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当立法涉及政治过程，而这种政治过程的改变有可能导致未来的不当立法的时候。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对那种会改变程序，改变程序中的游戏规则的立法，要保持特别的警惕性。这一思想实际上强调了民主是一种程序性的规范，法院在保卫这种程序性规范中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保护民主的程序性规范，就是保护民主制度的多数政治过程的完整性。
   
   
    第三，当立法涉及特殊的宗教、民族、和种族的时候。法院在保护少数和弱势人群的权利方面，有特别的责任，因为对少数和弱势人群的偏见，有可能严重地扼杀原来指望保护少数的政治过程的展开。这一标准指出了，对于多数派的政治过程，司法分支有可能作出例外的司法干预，从而对少数者的基本权利作出特殊的司法保护。
   
   
    斯通大法官的第四号注解在短短的三小节中，分别提出了三个标准，或者说三条界线，从而划分了作为理想的民主的“多数的统治”和作为危险的邪恶的“多数的暴政”。在这三种例外没有发生的一般情况下，最高法院应该恪守“司法自制”，服从民选的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决策判断，保障多数派民主过程的完整性。而当这三种例外出现的时候，最高法院就要警惕，行使其解释法律的特权，根据宪法作出判断，必要时否决民选的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决策判断，以保护民主过程的健康运行。
   
   
   
   
    （五）宪法对话
   
   
    近年来，“宪法对话”（constitutional dialogue）一词在美国宪法学界的讨论非常热烈。
   
   
    所谓的宪法对话，简单地说，就是大法官与其他政治部门在解释宪法上的对话。美国文献中援引“宪法对话”这个概念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证性的描述，一类则是规范性的建议。实证性方面，他们认为美国的宪法解释，并不全是由大法官独占，而是大法官与其他政治部门共同来解释宪法。规范性方面，许多学者为了解决违宪审查反多数难题的问题，纷纷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建议改革宪法解释制度，以促成、增进政治部门与大法官推进宪法对话。美国学者主流的论述，是用来解决违宪审查反多数难题，进而主张限制违宪审查的权限效力。所谓的宪法对话，通常是指鼓励政治部门多与大法官进行对话，打破大法官对宪法解释的独占。
   
   
    原则上，他们承认大法官也会犯错，大法官所建立的宪法原则未必就是最佳的宪法原则，而其他政治部门，包括立法机关和总统，也负有解释宪法的职责。并不是所有涉及宪法的问题，都可以让大法官作解释，有些领域的问题，永远都不会进行释宪程序。而所有政府机关的行为，在做的当时就应该考虑合宪性的问题，而不是等到几年后让大法官去做解释。
   
   
    例如，著有《宪法对话》一书的作者路易斯·费什主张三个政治部门都应该积极扮演释宪者的角色，都应重视宪法的价值，而不是只让大法官单独解释宪法。她也提到，虽然立法机关有能力好好解释宪法，但由于情绪或仓促的缘故，还是会有未注意到宪法价值就疏忽地通过法律的时候，所以还是该有大法官替其把关。另外，内尔·戴文思和路易斯·费什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法院在个案中受到的影响，与立法机关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亦即，各种部门会有各种不同形态的利益团体侵入，会考量到各种不同的因素，所以两者都该共存。[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