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远比一般人更具影响力。而事实上，除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外，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左右这个世界了。许多务实之士自以为能免除知识的影响，其实他们往往是为过时的经济学者所摆布。”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人只要生存于世，就无法回避几个带有终极意义的人生问题：生和死、贫和富、爱和恨。一个人终其一生，其行为实际上就是对这几个问题的不断解构和回应。大多数人的解构都平淡无奇，只有少数具有大智慧和深沉之爱的人才能将自己的回应化作地球上最美的思维之花，润泽人类的心灵。随着人类历史的延伸，上述几个问题被不同的学科分解为不同领域的话题，生和死成为宗教垄断的基本问题，爱和恨化为文学诗歌中永恒的主旋律，贫和富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思考主题。

　　其实，翻检世界历史就会发现，流氓致富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点。而对待财富与贫困的态度，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思考主题之一，并且也是检验历代思想哲士人格的试金石。这方面最有意思的例证是19世纪两位思想家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这两位哲人一位是斯宾塞，一位是凡勃仑。前者的思想让当时美国的富人们欢欣雀跃，而后者的《有闲阶级论》出版后，却迫使美国的富人们开始检讨自己的公众形象。

　　比较这两位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颇觉意味深长。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一生刚好与维多利亚女王相始终。他的一大主要思想往往被后人误解为达尔文的思想，那就是“适者生存”。据他自己说，他只是将达尔文解释动物王国中死亡与生存的“适者生存”观点用来说明充满挑战的人类经济世界：“所有生物都必须接受'生计日艰'的事实，而这个压力造成了普遍的进步，因为'只有能够进化的物种才能生存'，并且'能够生存的又必定是生物中最优秀的种类'.”他这样解释富人产生的合理性：贫富差距形成是自然力无可避免的结果，富裕者之所以富裕，是他们高度适应能力所带来的成就，富人只是自身优越性的受益者。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富有，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强、更优越。有了斯宾塞对财富形成的这种解释，富人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自己的财富以及财富为他们带来的种种乐趣。这一观念也有力地保护了财富，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政府能对富人们获得及扩充财富的方式加以干预，如果要干预，就等于干预了人种改良的基本规律。

　　对穷人的冷漠是斯宾塞思想的一大主要特点。斯宾塞是这样看待穷人的存在：帮助穷人，就等于要中止一切的社会进步，因为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对自己生存环境无知，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下来的结果。斯宾塞的思想出现，在19世纪的美国有如天启福音，因为他的思想完全符合了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的需要，因为过去从未有任何国家能有这么多的富豪可以这样充分地享受他们的财富。所以他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自1860年出版后的40年间，在美国总共销售了36.8万多册。

　　这一为富者进行伦理辩护的思想被萨姆勒（Willianm Craham Sumner）加以发展，遂有了下面这些“名句”：“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为他们就是经过精选的，所以财富在他们手中会累积起来……他们很可以被看作是选来担任某种特定工作的社会代理人，因此他们能获得高薪，生活奢侈。不过这种交易对社会是有益的。”而生存竞争正好是对穷人的鞭策，使穷人以努力工作来克服天生的劣势。美国的资产阶级对这两位哲人的思想非常之欢迎，在积累财富的竞争中大获全胜的约翰洛克菲勒，就曾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述自己优胜劣汰的观点：“美丽的玫瑰花只有在将它周围环绕的小芽苞牺牲掉以后，才能给观赏者带来芬芳。”同样在商场上，也只有牺牲别人才能给洛克菲勒家族带来荣耀，“这并不是商业上的罪恶现象，而只是自然律或上帝旨意的具体化而已。”而萨姆勒执教的耶鲁大学，成为当时富家子弟接受教育的首选名校。

　　这种观念被当时许多人视作理所当然的道理予以接受，“天择”观念对于贫穷问题是一种相当合理的说明，但它衍生出来的观念却与欧美社会的宗教信仰发生剧烈的冲突，因为当时的牧师们说教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这种宗教精神对斯宾塞这类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所以在美国历史上，尽管在斯宾塞之后也还有一些思想家对资本主义进行过辩护，但那种辩护词通常都不怎么理直气壮，只能重复“尽管资本主义有缺陷，但没有制度比这更好”一类的词语。

　　但美国早期资产阶级在接受斯宾塞礼赞的同时，却在另一个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那里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尖锐的嘲笑，制度学派的始祖凡勃仑写了一本《有闲阶级论》（1899年出版），使美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发现除了财富之外，世界上还有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问世有着特殊的背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后的125年当中，经济学家们几乎探访了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的领域：这个世界的辉煌壮观与它的污秽贫困，它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就或是它在人性价值上的缺点。金融界互相残杀得你死我活的竞赛，被描述为“节约与资本累积”的过程；最无耻的骗局被称为“自由企业”，挥霍无度被目为是正当的消费。

