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女性主义者认为，进入父权制以来，女性作为一个"人"的权力被剥夺，已经很久了。即使在现代社会，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着以男权为中心的历史限定的文化模式或文化霸权。徐小斌的小说《双鱼星座》以女性的视角，叙述了女性在现代生存中的尴尬处境和反抗。本文在90年代女性文学的范畴内探讨该小说创作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返魅  菲勒斯中心  逃离  颠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徐小斌的女性主义小说犹如文坛奇葩。她以女性的目光揭示对人类精神体验的深刻理解，揭开历史蒙在"她们"脸上的面纱。她的小说充满了个人命运的变幻莫测，充满了爱欲、阴谋和如期而至的悲剧。她那深度隐喻的神秘故事，更多的是关于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的寓言，渗透着能否颠覆与如何颠覆男权文化的焦虑感和失败感。其性别书写完全出自不能自已的生命体验。这份淋漓的伤痛和不甘，已渐渐浮现为一份充满张力的自我意识，一个痛楚的女性的自指。与林白，陈染相比，视野开阔的徐小斌认为："我的小说创作一直在实践着这种个人化与外部世界的对接。"因此，《双鱼星座》中的卜零，以极端的敏感试图建构着别处的生活，试图摆脱"房间"的束缚。
       这部副标题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的小说，充斥着关于整个人性、人生、女性生存处境的悲哀。徐小斌将故事的主人公--卜零，称为"菲勒斯中心社会"的逃离者。          卜零，这个一度被笼罩在浓浓的父权阴影下的知识女性，不再想成为父权制的镜像，于是她开始逃离、反叛和颠覆现代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  
       一、  男人即地狱
       卜零，一个出生在"双鱼星座"的"一生只幻想着爱与被爱"的女人，一个优雅而聪明、脆弱而傲慢的知识女性，在尘世急剧膨胀的物欲的包围下，精神生活饱受压抑、近乎迷失。
       存在主义哲学的著名论断之一是"他人即地狱"，而对于卜零的内心深处来说，虽不至于那么严重，但起码是"男人即地狱"。她的精神生活摇摆迷失在自身、丈夫和情人之间，同时她的肉身还要承受种种现存的物质外在压力。当她将目光投向周围的男人，企图从"爱"之中寻得一丝慰藉和一条缝隙般的归途时，她得到的是彻底的失望和无休止的折磨，男人的叛卖、欺骗与懦弱令她悲痛欲绝。这个过程绝不亚于炼狱。无奈家和社会，并不是理想中的那么温馨、那么宁静，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人性、那么充实；无奈社会的发展与家庭的维系，往往以女性自我的丧失为基础。
       作为权力-欲望-金钱的代码，作为三种男人类型的设置，丈夫、司机、老板这三个人物分别或同时与卜零发生牵连。丈夫韦从一文不名的小公务员变成下海经商的阔老板，一天天利欲熏心俗不可耐，不仅没有生育的能力，连最后做爱的兴趣也消失了；给丈夫开车的司机石高大英俊，年轻漂亮，善于调情和搞一些偷偷摸摸的婚外恋，然而骨子里却极端卑微懦弱，徒有一张吸引人的男性脸蛋和外表；卜零单位里的老板阴险狡诈，又极其伪善，他无论是利用还是迫害起手下人来，连眼都不眨，卜零因不会对其迎合献媚而百般受刁难，在被老板胁迫去为单位鲜血后又被无情地逼迫下岗。于是，不光是爱的权利，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谋生的饭碗也被剥夺了。绝望的她被无情的压到了金字塔的最底层，永远也不可能象男性一样成为金字塔的顶尖力量。  
       对于代表权力、欲望、金钱并给予她多重压抑的男性，卜零报复性地"诱惑"他们，却又将自己的情欲交付于自慰，从而使压抑她的力量也处在了"贫弱"的境地。卜零在她的老板看来，"这个女人并没有标准美人的脸，却从整个表情和体态上充盈着一种生动和邪魅。"当丈夫为了生意甚至随时都可以把妻子如私有财产般"典"出去的时候，卜零在酒的庇护下，一改往日的理智，抓起话筒媚媚地说出了"这首歌献给达先生"，而后搔首弄姿地遭遇着达和石在她性感的躯体上肆虐的目光，痛苦地感受着"一种名妓的感觉"，一种灵魂的自虐。其实在卜零看来，每一张影碟上都有一个三点式泳装的女郎，最终不过是更加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族的男人也同样的贫弱疲软"。究起根源在于，以创造物质的丰富为主题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消磨女人也阉割男人，在日益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繁缛的生计的欺诈谋算下，所有的男人以及他们男人的本性全都七零八落，片甲不留，只剩下一片欺世盗名的人格空存世间，让渴望爱和被爱的女人们伤心。
