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以后，英国税收的宪政精神进一步成熟。1629年6月召开的新议会废除了国王可以终身征收关税的特权，规定今后每年就国王征收关税问题表决一次。查理一世恼羞成怒，下令解散议会，但由于与西班牙作战急需军费，遂又于1626年初再次召开议会，并下令议会在3天内批准拨款，否则要被解散。下院表示决不让步，议会终被解散。查理一世的行经激起民众愤怒，街头爆发抗捐抗税斗争，迫使国王于1628年3月召开第三届议会，议员们不惧王权，起草了《权利请愿书》，谴责国王“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并规定：“今后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强迫人民承担或缴纳贡物、赋税或其他类似负担”8.为了换取议会拨款，不得不签署了《权利请愿书》，但对履行决议毫无诚意。几天以后，议会又一次被解散，从此英国进入了11年无议会时期。1640年2月，为了通过税收筹集与苏格兰军队作战的费用，查理一世又一次召集议会，期间与议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终引发了内战。1649年，查理一世因为践踏税收的宪政原则而作为“人民公敌”被送上了断头台。1688年，英国经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奠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实现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成为最早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1689年，英国国会制定《权利法案》，其中第4条规定：“凡未经议会允许，借口国王特权，或供国王使用而任意征税，超出议会准许的时间或方式皆为非法”，在国家法律上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税收宪政制度安排，欧洲议会开始承担起推行国家宪政制度与公共财政制度的历史责任。
　　除英国外，大体上在13、14世纪间，西欧各国都出现了代表纳税人利益的等级会议。虽然此时的臣民还仅限于贵族和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虽然对这些市民来说参加等级会议主要的还是一种义务，权利并不确定，但国王的征税权毕竟受到了限制，市民因参与政治和财政活动而进入政府机构，各相对独立的权力通过等级会议而使相互关系法治化等，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这种权利得不到保障，市民与政府或国王之间的矛盾便会激化，而且随着制约国王税收权的精神日益深入人心，农民阶级亦开始觉醒并积极参加反对王权横征暴敛的斗争。1356年，法国军队在普瓦蒂埃战役中大败于英国，法国国王和大批贵族被英军俘虏。19岁的太子查理为筹措军费和国王赎金召开北法三级会议，与城市市民代表发生激烈冲突，导致1358年的巴黎市民武装起义。这是法国三级会议限制王权任意加税的最为辉煌的行动，但它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发展出了宪政制度，而是自15世纪中叶以后逐渐衰落，1614年以后，法国国王干脆不再召开三级会议，法国变成了绝对君主制的天下，人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意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表达。“1624年至1648年间每个省份年年都有一起或几起城乡骚乱或暴动发生”，一般都起因于抗税。1624年，路易十三下令撤消凯尔西三级议会对地区人头税的支配权，凯尔西各村镇居民“手执武器，抗拒王命”。1630年，因废除勃艮第三级议会，导致了“第戎暴动”和埃克斯、普瓦提埃（POITIERS）的城镇起义。两年后，里昂丝织工人抗议政府提高出口税。1636—1637年，昂古莫瓦（ANGOUMOIS）、圣东日、普瓦提埃、佩里戈尔和居延的乡间发生“扎克雷起义”（JACQERIES），反对政府增加人头税和葡萄酒销售税。1639年，“赤足汉”反对苛捐杂税的大规模农民、平民起义席卷下诺曼底。在大规模地区性冲突的同时，法国广大地区的小型抗税斗争也时有发生9.尽管如此，法国三级会议所开创的代议制的制度框架仍然极大地培育了第三等级的宪政精神，为近代法国的议会政治奠定了社会基础。路易十四时代，为建立绝对君权体制，国王经常以种种免税特权对贵族和教士进行收买和驯服，正是这种仅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免税特权加上对平民的苛征激化了社会矛盾，埋下了大革命的种子。1787年，路易十六要求通过举债和增税计划导致其与高等法院的持续冲突，1788年巴黎议会否定了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路易十六为了筹集税收，迫不得已于1789年重新召开自1614年以来从未召开的三级议会，却引发了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步了查理一世的后尘，成为因忽视和践踏税收宪政原则而被送上断头台的又一个牺牲品。就在这一年，法国发布了著名的《人权宣言》，规定人民财产不得任意侵犯，开始将税收的宪政精神融入宪法和法律之中，法国终于走上了宪政的道路。《人权宣言》和其后的若干份宪法与英国的法律一样，都贯穿着限制征税权和赋税负担平等的宪政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