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却根本无法反映美国的经济生活。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根本不能反映美国已成为充斥着许多百万富翁的国度；陶西格的《经济学》也不能让人知晓美国垄断的股票市场；劳芙林在《大西洋月刊》所写的文章告诉人们，当时美国还是以牺牲、努力和技艺作为赚钱的不二途径，“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去尽情享受其努力的成果”，简言之，这时美国的正统经济学是现状的维护者，因此它们没有发现问题的锐利眼光，对当时美国景况的本质---放纵无度与极度奢华完全熟视无睹，只以形式上的线条与没有光泽的色彩去描绘一种“原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学家们“囿于情势与利益的不自觉偏见”，它需要一种异乡人的眼光，这种眼光有一种独特的清晰性与透视性，而凡勃仑正好具有这种眼光。他的《有闲阶级论》甫一问世，立即造成轰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当时一位社会学家告诉凡勃仑：“这部大作引起了东海岸的震惊。”这本书引起广泛的震惊与其独特视角及行文风格有关系，因为过去从未有过一本书以如此尖酸刻薄的用语，对社会作如此冷静的剖析。

这本书的内容一如书名所指出的那样，是针对有闲阶级的存在而发。在理论探究的终端，凡勃仑阐明了这样一个主旨：什么是经济人的本质，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有闲阶级，“有闲”本身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对于经济人与有闲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其实也一直在探究。在他们笔下，人类被描绘成一群理性化的人，在生存竞争中，有些人上升到峰顶，有些人下沉到谷底，成功者能充分享受他们的财富与闲暇，失败者因自己的无能而忍受贫穷，这都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但凡勃仑却认为这种人类观没有多少道理，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将社会束缚在一起的力量是出于“理性自制力交互运作”，他更不认为闲暇本身比工作更为人所喜好。他考察了美洲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发现在这种原始的单纯经济形态下，似乎完全不存在有闲阶级，在这种社会里，生存的代价就是劳动，每一个人必须工作，不管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性质，社会皆不视为低贱。这种原始民族经济的内在驱动力不是盈亏上的考虑，而是一种自然的敬业精神及对后代的一种长辈关爱。人人都力求在他们份内的日常工作方面出人头地，偷懒（闲暇）虽不会受到责备，但却绝不会赢得社会尊敬。

　　凡勃仑还注意到另一种前工业社会，即古代冰岛、日本幕府社会。这种社会中存在一种明显的有闲阶级，但这种阶级却不是无所事事的懒人，而是社会上最为忙碌的人群，但他们的工作却是掠夺性的，他们凭着武力或狡黠地掠夺财富，本身并不靠技艺或劳动从事工作。虽然这些有闲阶级取之于社会，而且也没有贡献出任何生产性的服务以作回报，但是他们的行径却得到社会默许。因为这些社会富裕得足以养得起一种不事生产的阶级，而习俗中的尚武精神又使一般人对这种阶级格外推崇，因此这种阶级不但未被视为寄生虫，反而被奉为能者与强者。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工作的态度便有极大的改变。有闲阶级的活动即用武力赢取财富就被视为一种荣誉而为社会所推崇。相反，依靠出卖劳力的穷苦劳工却遭到社会鄙视。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好逸恶劳是人类的天性，而凡勃仑却认为，这是人类生活方式在掠夺精神影响下堕落的一种表现，因为一个崇尚武力和掠夺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尊重人类劳动。

　　凡勃仑的眼光继续往前延伸，他在现代生活里看到了人类劣根性的久远遗传。现代社会里，有闲阶级改变了它的职业，改良了它的方法，但是它的目标---不事工作而专事掠夺却同样不变，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往它们专门寻求女色或战利品，而现在代之以起的是追求金钱和积累财富，而炫耀财富或穷奢极侈却成为挂在印地安人帐篷上的人头皮的现代仿本。有闲阶级不仅因袭着古老的掠夺习性，他们个人的劫掠力量也仍然如以往时代一样备受社会推崇。凡勃仑分析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为求在社会上受尊重，一个人必须要获致某种标准以上的的财富；正如同较早先的掠夺性阶级一样，野蛮人必须要获致部族里体力、武艺与狡黠的标准。”同样地，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亦必须以力服力，才能赢得其他人的敬畏，而在这种“力”的竞赛过程中，凡是从事于非掠夺性工作的人，往往自觉低下。