       在生活中受挤压的心高气傲的卜零和三个男人间的隔膜和对立，无不表现了现代女性与社会结构游离的性质。她以她的精神性存在对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她妄想逃离"History"而进入"Herstory"。
       一，  逃离即颠覆  
       "性格即命运"，双鱼星座的性格注定卜零没有一切女人的伪饰和假相，可以不为现实利益所动，却会为理想的爱而舍弃一切。尤其是现在，当她为岁月所遗忘、被变了质的家和外部世界的压抑所窒息，她尤其需要一份生命的真实来打破在沉默中灭亡的困惑，拯救生命于无声息的枯萎。于是卜零沉浸于绝对的精神自恋，选择了在沉默中爆发。当她回到最内在的存在的时候，她就回到了身体，回到了她的最坚实的女性自我。这种无助的逃离方式，实在是女性在向外部诉求，尤其是将情感及肉身得救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惨遭失败后的一种反向逃逸。这种方式在追寻自我价值的同时，又在解构着男性中心文化。
       换言之，女人和肉体的关系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女人因为被剥夺了其他范围的生活，被取走了其他种种活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肉体的意义就加倍突出，她只剩下了唯一可以由自己支配的财产。肉体是她孤独的证明，她越孤独她越肉体化。在几乎所有通往现实的大门被关闭后，她不得不活在自己身上，活在自己的肉体之内。或许，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想入非非的臆想和幻觉，与其说是诱惑、挑战，不如说是重新讲述一遍由男性社会创造和遗留下来的那个神话，讲述自己被剥夺了实在性的故事。
       像西方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徐小斌也不顾一切地写到女性的身体，用自我的眼光对身体进行审视--这是女性回到自我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女性主义或许扩大了它的意义和曾被唤起的力量，因为它实际只有精神的自恋意义。只有一个自然的男性他者，才使这个女性对身体的意识具有了现实的爱欲的内容。女性身体在此带着时代忧郁的暧昧，带着个体肉身的危象以及隐秘的快乐和羞耻，突破传统马其诺防线，在身体的"空白之页"行使自我设想的书写权利。卜零则在自身身体的探询中，重新发掘女性性别本身和自然存在维度上被社会存在所扭曲的方面。
       而女性特质存在的主体性应由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构成大写之人，女性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本应以其不断显现的差异来丰富宇宙的多样性。而由父权制统御的现实化结果，使卜零所谓的"颠覆"绝对不是在终极意义上而言的。这也无怪乎她只能逃向梦境，在梦中她极端冷静地依次杀死了三个代表"权力、欲望和金钱"的男人，而后留给她自己的，也将是对这个世界的彻底绝望。如此"同归于尽"的设置，或许有效的摒弃了女性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所背负的十字架，也是对男权世界的最后颠覆和反叛。
       同时，徐小斌又将这种对于整个人性、人生、女性生存处境的悲哀深藏于神秘文化中。她试图通过神秘文化这座堡垒，立体式地去透视人间的种种悖论：爱和自由、生存和恐惧、寻找自由和逃避自由……这在她的长篇《敦煌遗梦》、《羽蛇》以及《海火》、《缅甸玉》等作品中可见一斑。而《双鱼星座》则弥漫着浓郁的女巫气息。卜零的存在和活动，仿佛都有特殊的意味，想要印证什么，又要摆脱什么。
       在现实生活中格格不入，在爱情上一再遭受挫折的卜零，却在傣寨感受到一场心灵的洗礼，深切地感到"他们便是自己遥远的族人。"她不由自主地把这些归诸自己的血缘，把自己设想为没有被平庸的现实磨灭生命灵性和浪漫旗帜的少数民族后裔。之后，当她在现实中陷入内外交困时，她又重返傣寨，去寻找超度苦难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神秘古朴、未被现代文明全然笼罩的边寨异域是卜零心灵的皈依，是她对现实的无声的悲愤。
       在这神话般的氛围中，时而让那个来自埃及或古波斯的巫师藏在水晶球后面，为卜零算命，卜零果然被言中，同丈夫的司机石产生恋情；时而用果实、萱草、海风、水母等，隐喻卜零的体态与她自慰时的堕落和虚无；大款丈夫韦见后，不仅顿消久违了的性欲，还忽然想起"玻璃匣子里陈列的西域女人的干尸"。而最精彩的莫过于卜零在梦幻中打扮成美丽的阿拉伯公主，先向韦的后脑勺扔去致命的冰冻的里脊，接着在老板咖啡里滴几滴带毒的墨水，最后用水果刀刺向石。在三场色彩绚丽，线条简洁的谋杀中，卜零畅快淋漓地向男人复仇。徐小斌就这样错落有致地运用星座、巫师、算命、心灵感应、异域装扮、梦魇等具有神秘性的符号，组织她的"神话"，迸发她女性主义激情。
