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在箧中求善沽”，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给中国人面对竞争产生的心理失落开出的一剂良方。尤其是在当代的激烈求职竞争中，没有谁敢于事后坦然承认自己的劣势，而是用种种自视很高的托辞显示自己对所征求的职位的不屑——这更多地在知识青年中表现出来。明明是在求职竞争中落选，却以职业对象的种种不中意加以掩饰；明明是因不胜任工作被淘汰，却以自己对职位不满意而主动“跳槽”遮盖……而真正的现实是，没有一个空缺的职位不是在如饥似渴地等待着出色的从业者！
但是，求职者却更忽略了自己完整的职业素质的培养。
这是一个在采访中得到的真实故事。
某知名外国商社在华设立集贸易、融资、商务代理和传播为一体的机构，待遇非常诱人。他们只招收60名员工，报名的却超过2000人，而且个个具有高学历和相当的学位，堪称无一不是青年才俊。
这个商社来华的只有一个商社本部年近花甲的华人副董事长。初期招聘工作委托给一家中国专业机构代理。
经过筛选，通知200人前来应试。
届时，人才济济，人头攒动。
按照计划，要求排队领取文字试题。
就在排起等待的长龙旁边，一个自来水龙头悄然地漏着水，地面上积了一片水，迫使队伍为躲避积水形成了一个弯儿。
超过规定的时间快半个小时了，还没发放试题，应聘者中开始有人不满。人群也下意识地把队伍排得更紧。
这时，有个排在前边的青年发现了漏水的水龙头，离开队伍踮脚趟水来关。几乎与此同时，开始发放试卷。他关罢水龙头，见人群蜂涌几乎不见了队形，只是发呆……这时，那位穿了身普通运动服，佯装工作人员的副董事长来到他身边，对他说：“你随我来……”
这个青年成为这家商社驻华机构的第一个应聘者，而且当即委以总经理办公室负责人的要职。当应聘者参加下一轮应试时，他已经坐在了主持招聘工作的位置上。
这位副董事长事后说：“因为我们招聘条件中对文化程度的要求很明确，事先又研究了他们的资料，他们在知识水平上不相上下，但我更急需的，是整体素质好的人才，尤其是具有管家素质的行政管理者……”
著名企业家、人称“扭亏专家”的南京衡器制造集团总经理钟沛曾讲到从业者的知识和整体素质的关系。
他讲了两个人的故事。
1992年夏天的某夜，突然暴雨如注。他当时在家里，急于进厂去布置防汛。可是，外面已没有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正在心急如焚时，一名厂里的司机在没得到通知的情况下，及时开车来接他进厂。这位司机见天降暴雨，第一个反应就是接厂长进厂安排防汛。
另外，有个青年技术员，仅仅因为提薪不满意，意欲“跳槽”，就将关键的技术资料卡在自己手里相要挟，不顾这些资料涉及到企业会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错过时机，也不顾这会影响到2000名员工的饭碗……
显然，这个青年技术员学历高，有知识，但自私到连起码的顾全大局的意识都不存在，已经在整体素质上近乎愚蠢，第一，他没有考虑到别人，也不考虑自己的做法已触犯了法律；第二，他没有考虑到今后，人家知道了他的这种做法，谁敢给他以充分的信任呢？
显然，在职业素质方面，这个技术员远远没有那位司机的表现好。
曾经在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并在高校任教多年的钟沛，深有感慨地分析说，几乎所有的有较高学历的求职者都希望也都认为自己是个人才，求职时往往附加过多的条件。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可是，一个人，当他在职位上所发挥的作用，是别人难以替代的，这才是真正的人才。而一个真正的人才，不是靠文凭、资历所能证明的，是靠实践才能证明的。
一位在美国从一个留学生到求职者很快做到一家电子产业公司副总裁的中国青年的经历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开始，他为求职奔波，一次次摆出他从学士到博士的证明文件，却又一次次被人家客气地以没有位置礼送出门。
不断的碰钉子，使他愤怒也使他沮丧，最后他冷静了，他只以一个普通大学生的身份，征求一个普通电脑打字员的位置，从而顺利地进入了这家公司。但他没有停止努力，一次别人的电脑出了故障，他自告奋勇进行修理、调试，并就他发现的操作不当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老板一见，立刻意识到他的超群能力，这时，他才声明并拿出了学士学位的文凭。他立刻被升了职，充任业务主管。又不久，他就业务协作、提高电脑使用效率问题又拿出了一套大胆而可行的程序设计。同事们因此对他另眼相看，老板因此把他请进了自家的客厅详谈，他这才说明自己已获硕士学位。他立刻被提升为部门经理，在开始实施他的设计以后，又被提升为总裁助理。当公司由于他的策划而局面一变之际，他又拿出了自己开发新的电脑