　　凡勃仑的贡献不仅止于此，他的关于现代人只是未十分开化的野蛮人的观点，不仅说明了有闲阶级存在的现实，而且暗示了一种社会内聚力的本质。因为早先的经济学家并未能十分清楚地说出当社会组成阶级的利益发生重大分歧之时，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社会束缚在一起，按照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当无产阶级毫不妥协时，是什么力量消解了革命？凡勃仑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自己独特的解答。他认为，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并不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受限于一种看不见但十分坚牢的共同态度：工人阶级并不企图取代他们的管理者，他们只是试着去模仿他们。他们本身皆默认，他们所做的工作，比他们主人的工作要不“体面”得多。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除掉较高的阶级，而是设法让自己成为较高阶级的一员。正是这种心态，使社会得以保持平衡稳定。

　　凡勃仑对富人社会行为的研究颇为辛辣，《有闲阶级论》就是围绕富人因自己的财富而产生的优越感以及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优越而采取的种种行动而写的。凡勃仑认为，在19世纪，富裕的最大问题就是阶级结构的不良，富人的精神特质总让人感到荒谬。富人要炫耀自己的财富，才能显示出自身的优越，而只有两件事情才能让他达到这一目的，大量的闲暇和大量的消费。在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工作的世界中，大量的闲暇是富人所能造成的唯一与众不同的特点：富人自己也许需要工作，但他们的妇女却可以享有闲暇，而表现他们有不同的身份。他们进行大量消费时，总是强调购买物品所支付的高昂“价格”来加深大家的印象，而购买时的鉴赏力却非常粗俗。与此同时，财富被大量花费在“官能娱乐”---美食、饮酒和各式各样的性关系上。但是一个人的饮食作乐有一定的生理限度，这种限度也一样适用于性爱。经历过一定时日以后，暴饮暴食逐渐地不再为人所赞赏，反而成了人们批评的对象，同样，一度被认为最能显示财富所带来的乐趣---性杂交最后也成为大众的娱乐，甚至成为一种“保健疗法”，这时候富人在官能上的娱乐终于不再是令人羡慕的“专利”，于是富人开始尝试用财富创造尊敬，下列两种方法通常是最为便利的手法，一是购买爵位，如理发学徒阿克莱特（Dick Arkwright）因发明了旧式纺织机致富以后，他便花了大量金钱购买爵位，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理查爵士（Sir Richard ），混迹于贵族之中；二是通婚，到1909年，美国已有500位富豪之家的女继承人，为了改善她们家族的声望而被远嫁外国，与她们一起嫁出去的是2亿美元。其中最有名的是凡德别特家族与马波罗公爵的联姻，这次联姻花了1000万美元左右，而联姻的“成就”也非常圆满：凡德别特家族抛弃了他们的强盗传统，他们的后代也从此变成极有声望的上层人士。这种情况表明，尽管这个世界多姿多彩，但它毕竟仍然与欧洲世界有着血缘关系，欧洲社会的传统依然起着作用，一个人仅仅有钱还不能创造尊敬，世界上有一种比单纯凭财富所获致的东西更高的荣誉。

　　自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一出，再没有富人能够自由挥霍浪费而不遭社会讽刺。凡勃仑本人也博得巨大社会声誉，不过这种声名是以讽刺家而不是以经济学家著称。社会激进分子与知识分子们推崇他，而其他经济学家则不断探问他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仍在怀疑他所说的一切是否值得严肃对待。不过越到后来，人们越认识到凡勃仑的研究的确触及到他所处时代的中心过程，而在同时期经济学家的探测之中，这一各种矛盾暴露得特别充分的过程却出奇地受到忽视，可以说只有他，也唯有他有别于同时代其它的经济学家，以一双新的眼睛看世界，这里且不说他在别的方面的巨大贡献，只以他对有闲阶级的刻画为例，资本主义财阀是强盗大王这一点虽然令人不寒而栗，但却接近真实。他的学生---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威斯雷米歇尔曾对他的先师作过如下评论：“凡勃仑给世界带来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影响---他象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客，以超然的眼光，冷静地剖析时下司空见惯之物，他平常思想里所熟悉的一切，就象外力在他身上炼成的奇妙产物一样。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没有其他一个心智的解放者，能象他一般地摆脱环境的微妙箝制，而在思想探究的领域里，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象他一样锲而不舍的人。”距离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出版的时代已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期间美国资产阶级自身的素质已发生了巨大改变，造成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也一直在改变，如今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财富的简单炫耀已经不再象过去一样获得社会尊敬。现代政治家就比富翁有更特殊的社会地位，根据官方的统计，许多富翁愿意花一笔相当数目的钱去担任驻小国的大使，以获得社会地位。除此之外，一个人的尊严必须与音乐、艺术或慈善事业相结合。富人除了钱之外，必须在某些领域创下相关成就，否则根本无法获得社会尊敬。

