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韵琳 
每个艺术家这一生，都会透过他最擅长的艺术形式，环绕几个对他而言是再重要不过的主题。这些主题，多半都是艺术家最关切的、最想告知世人的、或是艺术家自己最想解开的谜题。

　　刚过世的世界级大导演黑泽明，一样透过电影的艺术形式，环绕著他最在乎的几个议题。最初的议题是「被西方文化冲击后的日本，英雄形象到底是什么？」个人决断下的人道主义对日本而言，武士道结合禅道下的英雄形象，已是日本文化中不可分割、且引以为傲的文化象徵。这恰像「儒士」在华人文化下的精神象徵一样。华人文化中的儒，的确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渐渐失去其定位，这文化冲击使儒在这一世纪，经过不知多少的旁徨与阵痛，最终还是免不了淡去其色彩。日本文化中的武士精神，一样经历了类似的历程。旁徨阵痛的这一世纪，恰好与黑泽民导演生涯期间相遇，因此「何为英雄？」与「英雄的出路」，就成为黑泽民电影回绕的基调。这基调，黑泽民同时用现代剧与历史剧来对应探讨。

　　从1943年黑泽民拍出第一部重要电影「姿三四郎」，到1965年拍出「红胡子」，这二十年间，黑泽民都将英雄定义集中于「个人决断下的人道主义」。这种个人决断，又以在乱世中的决断最是艰难。因此，黑泽民爱将剧情背景置于乱世景观之中，来凸显其英雄的决断能力。

　　这种乱世中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属于个人性而非群体性的意志，是一种近似贵族化的、是少数人（一如武士精神是少数人才拥有的能力）才能做出的决断，也因此，黑泽民电影中的英雄，就注定要承受孤独。

　　乱世下的个人决断黑泽明是要让『罗生门』中竹薮这个意象，象徵『人心』这个黑暗迷宫。『生之欲』中，堪治（志村乔）坚持要单独面对死亡，因此而与身边的人产生疏离，并与社会秩序构成挑战。

　　我们来看看黑泽民第一部轰动国际影坛的电影「罗生门」。

　　1950年的「罗生门」，黑泽民终于轰动国际影坛，走出日本格局，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导演，而他被国际称道的，正是对人道主义的强调。

　　罗生门如何描述乱世呢？背景是在充满战乱饥荒的时代，但其乱世感不止于此，还在于在这样的时代充满人与人之间仅剩自私自利的互残，人们再也无法彼此信任。黑泽民透过对白道出：「这比战乱饥荒还恐怖」。

　　剧情述及一个凶杀案发生，四名当事人纷纷为了遮掩自己的软弱而说出漫天大谎。说谎之恶，甚至死后成鬼继续说谎。在这样的乱世下，多半的人选择玩世不恭犬儒主义、或自私到了无情无义，而黑泽民却选择一个也曾为了钱说谎的樵夫的意志决断人道精神，道出乱世下的英雄定义：樵夫决定原谅自己与他人的软弱，在艰难时局贫困生活下，捡回被人抛弃的婴孩好好抚养。这种决定，当然不是容易的，但却是英雄的必然决定。因此樵夫注定孤寂。电影结尾，他一人抱著婴孩走出罗生门。只比「罗生门」晚两年拍摄的「生之欲」，黑泽民则将乱世感置于面对死亡之刻。得知自己罹患癌症末期的男主角，从浑浑噩噩的痛苦过渡到想尽情玩乐、想寻找青春的种种挣扎，最终产生一种自觉：「好好在生命末期作点有意义的事。」于是男主角为了一群妇女孩子，搏力与公家机关的官僚主义抗衡。整个过程中，黑泽民屡屡强调著这种面对死亡产生的自觉，需要极强的意志力、也面临无法挽救的孤寂。