软件产品的想法。这时，人们才知道他是在名牌学府专修本专业多年的一位博士。
老板喜中作嗔地对他说：“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他幽默地说：“中国人做交易有个让双方都放心的方法，叫做‘先尝后买’。”
在实践中证明自己，这应该是选择职业时应该有的冷静态度。虽然，职业和从业者之间存在着双向选择的自由，却仍然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那就是取决于从业者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实力。而对大多数不具备这种实力，只凭一纸文凭，满心兴趣的求职者来说，除去在职业在凭兴趣选择的“自由”，其它方面都不可能去“自由”地加以选择和要求，而必须接受职业的选择和要求。
在天津的人才交流中心，一位从创办至今就主持这里的工作的市人事局的官员说：“我们出自多年计划经济用人制度对人才的束缚，也出自‘文革’前后大学生的稀少，在对待‘人才’和职业的‘双向选择’上，有舆论宣传的偏差，把文凭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把‘跳槽’不负责任地宣传为自我价值的重新确定。这样，企业和从业者都对职业的法律要求和道义要求，以致双方的经济权益要求淡化了，老板和员工之间互‘炒鱿鱼’被当成了一件毫不负责的行为，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
加拿大商人在天津投资的一家新型织物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创办伊始，在招聘管理层员工时，挤碎了大厅的玻璃墙。可是，没到三个月，因为他们自己的各种关系没办清楚和不适应现代化的既紧张又单调的管理状态，几乎有60％‘跳槽’，他们只递张寥寥数语的辞职书，什么手续也没办就不辞而别了。我先后在加拿大、美国、新加坡……办企业，原来只听说中国人自由求职很困难，却没想到，中国的年轻人对待职业如此轻率，不负责任……”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的一位女社会学家在中国就职业状态进行了四个月的实地考察后，总结她从中国报纸、杂志上搜集到的近千篇有关职业问题的文章，包括各地劳动人事部门办的专业报刊时说：“中国不愧是个诗的国度，这些谈论最现实、最严肃的职业问题的作者，哪怕是应该采取最客观的审识角度的记者，却都像诗人一样浪漫，对‘跳槽’和‘辞职’加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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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化的引申，看不到法律和社会责任的制约。”……
确实，我们不难看到，舆论很津津乐道于宣扬选择职业的“自由”，却不很深入地去宣传职业选择从业者方面的严峻现实。
这应该加以改变了！因为，不论职业和从业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双向选择”的自由，作为职业本身，是属于社会性的，一个职业者的行为是社会行为而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职业本身就承担着很大程度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职业素质就包括着做个合格的“社会人”的素质。有关职业秩序的法律正不断出台和完善着，职业和从业者之间的“双向选择”并非是只出自个人意愿和兴趣的无序状态，而应该有双方信守的责任义务，有双方共同接受的法律制约。
无序的职业言论应该少开尊口。
我们应该为追求高层次的职业状态和职业素质而深入调研，而不是再针对用人制度的变化，针对职业心理的失落或平衡再喋喋不休或沾沾自喜、寻求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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