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自晚清启动现代化以来，中国农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不仅没能遏制农村衰败、克服农村危机，而且因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乡村矛盾全面激化，酿成空前大动荡，农村骤然成为关注焦点，“农村恐慌”成为时论。为此，学界形成研究农村和农民、农业的第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25 —1935 年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不下9 000次①。不过参与的学者由于学术背景与政治立场研究路数不同，基本观点就有差异，如费孝通等为学院派，晏阳初等为乡村建设派，萧铮等代表政府观点。其中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本分析立场的先进知识分子也进行了农村调查，并经过理论探讨，形成了科学解释中国农业落后和农民贫穷的若干理论②，陈翰笙先生是这一群体的重要代表，他通过科学方法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创办《中国农村》月刊，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认识农村和制订革命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其“论证了改革封建制度必要性，为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③。

　　历史已经过去了70 多年，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时代有新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认清时代、把握重点、科学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是近年来学术界展开较多讨论的领域。学术研究总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梳理陈翰笙先生对中国农村进行研究的理论起点、问题切入点和研究路径，对我们现在开展农村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应有启发。

　　一、进化与时代：陈翰笙农村经济思想的理论起点。

　　陈翰笙曾回顾自己在20 世纪20 年代结识格里涅维奇后学习《资本论》的感受：“使我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我规律，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花费四十年时间写成的《资本论》，对解释社会发展史确有独到之处。相比之下，我过去在欧美学的历史却没有使我了解历史，而只是史料、史实的堆砌，读了《资本论》，才使我了解了真正的历史”。① 他说这样的话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20 世纪20 —30 年代，中外学术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极其混乱，其中以“亚细亚停滞说”最具代表。

　　1927 年，陈翰笙在莫斯科任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1928 年该所东方部部长的马札尔（L1Madjar） 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对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论述。马札尔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以后，既无奴隶社会，也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这种循环式的社会发展模式至20 世纪初期才被打破，而且只有在西方经济势力入侵后，中国才开始走向资本主义社会。② 这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其一，肢解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所言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③ 是关于人类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总结，但是“停滞论”却认为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外，直接使人们产生马克思主义能否应用于中国的怀疑。其二“， 亚细亚生产方式”模糊社会阶级的构成，认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下，只有官僚和劳动者，没有阶级，这就直接威胁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动力的普遍意义，使人们的“革命动力”发生动摇。

　　陈翰笙通过学习《资本论》，所力图解决的是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的问题，即根据马克思所认识的人类发展过程，综合各种因素分析中国所处的社会阶段。陈翰笙反对马札尔理论的，反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他认为“， 现阶段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纯粹的封建已经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前资本主义社会。”④陈翰笙正是认识到当时中国的时代特征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理论上澄清了“中国停滞论”的错误，认清中国社会正是处于转变过程，正处于过渡阶段。同时认为社会从转变到定型需要“动力”，以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所造成的冲突，为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定性分析的依据，但是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过程，虽以经济为基础，却要以“革命”展现其变化的表征，明确“革命”是社会经济改变的基本动力。

　　二、生产关系与土地问题：陈翰笙农村经济思想的理论核心。

　　马克思主义为陈翰笙提供了一种分析社会的工具，更关键的在于其对社会经济结构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所作的论断，根据这样的观点，陈翰笙认为探讨一个社会的性质，必须搞清该社会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 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本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

