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差异的诠释学维度
【 作 者】李新芝
【作者简介】李新芝(1966-)，女，新疆石河子市人，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政治学院在职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内容提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都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由于二人的接受视阈不同，由此形成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解的许多差异。我们可以站在哲学诠释学的立场，借鉴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就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形成差异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并借此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关 键 词】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理解/诠释/差异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A841;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6-0005-06
　　正如哲学诠释学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理解和解释都有其自身的诠释处境，任何理解和解释都有历史性和有限性，任何理解和解释也都有未完成性和开放性。这给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对科学社会主义不断理解、诠释、运用的过程。本文运用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通过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运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理解和诠释差异的形成原因以及继承关系进行分析，同时也借此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一
　　社会主义观主要是指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都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诠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他们设想未来的理想社会是：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直接占有；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按预定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采取从社会储存中直接供应的方法进行消费品的供应；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将逐步消失；人将获得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们一再强调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私有制，“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239页），“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293页）。并一再强调：“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2]（676页）。即我们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来认识和发展这一理论，不要把它教条化，这是一个重要原则。
　　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论述主要是以社会主义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为前提的，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情况推论的，但现实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设想，社会主义首先不是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种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探讨的理想的社会主义是有所不同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对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诠释，毛泽东、邓小平都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中一些基本原则，如：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在政治上都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都强调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的基础，按劳分配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分配形式。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诠释，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也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差异。总的说来，毛泽东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以实现平等为目的、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他看来，平等是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原则，平等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不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在于社会道德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这带有明显的伦理社会主义的色彩。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经历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是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他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点，赋予社会主义观以新的内容：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是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其根本途径就是发展生产力，可以说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建设社会主义。
　　　　二
　　哲学诠释学认为，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主体之本人还是作为被理解和诠释的文本，都内在地镶嵌于历史之中。人们的历史特殊性和和局限性是无法消除的，因此，人们的理解也无法逃脱这一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这就是理解的前结构。对于接受主体而言，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产生的前见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别开来。承认理解的历史性，就承认了理解者前见的合理性。这种前见是构成理解的基础和前提。一切解释都是在前理解的基础上达到的新理解。
　　根据哲学诠释学这一重要理论，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理解和诠释的前见不同，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虽然都主要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是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我们注意到，毛泽东社会主义观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实际上来自于其理解的前见影响，这些前见造成了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大量误读。“前见”也即“接受视阈”，毛泽东的接受视阈极大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毛泽东自幼熟读儒家“四书五经”，后又遍读“二十四史”。毛泽东真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也就是说，当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已经成年，他所接受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教育已经在他身上扎下了根。这样，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就构成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前见。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不仅是影响毛泽东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还影响到他把平等、平均作为衡量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从其一生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发展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早在1919年，有志于改变中国社会穷困面貌和救民于水火的青年毛泽东即提出了“新村”计划，为未来的中国社会绘制了美好蓝图：“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制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起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3]（454页）毛泽东用了十数个“公共”组织概括了“新村”的社会模型。这些组织包揽了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产娱乐各个方面，“新村”实行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实行完全的平均分配。在另一篇文章中，毛泽东用“圣域”来表达这一理想，并描绘道：“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社会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3]（85页）可见，无论“新村”还是“圣域”，都强烈地表达了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体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终极价值目标：消灭差别，实现平等。对于毛泽东身上体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毛泽东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他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4]（39页）这表明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康有为的《大同书》联系起来。而这一认识在毛泽东发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着更生动的表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史上，人们通常都把“公社”同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联系起来。人民公社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所谓的“公”一方面是公有化的程度高，甚至于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以至于个人财产也收归公社所有；另一方面就是积极倡导实行供给制，供给制被毛泽东看作是共产主义因素加以提倡。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所有制解决以后，（人民公社）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实现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5]（1011页）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公平原则，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必须开始实行，否则，就是“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也就是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公平、平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也是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之一，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实现它。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创造现实基础。而要是在没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去勉强实行社会公平的目标，“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6]（39页）。可是，在毛泽东看来，实现平等从根本上不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在于社会道德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却惟恐它有碍于道德与人际关系的改造，最终难于实现平等。这种认识明显地带有中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印记。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不曾认识到生产力的重要性，事实上，在理论上，他对此也有过不少强调。但是，在情感上，在实践上，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前提条件的实现，使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平等”的认识发生了偏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完全按照唯物史观，把公平看成一个取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范畴。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概括进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与马克思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扬。而这一新理解的产生是由邓小平的新视阈影响的。