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1页。

    [54] 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中译本序，洪佩郁、蔺菁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页。

    [55] 〔英〕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82页。

    [56] 黄平：《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现代性札记之一》，载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1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6页。关于吉登斯的论述中译本，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57]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622页。

    [58] 〔美〕弗雷德里克·弗雷：《宗教世界的形成与后现代科学》，载〔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版，第133页。

    [59] 〔英〕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3月第1版，第4－5页。

    [60] 参见易继明：《政策法制化：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载《光明日报》2004年1月16日。

    [61]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1版，第3－4页。

    [62] 自己决定权的理念是近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在各个领域又重新提出这一课题。关于私法学领域中的自己决定权问题的讨论，请参见〔日〕吉田克己：《自己决定权与公序――婚姻家庭·成年人监护·脑死亡》，杜颖译，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2辑第1卷/总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30－162页。

    [63] 〔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政策》，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5页。

    [64]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文版序言，信春鹰、吴玉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2页。

    [65] 参见〔英〕P·S·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范悦、全兆一、白厚洪、康振家译，全兆一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34、135页。

    [66]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策分析研究：情报与评价功能》，载〔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王泸宁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4月第1版，第557页。

    [67]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策分析研究：情报与评价功能》，载〔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王泸宁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4月第1版，第560页。

    [68] 〔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政策》，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5页。

    [69] 新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分支。通常认为其产生的标志是1986年保罗·罗默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1988年卢卡斯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新增长理论是由一些持相同或相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而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它认为，“在经济中存在外部性或垄断因素的前提下，分散经济可以实现均衡增长，但这种动态均衡一般不是帕累托最优。这时可以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消除市场机制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即通过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的提出，涉及到市场效率的一个著名的阿罗——德布罗定理：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达到全面均衡时实现“帕累托最优”。参见朱勇、吴易凤：《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新增长理论发展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