　　英雄是改变乱世，还是为乱世所毁？这种意志力、这种自觉、这种人道主义、这种乱世下的英雄描写，实在说来，是让人有些不安的。一定会有人问：「乱会因为个人式的意志决断有任何改变？如果乱世继续是乱世，孤寂英雄的舍己意义为何？孤寂、与永不气馁的意志，在明知乱世不可能因个人决断而有丝毫改变下，仍可以撑持英雄的一生？有没有可能，英雄非但没有改变乱世，反而被乱世所毁？」会这样问，当然是因为黑泽民刻意著眼「乱世」。治世下作人道主义者是何其的容易，要看到「意义」是何其简单，但乱世中英雄即或坚持终生，能对乱局有多大的影响力？更何况是一个个人式的意志决断、一个孤寂的英雄？华人文化中，不也有治世君子出、乱世君子隐的警语？黑泽民会不会只是企图说服观众（还是他自己？），因而故意忽略，绝大部份乱世都是杀死英雄，而不是塑造英雄？这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的黑泽民电影，剧尾总有点说服力不够、略嫌草率的感觉。他过于强烈的透露出一种「求解」或「作结」的企图，让电影一面倒的服从此企图，其原本多层次的结构，就会坍塌成一个「单音独鸣」的观点，电影流于武断偏狭。于是在观众的纳闷与隐隐不安中，结束电影。

　　英雄神话『天堂与地狱』里的一幕：权藤（三船敏郎）在警方与妻子的注视下，收拾手提箱，准备付赎给绑匪。此处的画面很明显的形成多重的场域，影像化出一个遭到重击的社会空间。空间在『天堂与地狱』中是富有社会意义的隐喻，譬如权藤在这里要隔著玻璃/铁丝窗，才能面对造成他痛苦的绑架犯。『红胡子』中的一幕：保本（加山雄三）从新出（三船敏郎）那儿习得有关生死的秘密。这是黑泽明电影中师生关系的极致。

　　这种漏洞，到了「天堂与地狱」就更加明显。发生一个绑票案，营救一个孩子的过程中，不知多少「自觉意志人道精神」参与其中，从商人之妻、人，到警察、新闻界、甚至老百姓，全都如此单纯的维护著正义。商人更是为人道营救，完全牺牲了自己的前途，让自己从零重新开始。观众都立即可以辨明，这种「个人式的意志集合出来的集体英雄」，是一个神话，是何其的不可能。观众难免在心中道出：「这只是电影！真实状况是，舍己者是傻瓜。将只有他被牺牲，将没有人同情他。」两年后的「红胡子」，英雄形象更加离奇了。背景完全抽象化，远离任何时代、社会背景，变成是在任何时空都可以发生的一家医院里。主角「红胡子」之人道主义英雄，不仅济助贫困、力抗恶势力（如妓女院），甚至有十分厉害的武功，可以一人打败十数人。这完全神似华人电影中对「侠」的神话刻化。

　　黑泽民至此，乱世中的英雄定义与英雄出路已经破绽百出了。会这样，究其因，是黑泽民忽略了社会体制本身就是强权，会彰显恶势力，并削弱英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此时的黑泽民却执意相信，唐吉诃德是可以割断与社会团体间交会互动的联系，可以彷佛如入无人之境，而作「孤身」的追求。于是英雄最后不仅在道德上、也在能力上，必须彻底的完人化、神话化，否则无法改变大局。不进行彻底的社会分析，将答案建立在个人的英雄神话上，是注定要露出破绽的。

　　『电车狂』：小六仔的精神因幻想而雀跃，驾著他想像中的电车，行过贫民区。

　　从入世英雄到遁世智者果真，黑泽民从1970年起，电影方向出现非常重大的转折，几乎可以说是颠覆所有自己的过去。不仅英雄定义改写，过去电影始终暗藏的积极结尾也转为悲凉、甚至是荒谬。

　　1970年拍摄的「电车狂」，已开始出现悲戚之音。电车狂描述的是贫民窟里的点点滴滴生活。没有出路、没有未来，过一天算一天，只有智能不足的孩子最快乐。如果说这部电影中还有英雄，大概就是那位颇有禅意的智慧老者。老者在整部电影著墨不多，但却是黑泽民后来由「英雄主题」走向「隐世智者主题」的转折伏笔。

　　拍完「电车狂」，关心乱世英雄的黑泽民割腕自杀，获救。

　　从此黑泽民电影的基调改变了。他笔下人物越来越少出现那种积极入世的说服意愿，越来越多「避世无欲、随遇而安」的禅意，也刻意著力刻划积极入世的英雄的无力与悲凉。意志力、决断，都在剧情中自身证明为荒谬。或者可以这么说，1970年后，黑泽民要的是充满禅意的智者，而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志决断人道主义英雄。

