诉讼的各种弊端所取得的成效看，美国的消费者集体诉讼不失为一种体现了英美法系丰富法学智慧的有用性制度。但是毋庸讳言的是，美国集体诉讼自产生以来，不仅在实践中引发了许多问题，并一度被诋毁为"司法敲诈"，而且在理论上也对当事人资格、法官的权力以及正当程序原则等方面提出了挑战。虽然美国目前不同程度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正如福尔克所强调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和现行体系却无法提供充分解决这些难题的资源和手段。因此，尽管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在美国是成功的，尽管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所承担的巨大功能也是令人羡慕的，而且其他国家也确实存在类似的需要解决的小额消费者争议，但是美国式消费者集体诉讼并不适于大规模地移植到其他国家中去，特别是不宜于完全地嫁接到与英美法律文化根本异质的大陆法系国家之中。事实上，欧盟最近几年在消费者接近正义方面的有关立法就明显地倾向于采纳比较保守的德国消费者团体诉讼，而没有太多关注美国的消费者集体诉讼；甚至连英国这样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是对团体诉讼更感兴趣。[61]

 

    [1] 关于美国集体诉讼的具体程序，不是本文关注的核心，此处不拟详细讨论。如有兴趣，可参见民事诉讼法学的有关著作。
    [2] "息诉状"是衡平法上的一种诉状。当原告就同一权利可能与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的诉讼发生争议时，可提出此诉状，请求法院一劳永逸地裁决该问题，禁止他人就同一请求再行起诉。见《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社，2003。
    [3]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 Developments in the Law-Class Action, Harvard Law Review, May, 1976.
    [4] Abraham L. Pomerantz, New Developments in Class Actions-Has Their Death Knell Been Sounded? 25 Bus. Law. 1259, 1970.
    [5] Richard B. Cappalli and Claudio Consolo, Class Actions for Continental Europe? A Preliminary Inquiry, 6 Temp. Int'l & Comp. L.J. 217, Fall, 1992.
    [6] 转引自Abraham L. Pomerantz, New Developments in Class Actions-Has Their Death Knell Been Sounded? 25 Bus. Law. 1259, 1970.
    [7]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某汽车公司通过向每一位计程车乘客多收取2美元而获取了巨额的非法收入。但是，当原告所提起的集体诉讼胜诉后，只有百分之二的受害成员主张自己的权利，因为大部分人认为损害赔偿太少，不值得领取。针对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不领取损害赔偿这一事实，Edmonds大法官在其所撰写的少数意见中说，最高法院不应该"防止乘客将非法收入抛弃给汽车公司"；既然受害的集体成员由于懒惰或者漠不关心而不主张权利，就应该允许违法行为人保留从非法行为收取的果实。但是，多数意见却采取了与此相反的观点。最后，法院将这部分资金判决给三藩市和三藩县，由其用这笔钱改善道路设施--从而保证了施惠于所有的乘客，而不仅仅是那些被多收费的人。Market St. Ry. Co. v. Railroad Commission, 171 P. 2d 875(Cal. 1946)。
    [8] Richard O. Faulk, Armageddon through Aggregation? The Use and Abuse of Class 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arles E. F. Rickett and Thomas G. W. Telfer (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onsumers' Access to Justice, 2003.
    [9] Abraham L. Pomerantz, New Developments in Class Actions-Has Their Death Knell Been Sounded? 25 Bus. Law. 1259, 1970.
    [10] Richard O. Faulk, Armageddon through Aggregation? The Use and Abuse of Class 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arles E. F. Rickett and Thomas G. W. Telfer (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onsumers' Access to Justice, 2003.
    [11] Richard O. Faulk, Armageddon through Aggregation? The Use and Abuse of Class 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arles E. F. Rickett and Thomas G. W. Telfer (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onsumers' Access to Justice, 2003.
    [12] Kerry Barnett, Equitable Trusts: An Effective Remedy in Consumer Class Actions, 96 Yale L.J. 1591, June, 1987.
    [13] Michele Taruffo, Some Remarks on Group Litig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1 Duke J. Comp. & Int'l L. 405,Spring/Summer 2001.
