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版权法原本也有明确的规定，但本案却从1993年起诉始至2001年终审止，历时8年，最后竟要由最高法院裁判。可以想见，在中国，有关法律的实施也决不会一帆风顺。一些人开始为报刊出版者"支招儿"，在出版合同中把出版报纸、期刊以外的权利也一并约定下来。如果此时同时约定了权利获得者应当支付的报酬，这种约定无可厚非。但仅以传统报刊使用方式的代价，便取得更多的权利，就明显不合理了。一些网站甚至要求作者与其签订"秘密合同"，作者不得将合同内容公开，这种做法就更值得怀疑。还有一些人提出，可以把网上转载作品行为，划入"法定许可"范围。这种提法，不利于作者地位的提高，也违反了版权法鼓励创作的精神。
   
    由此案引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法定许可"使用的作品与版权集体管理。根据《版权法》，所谓"法定许可"使用的作品是指：使用时可以不经过版权人的许可，但要向版权人支付使用报酬；在使用时要指明作者的姓名和作品的名称（以及来源），并且不得随意改动。此外，这类作品必须是已经发表过的，如果版权人已事先声明未经许可不得使用，则不能使用。我国《版权法》规定了极为广泛的法定许可。一部作品一旦发表，只要作者不发表声明不许使用，表演者、录音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就可自由使用，按规定付酬即可。但是按照其它国家集体管理的常规，管理机构掌握着作品的使用权，使用者必须通过与管理机构的谈判，在一定条件下取得使用作品的许可。按照《版权法》的规定，使用者在作品已
    经发表而作者又未声明不许使用的情况下无需得到使用许可，集体组织也就失去了谈判者地
   
   
    位，不能自主地谈判许可使用报酬的标准。而在制订标准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的版权管理机关。这样，集体组织的任务仅剩下收费。如果集体组织不满足于仅仅收费，而要求得到商定付酬标准的权利，它必须要求其会员，或者以得到授权的会员的名义声明不得使用他们已发表的作品。这种做法不仅浪费社会资源（例如刊发声明时所耗费的版面），而且使所谓"法定许可"失去意义。③
   
    目前，有人主张网络对作品的使用都应该享有"法定许可"，其理由是，因为我国的网络事业刚刚起步，国家应在作品的使用上给网络业者以法律和政策上的倾斜。④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对已发表的作品在网络上适用"法定许可"，那么，网络将会变成非法使用他人作品和盗版的天堂，从而扰乱社会秩序，是不能提倡的。更何况这样做也与国际公约的原则不符。⑤
   
    反对者的主要观点是：
    ⑴ 不符合已加入的《伯尔尼公约》和WTO的《TRIPS协议》的规定。
    ⑵ 采取双重保护标准后患无穷。
    ⑶ 版权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护。
    ⑷ 社会分配的不公正。
    ⑸ 版权集体组织作用的异化。
   
    在讨论所谓"数字图书馆"的时候，一些人建议，应当增加法定授权的范围。我不这么看，因为在现行的中国版权法当中，法定授权的条款太多。很多在版权制度发达的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要经过授权、都要支付报酬的条款，我们的版权法都把它们省掉了，把使用作品的很多情况，纳入到法定授权制度当中，也就是说，免去向作者授权这样一个手续，只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支付一定的报酬。这样的条款太多了，将不利于作者实现版权法可能带给他们的利益，损害作者的权利。现在有关的法定授权条款就很多了，如果再增加，势必更加削弱作者的权利和利益。另外，法定授权也同样回避不了向作者支付报酬的问题。虽然可以不经作者许可，但仍然要向作者支付报酬。对法定授权制度需要认真的研究。我们不可能想象整个版权制度就是一个付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