　　寻访水车村他究竟是魅力非凡的家族领袖，抑或只是影武者？自我在『影武者』中无论就认识论上或社会意义上而言，都成令人诘之在三的『疑点』。『乱』里，枫夫人（原田美枝子）的报仇行动，促成一文字家族的灭亡。

　　接下来是两部震撼世界影坛的历史刽对黑泽民而言，历史剧比较能用客观分析的哲学立场，透过拉开距离，求索思想的基调。而这基调，竟然是背叛自己过去的英雄答案，对英雄做强烈的反讽。

　　「影武者」表达的是「武士不再」的悲凉。当武士只剩下影子，就算有作英雄的意愿，也是大势已去。影子只能追逐英雄死亡的认同足迹，让自己无声无息的牺牲，没人纪念、毫无意义的消逝于必败之战里。

　　「乱」更企图说明，乱世下坚持作英雄的荒谬。疯子才是乱世中最幸福的人。越是想坚持义理与真诚，越是饱经离乱痛苦、甚至死的荒谬。

　　终此一生探讨英雄形象、探讨这时代的武士精神的黑泽民，自1970以后，部部电影历程再在背反了自己最初的英雄信念。从著意描述意志决断、人道精神并孤寂，到最终著意描述悲凉无力与疯狂。乱世仍旧是乱世，黑泽民晚期的电影反讽了早期电影。混乱的世界根本不会改变，英雄不过是在自我虚耗。乱世中，隐世智者之禅意才有安宁。

　　这就是电影「梦」的主题。梦，指斥人背叛自然、人制造战争，人唯一的出路，只剩下寻访梦中的桃花源──水车村。显然黑泽民对这答案也是不怎么顺意。说教比过去任何一部电影都甚，更是要说服观众或自己似的，唠唠叨叨，充满造作痕迹。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黑泽民由意志决断的人道主义英雄形象，走向充满禅意的智者呢？英雄只能是完人？『七武士』中的勘兵卫（志村乔）是位典型的黑泽明英雄。在『七武士』这一幕里，我们看到死者的重量及社群生活的希望。

　　黑泽民1954年拍的电影「七武士」，曾深深影响了好莱坞，导致拍出「豪勇七皎龙」。同样著力英雄，而这两部电影，在某些细节上，透露出刚才的提问的解答的蛛丝马迹。

　　「七武士」与「豪勇七皎龙」，都是描述英雄帮弱者逐退恶霸的过程，也都描述乱世。黑泽民描述下的七武士，尽管在乱世中武士阶级已不好度日，但人格与武士精却仍旧是完美无缺的，唯一不大像武士、有点丑态的，还是农人出身混入武士阶层的人物。

　　电影中不完美的是农人。他们胆孝自私、卑微，不知谢恩，当武士逐退土匪，并因此牺牲四名武士的性命，农人随即忙农事，完全活回农人自己窄小的世界，彷佛武士未曾出现、为曾有武士因此死亡过。因而电影结尾武士说：「最终农人是胜利的！」这句话时，含有多少武士英雄的孤寂与庄严伟大，含有多少对卑下农人的无奈！

　　改编后的西部片「豪勇七皎龙」，对枪手的描述就大不相同。首先，枪手不尽然都是完美的，七位未必都是为了豪勇之义，中间是有为了钱而来的。但是，这动机不纯正的枪手牺牲前，问：「告诉我，是否真的有金子在山上？」时，其他枪手却充满怜爱的抚慰他：「的确是有，而且你会分到大笔。」让那枪手含笑而逝。