　　观念本身往往是既得利益的试金石，人们往往会用观念来证明社会行为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里曾写下了有关金钱的千古名篇。自他以后，也不断有人在批判拜金主义和金钱迷幻症。但其实仔细深究，就会发现一点，历代哲士对金钱的不满，其实并不是对财富本身的不满，而是对富人们致富方式的不满，对他们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无视穷人苦难的不满。每每翻看历代哲人有关财富与贫富差距的讨论时，我常常感到他们那种对人类那种深沉的爱，感受到他们那种深刻的学理自信和道德自信。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两本书，体现了两位大思想家深厚的人文精神。马克思曾给予两本书极高的评价，后者的问世，他认为对当时的欧洲来说，“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无畏的战士和批判家、杰出的艺术家所作出的真正的发现。”在财富与贫困已成为困扰当代中国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时，我国的思想界又是如何诠释“财富与贫困”这一人类的基本问题呢？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已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历史在这20多年的脚步是如此匆忙杂乱，几乎浓缩了整个20世纪的百年忧虑，即便是最有心的人也来不及思考这20年当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基本上被摒弃在知识界主流人士的视野之外。但到了今天，谁也不能再无视中国当代富裕阶层的存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已构成以消费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他们那种巧取豪夺的致富方式早已使勤劳致富等观念成为过时的价值观；他们的居住方式已从各个层面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布局；他们的消费方式、婚姻家庭模式等等无一不对社会行为起着风向标的作用，贫困者与富裕者之间那种巨大的差距无处不在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统计数据和各种事实已确切无疑地向社会表明，最多再过5~10年，私营经济将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形态的经济形式。在财富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诗人、艺术家、专家、学者等都没有办法反抗金钱的优越性。而政府官员们无法反抗金钱优越性的结果，就是贪污贿赂公行，权钱交易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大景观。这些富人们唯一没有拥有的就是真正的知识。但他们中的某些人也确实以为金钱可以购买知识，于是开始以他们的方式污染着圣洁的知识殿堂，如购买文凭与博士、硕士学位，花钱找人作枪手写书之类。

世态变化已是如此，不容任何一个睁大眼睛看现实的人忽视这些现象，但有关财富与贫困的基本思考在中国目前还处于缺位状态。目前已有研究中国的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学术专著出现。但没有包括财富理论的贫困理论是不完整的理论，直到如今，富裕问题只是在少数作家笔下以漫画形式出现，始终未能成为学者们的专题研究对象，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一直缺位。仅以最基本的问题而言，不少富裕阶层的致富方式，即他们的“登龙术”一般也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人们除了从那些不断被曝光的贪污腐败分子们的劣行中，想象富裕阶层的“登龙术”之外，真还没有办法对当代富人们的致富之道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至少有几个基本问题还没被纳入考虑范围：富人们究竟是根据什么道德法则进行生活？这种道德法则如何影响财富的攫取和使用？他们是用什么思想与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财富？

　　社会各方面对金钱巨大优势的反抗，仅仅只体现在对富人们财富积累方式的谴责上。而这种谴责与整个社会巨大的金钱饥渴感相比，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作家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书中，已经尽了一个作家的最大努力，去批判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至上主义的驱使下，对弱者利益的漠视与对强者的无耻献媚。但就在梁晓声进行反抗的同时，最能介入中国国情研究，实际上也最具有批判能力和穿透力的经济学，恰好又基本上放弃了对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对腐败问题所发的高论：如腐败现象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用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是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一种方式等等，为腐败行为的大规模蔓延进行辩护。由于“寻租”活动之类的腐败行为是中国当代聚敛财富的一种主要方式，宽恕腐败就是赞美富贵。这种“理论”在当今理论时空中照耀的结果，只会使腐败者不需要再对自己积聚财富的方式产生罪恶感：一切都是转型过程中无可避免要发生的，只是他们抓住了机遇而已。一个人之所以富裕，只是因为他曾占有某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比别人更强、更优越；另一些无聊文人常用有偿新闻的形式对这些富人的能力进行赞美，从能力和道德上把富人特殊化为与众不同的优越者---其实往往不久以后这些被赞美的“优越者”又东窗事发，成了贪污腐败分子。

对财富与贫困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如何进行思考，是检验每一个思想家人格的试金石。如果说前辈思想家对财富与贫困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从而使他们同情的天平倾向于弱者，今天的“现代人”可以讥笑这种同情心的廉价与不合时宜，那么我们也至少可以看看不少当代思想家们对待财富与贫困的态度，如吉尔德的名著《财富与贫困》完全是从经济增长根源方面来研究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他也曾引述克里斯托尔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正如人们在个人生活中不能长期容忍精神空虚的感觉一样，他们也无法长期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权力、特权和财产的分配全然不顾某些道义上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