    [14] 由于石棉中含有致癌物质，很多从事有关行业的工人因此生病。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有将近20万的工人就此提起索赔诉讼，其中以德克萨斯州情形最烈。
    [15] 橙剂是一种用于化学毒物武器的除草剂，因其容器的标志条纹作橙色，故名。1961至1971年间，美军在越南投洒了大量的橙剂以让敌人无处藏身。橙剂的主要成份TCDD是一种强力的致癌剂。从1984年起，超过20万名越战老兵因身受其害而提起集体诉讼。
    [16] 许多美国妇女在使用Dalkon Shield公司生产的子宫内避孕器后出现骨盆腔感染等疾病。数十万妇女为此提起了诉讼，Dalkon Shield公司最后被美国家用产品公司收购，后者拿出23亿美元作为Dalkon Shield产品受害者的补偿基金。
    [17] Richard B. Cappalli and Claudio Consolo, Class Actions for Continental Europe? A Preliminary Inquiry, 6 Temp. Int'l & Comp. L.J. 217, Fall, 1992.
    [18] 见Jack B. Weinstein & Eileen B. Hershenov, The Effect of Equity on Mass Tort Law, 1991 U. ILL. L. REV. 269, 288.
    [19] 例如，见W. Schwarzer, 'Settlement of Mass Tort Class Actions: Order Out of Chaos? ' (1995) 80Cornell LR837.
    [20] 39 F.R.D. 69, 103 (1966) advisory committee's note (commenting on the 1966 Amendments to Rule 23).
    [21] Richard B. Cappalli and Claudio Consolo, Class Actions for Continental Europe? A Preliminary Inquiry, 6 Temp. Int'l & Comp. L.J. 217, Fall, 1992.
    [22] 见In re Fibreboard Corp., 893 F.2d 706, 712 (5th Cir.1990).
    [23] Geraint Howells and Rhoda James, Litigation in the Consumer Interest,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Fall, 2002。在我国，无论是理论中还是司法实践中，都从未把代表人诉讼制度视为是可以解决小额消费者争议的备选制度。
    [24] Michele Taruffo, Some Remarks on Group Litig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1 Duke J. Comp. & Int'l L. 405,Spring/Summer 2001.
    [25] Edward F. Sherman, Consumer Class Actions: Who Are the Real Winners? 6 Me. L. Rev. 223, 2004.
    [26]Geraint Howells and Rhoda James, Litigation in the Consumer Interest,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Fall, 2002.
    [27] S. 33M.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Act 1976.
    [28] 例如，在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West Virginia v. Chas. Pfizer & Co.案中，在通过和解获得10亿美元的损害赔偿中，剩余大概3.2亿美元无人领取。在In re Folding Carton 反托拉斯诉讼中，联邦地区法院认可了20亿美元的和解，最后剩余0.8亿美元没有分配完毕。类似地，在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法院（the California Superior Court ）审理的Vasquez v. Avco Financial Services案中，超过0.1亿美元的损害赔偿金没有人认领。见Natalie A. DeJarlais, The Consumer Trust Fund: A Cy Pres Solution to Undistributed Funds in Consumer Class Actions, 38 Hastings L.J. 729, April, 1987。
    [29] E. Fisch, The Cy Pres Doctr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 1000, at 1 (1950)。在集体诉讼中，"流动补偿（fluid recovery）"有时候被用作"类似的（cy pres）"的同义词；此外，"流动补偿"也专指类似救济制度的一种即降价。
    [30] 见《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社，2003。
    [31] 314 F. Supp. 710 (S.D.N.Y. 1970), aff'd, 440 F.2d 1079 (2d Cir.), cert. denied, 404 U.S. 871 (1971).
    [32] Natalie A. DeJarlais, The Consumer Trust Fund: A Cy Pres Solution to Undistributed Funds in Consumer Class Acitons, 38 Hastings L.J. 729, April, 1987.
    [33] 41 Cal. 3d 460, 715 P.2d 564, 224 Cal. Rptr. 605 (1986).
    [34] No. NCC 11933 B (Los Angeles Super. Ct. Apr. 24, 1984).
    [35] Natalie A. DeJarlais, The Consumer Trust Fund: A Cy Pres Solution to Undistributed Funds in Consumer Class Acitons, 38 Hastings L.J. 729, April, 1987.
