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
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
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
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
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
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
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
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
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
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
“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
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
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
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
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
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
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
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
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
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
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
（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
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
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
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
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
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
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
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
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
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
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
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
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
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
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
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
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
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
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
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
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
《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
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
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
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
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
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
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
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
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
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
《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
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
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
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
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
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
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
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
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
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
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
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
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
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
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
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
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
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
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
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
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
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
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
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
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
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
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
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
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
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
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
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
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
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
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
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
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
“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
统治。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
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
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
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
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
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
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
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
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
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
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
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
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
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
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
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
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
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
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
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
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
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
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
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
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
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
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
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
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
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
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
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
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
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
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
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
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
“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
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
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
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
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
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
《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
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
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
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
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
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
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
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
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
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
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
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
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
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
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
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
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
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
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
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
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
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
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
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
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
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
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
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
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
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
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
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
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
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
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
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
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
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
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
况。我该怎么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
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今天出席这次大
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
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
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
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
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
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