       这亦如女性主义先驱，英国女作家C·吴尔芙所言："学会阅读神话是一种独特冒险，这种艺术需要缓慢而独特的转变，需要致力于’实在’这一概念之另一种内涵的决心"。徐小斌，一个曾将男权文化深刻内在化的女性，由于对这一文化的信任和恪守，其中的种种暧昧伪善，诸多表里不一、双重标准才会在她那里形成触目惊心、伤筋动骨的体验和伤痛。这种心路历程使她陷入窥破而不能无视，憎恶却仍难于摆脱离轨者的宿命。于是她执着于用她智性的神秘不断撞击这个古老大地上的游戏规则，恣意破坏、改写那些霉烂腐朽了的菲勒斯规矩。在她文本中所呈现的，必然就是反人间的，构成具有颠覆和破坏性力量的某种存在。因此，她这种创作方式，或许为了更好地瓦解父权制美学标准宰制下的一统局势，一种自然的女性人本主义的选择，而这恰合了女性返魅的意象，亦是消除男|女二元对立的必然。
       三，返魅即平等  
       《双鱼星座》洋溢着徐小斌强烈的女性意识，是源自女性心灵至真至切的感悟。其结尾便从"原罪"的意义上嘲讽道，女性为最初尝禁果的性别，天门最先对她们关闭了。她们这一生，无论是爱还是被爱，都是赎罪。所有不甘于自己命运者，必将咎由自取。她们不禁要问："这对女性公平吗？"
       人这个生物种群是由男人和女人构成的，所有关于"人"的幻想和追求，似乎都应该有女人一份，可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世界，几乎把自身的一半变成了另一种社会性动物。在男权文化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成长并不是以女性身心的全面发展、女性创造潜力的充分实现为出发点，而是以社会（男性）的需要为基点建立起所谓的女性理想范式，文化的浸淫对女性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女性异化为自觉地选择这种范式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从而将原是社会的、男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选择，将原是外在的、文化的压抑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压抑，"第二性"的生成正是女性为认同男性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恶性自律。
       于是女性便有必要从层层外在的厚茧中突围而出，对男权规定的镜像予以解构、颠覆，朝向女性本真世界的依归，抑或是阴性返魅。  我们必须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人格下的女人和男人。
       所谓阴性返魅，它是一个哲学维度，以回归母性秩序--女神时代的生命精神为指趋，蕴含着存在哲学中的家园意象。但它又异于母系文化中的"尚雌贵柔"。
母系文化是产生于私有观念之前的文化，它的社会文化秩序从不需要诉诸武力或法律来维系。它是靠每个社会成员对母系文化信条的笃信不移来支撑的。它忽略、轻视男性的文化存在，但并不否定、扭曲男性的文化存在。在整个母系文化时代，男子武士的身份职能、渔猎者的身份职能从来也没有丧失过。因此，男人并不是"蜂后文化"或"蚊后文化"中的简单工具，而是混溶型母系文化心悦诚服的信仰者，甚至是参与创造者。但由于母系氏族社会以女性生殖崇拜作为其社会文化的核心支柱，那么身处生殖神圣位置的女性，其繁衍生命的权威必然向文化的其他方向扩展。于是，远古女神有一种完全超越了男性委琐目光的风采，她们不是为男性的需要而存在的，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面向那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她们自身由此获得了特殊性艺术魅力。  
       而我们所指称的阴性返魅，并非返身到形而上的本质主义源头，返回到男人成为女人奴仆的社会，而是从女性的自我经验、女性的现实处境反省自身，从远古女神时代的女性创造精神，反观现代社会仍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和文化模式的残缺与霸权对女性生命经验和精神生活的贬抑和损伤。沉睡数千年的"卑贱"女性，要正视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打倒男性"高贵"的神话，为自己赢得平等的权利，赢得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更不是一个奴的真实性。而这种最起码的人文关怀对被父权文化压抑至今的女性来说是最缺乏的。因此，一个女人作为女人的真正魅力要展示，唯其可行的便是女性应该把自我解放的重点放在人文主义的个人觉醒和提高上，回到女人作为人的自我价值的全面实现上。
