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使确立了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的目标，而就社会资源的来说，毕竟是存在一个“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简称“PPF”）。所谓生产可能性边界，就是在技术知识和可投入品数量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经济体所能得到的最大产量；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可供利用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组合。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无法拥有它想要拥有的一切东西，它必然要受到资源及可供利用之技术的制约。那么，由于生产公共产品和代表自由市场的私人物品生产之间存在选择和平衡，必然影响发展中如何有效利用资源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和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用图表为我们示意了人们在私人物品（按价格购买的物品）和公共产品（用税收支付的物品）之间进行选择的结果：（a）在一个贫穷的、未开发的社会里产出只能够糊口，较少能承担公共产品，如高速公路、公众保健和科学研究等；（b）随着经济增长，把较高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公共产品和政府服务（道路、环保和教育等）。

    这种选择，也包含了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原理。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中，某种选择就意味着放弃另外一种选择，那么这种选择的机会成本就等于放弃的物品或劳务的价值。那么，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如何寻找一个与私人物品生产之冲突的平衡点，就是我们产业技术政策的一个关键。

    同时，生产可能性边界理论也为产业政策中的三种思路提供了理论支持：（1）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避免社会资源闲置；（2）发展科技，提高单位资源的效率；（3）引进经济体之外的资源，如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等。

    我们还是以公共产品和私人物品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极端的设想是，如果我们利用所有资源生产私人物品可以获得10个单位，而如果我们利用所有资源生产公共产品可以获得5个单位，那么各种生产可能性就可以列表如下（表2）

（a）如果存在资源闲置——即有些资源不能“派上用场”的情况下，那么生产就达不到A、B、……F曲线边界的状况，即出现X点的情况；（b）而如果公共产品或私人物品的生产技术改进，可能出现现有资源能够生产出6个单位公共产品或12个单位私人物品情况，也即出现Y的状况；（c）如果有经济体外部资源注入，则随着可利用资源增加，公共产品或私人物品的单位量也会增加，同样会出现Y的状况。这样，我们便可以解释产业技术政策中的下述现象：提倡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提倡一种创新的制度与文化；提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倡进行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等等。这些，实际上涉及三个方面的制度：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技术创新制度和技术引进制度。

    归纳而言，在市场逻辑的框架下提出产业技术政策问题主要包括一种观念、两个连结点和三项制度。一种观念就是，公权力的干预应该是间接的方式，即主要是在市场逻辑下提供公共产品[93]；这是一种后福利政策，为个人发展提供一个平台，为社会进步提供一种激励机制。两个连结点就是：（1）技术成为某项产品或服务是否必须成为公共产品的一个标准，也是一个连结点；（2）无论何种理论（技术论、契约论或利益衡量论），目的就是要寻求公共产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平衡，这也是资源配置的连结点。三项制度就是：（1）有效利用现有科技成果制度（如科技成果转化制度）；（2）建立活跃的技术创新制度；（3）科技交流和技术引进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