　　「豪勇七皎龙」中，对农民──还是印地安农民──的描述，并无任何卑下的贬抑，对那出身原是农民、却冒充混入枪手生涯者，也仅只平淡铺陈他想摆脱贫困的决心，无任何丑态描述。七武士中的农民都是胆小的，豪勇七皎龙中的农民，则有胆小的、有短视的、也有重义气勇敢的。当胆小的农民出卖枪手，农民的孩子跟枪手抱怨：「我爸爸真胆小，我瞧不起他。」时，枪手狠狠揍一顿孩子的屁股，然后说：「你爸爸有他勇敢的地方！他要保护你。这种保护所付的代价也是一种勇气，我至今不敢，所以我不结婚。」豪勇七皎龙一样的，牺牲了四名枪手。但事后，孩子纷纷上坟献花，农民与枪手互动的情意非常感人。当枪手说出：「农民最后是胜利的。」绝无贬抑之意，仅只道出那曾是农民的枪手最终还是为了婚姻爱情，放弃枪手生涯，让其他枪手深受感动因而说出的话。

　　如此说来，「七武士」与「豪勇七皎龙」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其实这差别，正好点出黑泽民英雄形象的漏洞。那就是对英雄──日本传统中的武士──太过完美的刻划！黑泽民描述下的英雄，是完人、是不能有软弱的，他们是一种特殊的「阶级」，软弱不属于他们，属于其他阶级。也因此，英雄永远承负救赎他人的使命，他们自身不需要救赎。

　　无法接纳邪恶英雄的文化困境恰像尼采笔下的超人最终成为疯子，黑泽民这种完人的描述，最终也只能以疯告终。从武士到武士的影子，最终到乱，到梦，完人在乱世要不坚持至疯，要不退隐成智者。

　　在黑泽民的电影中，无法接纳英雄的平民化、软弱化、罪人化，也就是说，黑泽民电影中没有英雄的软弱、没有英雄也会卑下可耻的形象、没有对卑下可耻之英雄爱怜的接纳与扶持；换句话说，他的电影中没有英雄也是弱者是恶者的观念，他无法接受西方自古至今对英雄形象的描述──或许在某些时刻，英雄可以超越自身之恶救济他人，但更多时候，英雄不仅不能救人、也不能自救，只能期待「他者」的救赎，因为英雄跟平庸者一样，内在自有其卑劣与邪恶，它们却又特别容易在乱世中伸展自身。正是这点，促成1970年黑泽民电影路向必须转折。完人形象的追求，其实不只是日本、也是华人文化的特点。一定会发生的连带效应就是，把所有的焦点置于「完人」的坚持，却对与「人」同样重要的社会机制的分析与对应兴趣缺缺。当置身于社会机制中，发现无法掌控的与邪恶共舞，威胁其完人追求，便遁隐作智者去也。

　　这样的文化不可能产生浮士德──尽管向善的作为总是被邪恶愚弄甚至征服，却拼命至死方休，最后得到救赎──并非因浮士德是完人，而是因为上帝有恩宠。

　　于是，入世英雄主题跳作隐世智者的禅机。黑泽民电影主题在面对乱世的态度上已彻底改变，不变的是对完人的坚持。智者，一样被要求往完人之途迈进。

　　如果入世英雄的天敌是意志力的匮乏，则智者的天敌、或说智者最可能惧怕的是什么呢？是死亡！

　　这就是「德苏乌扎拉」、「梦」和「一代鲜师」最后期电影都触碰到的主题。「德苏乌扎拉」中的深隐自然的老者因惧怕死亡而提早面对死亡。「梦」中最后一梦水车村中的深隐自然的老者活到天年、生命无憾。「一代鲜师」中的老师，想年复一年的以赤子心面对生命、不肯屈服死亡，这再在都说明，死亡成为黑泽民从英雄转为智者后，必须面对的主题。

　　可惜的是，这几部电影，恰好都是最唠叨、说服痕迹最强烈的失败作品。而「一代鲜师」中对赤子之心的生活刻画，也十分造作肉麻。或许，充满禅机的隐世智者如何以完人之态活在现代的日常生活，对黑泽民而言，还仅只是个「假设」，尚需验证吧？黑泽明其实黑泽民最晚期电影的失败，一样对我们继续陈述著他因死亡无法继续的谜题──完人追求，是唯一的人生之路？假如我们放弃「完人追求」，作个现代浮士德，勉力至死，尽管终生无法避免的善恶共舞无法完美，却仍充满盼望，因为我们等候的是「他者」的救赎──来自上帝的恩宠，又会是怎样的人生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