       文学范畴中的阴性返魅，实质是进入文化批判的女性主义企图通过揭示人类文明中的父权制的本质，强烈要求打破现有的两性的秩序，重新确立女性的地位和角色。这意味着像徐小斌《双鱼星座》一样的女性写作，要控诉、质疑、反思男权菲勒斯中心。单一地从男性或女性角度看文学问题，既损害女性的利益也损害男性的利益，进而损害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女性以写作的方式参与历史、重构历史时，绝不是简单地停滞不前，留在个人化写作或躯体写作上，而是寻求男女和谐的文化支点。毕竟两性关系的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关系使任何性别问题的解决都不能由一个性别的经验来决定。如果女性创作只注重女性经验，只关注女性，那么这种文化经验的"特殊性"更大的可能是一种局限性。于是，在文学中的阴性返魅依然不可违背男女平等的大前提。但同时，又有一大堆难题迎面相扑。欲瓦解男权文化，那又该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创作价值体系，如何形成一种真正的人类意义的审美标准？如何摆正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历史中的定位？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已超越了"性别对抗"的阶段，她们不模仿男性，不反抗男性，而以自立的方式表达她们对这个两性共有的世界的看法。而对于东方女性来说，梦醒了，路在何方？因为世界的关系除了性别冲突外，还很复杂。中国一大批诸如徐小斌等当代女性作家，参差不齐的坚持女性性别书写的立场，试图揭示女性在时代氛围下复杂的文化与心理上的深层意识和矛盾冲突。她们傲立于世，有的孤独着、有的寂寞着……但她们都在思考着，为中国文化领域的男女平等作出了先锋的贡献。  
       其实，在自由与使命意识基点上，无论男性抑或女性，两者都有不是被固化在斗争和驱逐的死亡序列中，而是应该保持生机盎然的差异性又全面设计着各自的定位，进而达到统一的境界。在此向度上九十年代觉醒后的女性写作，为女性作家留下一种有关女性文化未来学的"空白之页"，对它的共同的书写，不仅是女性自救的开始，更是对女性艺术魅力自身的质询、对话和追求。
       而且我觉得，对于当代中国女性作家而言，如何更好地在文学之城内形成一块不媚俗，又不落入"男性"的写作模式的"女性文学"的特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然并不意味着让女性作家一味地去发展一种女性话语模式，一味地陶醉在"She"的优越性中。女性在孜孜于颠倒传统的男女等级时，其写作应当更具有文学性，并能跳出男性支配、控制的似乎铁定的文化格局，从自身欲望的优势中汲取力量。女性不仅是艺术和写作的空间，也是真理的空间：无以再现的真理遥不可及，颠覆了男性控制之逻辑--一种伪真实的秩序。或许这时，女性作家便试图用新的女性的神话来对抗男性神话。但尽管如此，女神时代是肯定永远也回不去了，她们所创作的一切只是为了证明女性作为自然人应该有的原生地位和她永远不可辩驳的魅力。而这一切又只能如徐小斌一般，从女性历来和现有的生存处境和生活状态中去颠覆其不合理性，回归其本真性的实在，让人类达到一种自然和谐的、富有诗意的境界，摆脱那种男性/女性处于异化状态的二元对立。
       这种"返魅即平等"的理念追求，又何尝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式的整个社会心理净化、人类文明日臻完善的过程。


       参考书目：
       ①廖雯《女性艺术：女性主义作为方式》，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年。
       ②高琳《论女性文学-中外女性文学国际研讨会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  
       ③张京缓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大出版社，1992年。
       ④徐坤《双调夜行船》，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⑤陈晓明《仿真的年代》，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⑥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⑦王绯《女性与阅读期待》，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⑧周力、丁月玲、张容《女性与文学艺术》，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年。
       ⑨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知识出版社  ，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