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因而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29]

    这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年）的一个著名论断。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科技不再具有中立性，已经成为一种统治工具或意识形态。在此之前，人们普遍所接受的科学观念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价值中立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什么观点和思想，只是掌握技术的人赋予了它价值取向。然而，马尔库塞认为，一旦确认了一种纯“物质性”的东西——技术——本身具有“意识性”（即理性），那么技术就必然会超越它自己而具备“自己的价值”了。他说，“面对这种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那种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维持下去。技术本身不能脱离开技术所赋予的效用。这种工业技术社会是一种已经在各种技术的概念和构成中运转的统治制度。”[30]

    当然，科技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正在不断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消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些，使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的一面。马尔库塞则在这富裕和美好的工业社会表面发现了其作为整体的不合理性。他说：

    但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却是不合理的。社会的生产率破坏人的需要和人的才能的自由发展，社会的和平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社会的进步依赖于平息（个人的、民族的、国际的）生存斗争的各种现实可能性的压抑。这种压抑，极不同于我们的社会以往的、较不发达的阶段所具有的特点，今天不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和技术上不成熟的状态起作用，而相反地是实力地位起作用。当代社会的各种能力（智力的和物质的）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不可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不可估量。我们的社会，在一个极高的效率和一个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双重基础上，以技术而不是以恐怖来克服离心的社会力量而显出特色。[31]

    马氏的这段论述，虽然区分了传统社会（或称“较不发达”社会）与当今社会的不同特点，但他的说明中还是有一些令人不是很清晰和不是很明朗的地方。是的，当今社会由于技术的介入，使得社会力量大得“不可估量”，也使得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大得“不可估量”，同时克服各种社会力量的“离心力”，然而，它又为什么压制了人的自由发展，并使“社会的进步依赖于平息生存斗争的各种现实可能性的压抑”呢？

    我们如果能够回到马氏在《单面人》导论中的开篇，问题便会清楚一些。

    能灭绝人类种族的原子〔战争〕的大灾难的威胁，不也就是用来保护使这种危险永存的同一种力量么？防止这样一种大灾难的努力，使探究在当代工业社会中大灾难可能发生的种种原因相形见绌。这些原因仍然未被公众所确认、所揭露、所抨击，因为公众在过于明显的来自外界——对西方而言来自东方，对东方而言来自西方——的威胁面前退却了。需要预先作准备、生活在濒危之中以及面临挑战，是同样明显的。我们忍受在和平时期生产毁灭性手段，极度的浪费，接受一种防御教育，这种防御使防御者和他们防御的东西都一样成为畸形。[32]

    这部著作完成的时间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当时东西方对抗的危险中，公众退却了，已经失去了批判能力，将自己的需求和自由让位于“公共安全”或“国家利益”，并接受“防御”性质的教育，“忍受”着“生产毁灭性手段”，最终使“防御者和他们防御的东西都一样成为畸形”。[33]其实，那个年代也正是人们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的年代，而我们在反省自己的过程中又陷入了新的理性困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