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产业技术政策：公共产品与市场逻辑的连接点

    走出这种困境的方式，本文认为应该是一种间接性的。产业技术政策只能在市场逻辑之下，以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的方式，切入经济运行之中。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本身就是国家权力的体现，是一种公权力量。而“所谓市场逻辑，就是个人权利的自由交易。”[78]将产业技术政策纳入市场逻辑就是引导或促进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某一方面（即科技与经济领域）的自由交易。这就存在国家公权力如何切入私人领域，并在哪些方面切入的问题。在市场逻辑框架中，这种公权力就是以社会福利——即生产“公共产品”[79]为目的，是一种间接的切入市场的方式。

    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已经从经济层面的资源再分配发展到强调经济与政治发展之间平衡的后福利国家阶段。这种公共政策，“将资源再分配推向更深入的经济再分配领域，从而超越了过去将社会福利定位在对少数弱势群体的救济上的做法，使恢复社区精神、重构秩序与自由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一种道德的主要关怀”[80]。这样，就把人的发展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来看待，迫使人们从对社会的依赖转向对自己的依赖。可见，现代西方社会已经走出社会化保守主义趋向，公共福利或公共产品转向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和创造机会，这也就必然同时面临重申自由主义的命题。不过，早期“公共产品”观念的形成却极具公权和政府职能主义特色。

    英国思想家大卫·休漠（David Hume，1711－1776年）在政府溯源时就认为，政府的职能就是为了“促进某种公共目的”，并借以“进一步扩展它的有益影响”。他说：“两个邻人可以同意排去他们所共有的一片草地中的积水，因为他们容易互相了解对方的心思，而且每个人必然看到，他不执行自己任务的直接结果就是将整个计划抛弃了。但是要使一千个人同意那样一种行为，乃是很困难的，而且的确是不可能的；因为各人都在寻找借口，要使自己省却麻烦和开支，而把全部负担加在他人身上。政治社会就容易补救这些弊病，执政长官可以拟定促进那种利益的任何计划。”[81]休谟从人性的角度认识到人类固有的自私、褊狭心理，提出国家或国家存在的理由，即通过生产公共产品而“在某种程度上免去人类所有的这些缺点”。这就是今天经济学常常谈到的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非排他性，并由此而产生的“搭便车”问题。

    休谟几乎是最早论及由政府生产公共产品的思想家。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0－1790年）则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技术和产业发展对某种产品成为公共产品的重要性。他采用历史分析方法考察了军队在欧洲的演变过程以后认为，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所形成的资本需求量增加，致使维持安全所需的费用逐渐不可能由个人提供。他说，“在更为进步的社会里，上战场作战的人，以自己的费用维持自己就全不可能了。这其中有两种原因：一是制造业的进步；一是战争技术的改良。”[82]尽管斯密在这里主要分析国防这种典型的公共产品，但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公共产品并非天生是公共产品，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往往促进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的增加。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也表现得很明显，如在网络技术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乎不可能完全依赖个人；同时，这种技术也使产品更为公共化：只要我们愿意，通过网络，我们自己的信息很快就可以成为公共产品。甚至随着所谓“国际公共产品”（即通讯技术、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环境下的产品）的出现，使多国政府之间或者大型跨国公司之间进行协调，成为一种必要。

    但是，技术进步也会促使公共产品向私人产品转化，摆脱对政府的依赖。因为技术的进步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可以消除原有产品消费的外部性，使原来私人生产无利可图的产品变得有利可图，从而不必要政府来进行生产。如消防问题，由于以往技术比较落后，消防只能由公共提供；但技术改进后的复杂的自动灭火系统就使一些消防工作变得私人化了。又如早期计算机往往只是学校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但随着技术与现代产业的发展，使得相当多的学生有能力拥有个人电脑，电脑也就成为私人消费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