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以善善从长，止问可之者否之者人数众寡，不问其身分之贵贱尊卑也，此民权之大意也。其所以为此者，则由于人人有自主之权之故。……其说何居？曰权者利也益也。人人皆欲为利己益己之事，而又必须有利益于众人，否则亦须无损害于众人。苟如是，则为人人所悦而畀之以自主之权也。[18]

    在福建、广东任大吏多年的徐继畲在论及美国时认为：
    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19]
    魏源也曾称赞美国的民主制度，认为美国总统是：
   
    匪特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20]

    郑观应则不但提醒国人：西洋富强背后的治国之本不是现代技术，而是民主制度，并且对西方的议院制度的致意再三，认为这就是西方致治之本：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有士马之强壮，炮船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至治固有本也。[21]

    可以说，赞赏并呼吁建立议院制度，这是晚清变法论从宽泛的政教为本转向具体的制度设计、从专制主义转向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22]
    在19世纪70年代，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文祥认为，"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23]1883年，庶吉士崔国因向光绪帝上呈《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正式向提出开设议院的建议。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主张设立议院之人。[24] 维新派政论家陈炽在1896年出版的《庸书》中也认为："泰西议院之法"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原也。"[25]他把这本书献给了光绪帝。
    当然，我们不能说，那个时候开设议院的主张就是民主主义的了。实际上，对议院的强调，主要还是从广开言路的意义上讲的。[26]许多人都认为，大清衰败主要是因为言路不通，上下隔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曾专门讨论到议院，他认为议院制度与国情不合，但对于扩大言路的作用，还是肯定的。
    赞赏和宣扬议会制度，只是民主主义思潮的一个方面。除了议会制度外，思想者们还对国家权力的构成、宪政、民权、自由等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黄遵宪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作为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的随员到达日本，写出《日本国志》一书，其中以专篇介绍和评述外国的官制、法制。他说："日本设官，初仿《唐六典》，维新之后，多仿泰西"，"泰西设官立政，分职施治，有条不紊"。[27]黄遵宪主张"奉主权以保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认为"惟分其权于举国之臣民，君主垂拱仰成，乃可为万世不坠之业。"[28]
    被毛泽东称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29]的严复（1854～1921)，在这个时期翻译了大量西方的政治学著作，并就自由和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多以译书按语为表现形式)，对当时及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0]严复亦译亦述、以述解译、以译支述的翻译，既是翻译史上的奇迹，也是思想史上的奇迹。与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不同，严复虽然也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并在百日维新期间，接受过光绪皇帝的召见，但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31] 因此，严复的思考和认识有着更多的学术内涵，也更为深邃。特别是他提出的"彼（西方）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32]，堪称翘楚。[33] 例如，关于国家富强与自由、民权的关系，严复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