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面对生存竞争的国际环境，梁启超把法治看作中国救亡图存之策，喊出
   
    舍法治奚以为哉？[81]

    关于如何实行法治，梁启超也提出了许多原则和办法。梁启超认为，法治需要以宪法为基础，与民权相联系，实行三权分立。他强调要加强立法，认为，"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立法权问题"为立国之大本大原，"[82]"有权利思想者，必以争立法权为第一要义。"[83] 还如，强调要保障民权，立法为民，并保证人民参与政治和监督政府，从而把法治与宪政结合起来。他还假托古人，把古代的"啧室之议"，说成是人民对政府的监督。[84]
    梁启超关于政治体制和法治的思想颇为丰富，也较为复杂，值得深入研究。此不赘述。[85]
    除梁启超外，还有一些著名学者对法治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章太炎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人物之一。[86]他指出，
   
    铺观史籍，以法律为诗书者，其治理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87]

    而且，他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淡出于当时的政治争论，指出，"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88]主要在行法治。共和也不是事事循法，不一定就是"治道之正"。也因此，他推崇历史上坚持法治的政治家，如商鞅法不阿贵，秦始皇在用人、赏罚、施刑等方面严守法治，憧憬"明主"和"贤相"的治理，认为"中国所患，非刑重之失也"，而在于行法不当。[89]
    值得注意的，还有胡适的观点。在学术史上，胡适的学术观点是比较一贯的。比如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实用主义的执守。在人权、法治和民主问题上，胡适的观点也基本上不因政治气侯和自己地位的变化而改变。胡适在1929年的时候撰文认为,孙中山在民国十三年以后放弃自己的约法思想，只讲军政和训政，由国民党和政府来训练人民，这是不相信人民有在约法和宪法之下参与政治的能力：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制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制裁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
    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法的政府才配训政。[90]
    胡适认为，"抛弃党治"、"公开政权"，建立多党制民主是实行宪政的唯一途径。
    就总体而言，关于法治体制和原则的具体论证，大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强烈烙印。尤其是言说之时 "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顾虑与犹豫，良可叹也。
   
   
尾 论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本文研究变法思想与法治问题的几个维度。
    一是华夷之辨与本末之辨。通过这个维度，我们看到的是，打破了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惟我独尊的梦幻，认识到西方强大之本在政教，而不在技艺，中华帝国不仅在技艺上落后了，而且在政教上也落后了，进而在时代定位的意义上认识到：中国不仅在技艺而且在政教方面都要向西方学习，以跻身于当世文明之列，法治则被看作当世的先进文明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从华夷之辨到本末之辨的进路是很容易遮蔽或忘却法治之本的，所以，还必须继续深究本中之本末。
    二是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通过这个维度，我们看到的是，民主政治被当作文明政教之本，议会制度受到推崇，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与民主相关联的自由主义价值原则受到欢迎，而中国的传统政治受到激烈的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的儒学原理和法治主义接受的更多是无情的政治批判，而非理性的学术批判。不过，在政治批判的过程中，又通过对自由、平等、权利等概念的阐发和关于法治理论的探讨，触摸到了自由主义的法治价值。这可谓找到了本中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