    [36] Eisen v. Carlisle & Jacquelin, 417 U.S. 156, 172 n.10 (1974).
    [37] 2 H. Newberg, Class Actions, § 10.22, at 385-86.
    [38] 479 F.2d 1005, 1018 (2d Cir. 1972), vacated on other grounds, 417 U.S. 156 (1974).
    [39] 见Natalie A. DeJarlais, The Consumer Trust Fund: A Cy Pres Solution to Undistributed Funds in Consumer Class Acitons, 38 Hastings L.J. 729, April, 1987。
    [40] 314 F. Supp. 710 (S.D.N.Y. 1970), aff'd, 440 F.2d 1079 (2d Cir.), cert. denied, 404 U.S. 871 (1971). at 728.
    [41] 318 F.2d 187 (D.C. Cir.), cert. denied, 373 U.S. 913 (1963), at 203.
    [42] 557 F. Supp. 1091 (N.D. Ill. 1983), aff'd, 774 F.2d 1252 (7th Cir. 1984), cert. dismissed, 471 U.S. 1113 (1985).at 1104 (citations omitted).
    [43] Eisen v. Carlisle & Jacquelin, 417 U.S. 156, 172 n.10 (1974).
    [44] 转引自Natalie A. DeJarlais, The Consumer Trust Fund: A Cy Pres Solution to Undistributed Funds in Consumer Class Actions, 38 Hastings L.J. 729, April, 1987.
    [45] Natalie A. DeJarlais, The Consumer Trust Fund: A Cy Pres Solution to Undistributed Funds in Consumer Class Actions, 38 Hastings L.J. 729, April, 1987.
    [46] Natalie A. DeJarlais, The Consumer Trust Fund: A Cy Pres Solution to Undistributed Funds in Consumer Class Actions, 38 Hastings L.J. 729, April, 1987.
    [47] Klaus Viitanen, The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Privitization and Consumers' Access to Justice, in From Dissonance to Sense: Welfare State Expectations, Privitization and Private Law (1999).
    [48] Eisen, 391 F. 2d 555 (2d Cir., 1968).
    [49] Abraham L. Pomerantz, New Developments in Class Actions-Has Their Death Knell Been Sounded?, 25 Bus. Law. 1259,1970.
    [50] 林金吾：《消费者诉讼制度之研究》，司法研究年报第十七辑第十篇，第46、48页。
    [51] Richard B. Cappalli and Claudio Consolo, Class Actions for Continental Europe? A Preliminary Inquiry, 6 Temp. Int'l & Comp.L.J. 217, Fall, 1992.
    [52] Richard B. Cappalli and Claudio Consolo, Class Actions for Continental Europe? A Preliminary Inquiry, 6 Temp. Int'l & Comp.L.J. 217, Fall, 1992.
    [53] Antonio Gidi, Class Actions in Brazil--A Model for Civil Law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Spring 2003.
    [54] 巴西的《消费者法典》乃是由一群著名学者所组成的委员会而起草。该法典的英文译本见David Jaffe 和Robert Vaughn 在1992年编辑的South American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他们认为"巴西《消费者法典》影响了南美洲其他国家的消费者立法……是南美洲最为广泛而详尽的消费者法律"，因此将其收入所编的South American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一书。
    [55] Antonio Gidi, Class Actions in Brazil--A Model for Civil Law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Spring 2003.
    [56] Mauro Cappelletti, The Judicial Proces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91-92 (1989).
    [57] Geraint Howells and Rhoda James, Litigation in the Consumer Interest,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Fall, 2002.
    [58] Richard O. Faulk, Armageddon through Aggregation? The Use and Abuse of Class 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arles E. F. Rickett and Thomas G. W. Telfer (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onsumers' Access to Justice, 2003.
    [59] Richard O. Faulk, Armageddon through Aggregation? The Use and Abuse of Class 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arles E. F. Rickett and Thomas G. W. Telfer (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onsumers' Access to Justice, 2003.
    [60] Richard O. Faulk, Armageddon through Aggregation? The Use and Abuse of Class 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arles E. F. Rickett and Thomas G. W. Telfer (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onsumers' Access to Justice, 2003.
    [61] 关于德国的消费者团体诉讼，因篇幅所限，此不详细论述，当另撰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