比较毛泽东而言，邓小平少年时代就远赴欧洲，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比较多地受到与中国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使得他能够以更宽广的眼界和更理性的态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他在法国勤工俭学6年间，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还积极参加旅欧共青团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讨活动，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6年1月到1927年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立志改造中国之后，更自觉地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积极改造中国文化传统，这就使得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批判性继承（毛泽东也强调这一点，当时由于其接受视阈的限制，尽管其在理论上重视，而在实际做法上却未能完全践履），尤其是他通过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总结，洞察到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残余的严重危害。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7]（116页）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充分吸收养料的同时，又以全新的现代意识对传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样是对“平等”的认识，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7]（116页）。“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7]（364页）。但是，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7]（155页）。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不仅反复说明“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立场，而且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首要任务、中心任务、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7]（363页）。正是邓小平对传统文化批判的继承的立场，使其不仅纠正了毛泽东因受传统文化影响而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理解的偏差，而且进一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文化精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全面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通过上面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理解和诠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却更能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真实。道理很简单，邓小平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无论是从感性的层面还是从理性的层面来讲，都比毛泽东具有更广的接受视阈。这种多重视阈有助于邓小平在接受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时有更多的比较和选择，从而产生新的视阈融合。
　　　　三
　　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接受视阈”或曰“前见”对他们在理解和诠释社会主义时发生差异有其必然性的话，那么，根据哲学诠释学“视阈融合”的观点，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都有合理性。“视阈融合”认为，诠释者与诠释文本各有不同的视阈，而理解的过程正是两种视阈不断调整和不断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的过程无论是对诠释者，还是对经典文本而言，都将产生新的意义。因此，可以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理解都有合理性。
　　既然是两种不同视阈的融合，因此，我们首先应该了解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当下视阈是怎样一种状况。毛泽东时代，国际环境十分严峻，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站了压倒的优势”[8]（321页），就是对此形势的概括。后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几度使对抗升级；社会主义阵营内，中苏从合作走向论战、对抗，使新中国的整个国际环境更加严峻。1970年5月，毛泽东还讲；“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9]（584页）在这种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全。即使是70年代主动与美国改善关系，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与对立，使得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威胁抱有很深的戒备心理。
　　应该说毛泽东还是非常重视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交往普遍化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地表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0]（1325页）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8]（43页）并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从“做生意”扩展到了“向外国学习”这个更广泛的领域。在向外国学习的同时，他又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要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坚持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设，把立足点放在自己一边，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争取外国的支持和援助，但这不能以附加任何不公正的条件为代价。
　　理论的接受与实际的行为毕竟是不同的。鉴于毛泽东接受视阈中的国际环境与个人的因素的影响，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具体制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重视不够，在实际中过多地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忽视了两者在经济上的统一与互补，对资本主义缺乏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科学分析，因此，在实践上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以至于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
　　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接受视阈显然有很多不同。他在法国勤工俭学6年，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感性认识使得他在接受视阈上更能切近马恩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他在第二次复出后又出访欧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发达的经济有着直接的体验和认识。在他重登历史舞台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时候，时代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时代主题已从过去的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二战以来冷战局面的结束导致了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促使各国之间努力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这给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这就是邓小平面临的局势，邓小平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尽管在社会制度方面有本质不同，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也有很大差异，但社会主义制度要战胜资本主义制度，中国要获得迅速发展，要赶上世界的先进国家，“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模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7]（373页）。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作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8]（330页）。邓小平接受和诠释的当下视阈，使他在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方面，能够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交往普遍化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他第二次复出后就提出，要扩大进出口，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发展对外经济关系。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又不断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必须善于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要以世界先进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980年，他正式使用“对外开放”的表述。1985年，邓小平在同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谈话时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行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7]（116页）可见，邓小平准确地抓住了当代世界发展的实质：在迅猛发展的世界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从世界全局观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同属改革开放的世界，二者在改革开放中竞争、渗透、共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应当实行和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要赢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必须使自己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高。
　　总而言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当下视阈使他们接受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时，体现出不少差异，这种差异，就是一种视阈融合。
　　　　四
　　理解和诠释无法避开历史性，但是历史并不是静态的一堆历史事实，正如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从实际效果史的角度立言的。因此，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不能不充分考虑他们在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并且运用于中国建设的实际效果。虽然，就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理解而言，仍然具有合理性，但当其将此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其效果却并未能达到毛泽东的预期目标，比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确保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理论实际上是把革命的原义和转义混为一谈，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已经建立起来以后，还要去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从理论上是错误的，从实际效果来讲，也使天下大乱，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说：“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错误。”[12]（34页）站在诠释学的立场来看，产生误读是必不可免的，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没有“正读”。相较而言，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诠释，从其实际效果而言，其对社会主义的诸多认识，显然更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也更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际准。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成就证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有真理性。也正是从实际效果史的立场出发，我们既不回避毛泽东晚年造成的失误甚至错误，但更要肯定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要不然，我们会完全走到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去，变成没有是非的价值评判。
　　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而逐渐深化的，它表现为一个真理的发展过程。绝对真理性的认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无不受着当时实践条件的制约，只能达到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程度。我们不能要求前人给我们提供今天实践发展所要求的理论，正如我们无法为后人提供终极真理一样，但每一代人都必然会承担起时代赋予他们的理论任务，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向前进。
　　通过上面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差异，我们既从诠释学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做出了合理的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的启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发展的体系，它远没有终结。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收稿日期：2003-05-17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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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杨超，毕剑横.毛泽东思想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杜，1993.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　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10]　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