　　那么，就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言，生产关系的根本在哪里呢？ 陈翰笙认为，“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⑤。那么农村的中心问题又在哪里呢？ 是什么情况造成农业生产的下降或妨碍它的发展呢？ 陈翰笙认为也只有通过对农业生产中各种社会关系的考察才能加以说明“， 正如机器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在支配工业生产的各种关系占首要地位那样，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也在支配农业生产的关系中占最重要的地位。”⑥中国传统社会的地权关系及其复杂“，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产生原因部分渊源于此。因此陈翰笙不是简单地分析生产关系，而是通过在华南等地的社会调查，围绕着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认为在乡村社会虽然存在着大量共有的家族财产。但透视土地运作机制，社会还是可以被分成两个阶级，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农村社会里， ??基本的表现形式是产生了一个将诸如族田之类公共世袭财产变成私人财产的新的剥削阶级，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毫无地位甚至最后都无权过问那些行使权力者所作所为的佃农阶级。一旦一个农民成了一个自治社团的成员并参与了对他的财产有影响的那些决定，那么他就仅仅变成了机器上的一个嵌齿，在机器运转的过程中他是没有发言权的，而且他又不明白这部机器的性能。？？那些不属于受到优待的农户的较富有的农民，往往对某一‘受排挤’的经历或不公道的行为表示愤怒，但是他们都无能为力，因为那些控制族的人也控制了一切可能得到的法律上的补救手段。”① 显然，即使在共有财产为寄托的家族共同体中，阶级利益的对抗还是严重的，因此社会所有的制度、法律、道德风尚，全取决于阶级之间彼此对立的形势。

　　不仅如此，土地既是财富的主要存在形态，同时也是财富增殖的主要源泉，从而使得商人、高利贷者、军阀等都对土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此虽然各种经济形态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扮演着多样的角色，但它们的终点是土地。中国财富形态是经济土地权与货币权合一，土地也就成为阶级支配的主要工具。陈翰笙分析：“中国的地主与外国的地主不同，大都是多方面的人物，他们是收租者、商人、盘剥重利者，行政官吏。许多的地主兼高利贷者，可以变成地主兼商人，许多的地主兼商人，又可地主商人兼政客，同时许多商人、政客也可以变为地主。地主大半有槽坊、油厂及义仓。另一方面，货栈及什货店主人，就是地主受押人，终究要变为土地的主人，这是著名的事实。”②正因为土地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陈翰笙认为，大土地所有制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大地主不断推陈出新，农民也就日益的贫困化。所以他说：“如此高昂的地租，加上所有随之而来的各种负担，压农民身上，并把他们驱逐到高利贷者那里。？？许多农民借贷谷物度荒，有些农民只能典他们的衣服、家具、甚至锄头、草把、耙子、梨等等。谷物贷款的利息通常半年为百分之三十；当铺的月利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有时高到百分之六，没有人能够想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有这么高的利率。破产的农民通过抵押过程迅速失掉他们的土地；由于不被工业接受或吸收的无地农民不断增加，工资总的说来正在下降，各种形式的租金则在上升。这样一来，破产现象便不断重演，并且加速了这一过程，直到农民无产阶级化。”③但陈翰笙又认识到，近代中国的大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农场经营并不是一回事，而是出现了土地所有权集中与使用权日益分散的相对立的发展方向“， 农场的经营过于细小，佃农和雇农也不能雇长工。在这种情形下，地权愈集中，耕地愈分散而缩小。经营面积也很少能扩大，所以劳力的应用愈难。”④ 他通过大量的调查资料证明这种发展趋向，并在与托派的论战中，断定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⑤农村社会诸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重心，土地关系是中国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因此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中国的农村、农民与农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成为殖民地经济的组成部分。陈翰笙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就连中国的富农如今也在缩减他们的耕地面积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他们担不起那种几乎肯定会由变幻莫测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引起的种种风险。

　　他们也经不住日益增加的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凡是研究过中国情况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都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但是只有极少数学者没有忽视中国的政治经济中那种复杂的殖民地性质，这种殖民地性质实际上更加有助于加强目前封建关系的韧性，甚至强度。———中国农民不但在受封建主义之害，而且也在受资本主义之害，不但正在受中国生产不足之害，也在受国外生产过剩之害。”⑥正是立足于农村的生产关系，围绕着农村的核心问题分析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使得陈翰笙能科学地认识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着生产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双重危机。前者是由封建生产关系的参与所造成的，而后者则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经济逐渐的被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帝国主义剩余农产品在中国的倾销所造成的。借助于此，人们进一步得以了解理清了中国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非封闭性以及曲折发展的多重因素。

　　三、实地调查与科学分类：陈翰笙农村经济的研究途径。

　　经过与马札尔的激烈争论，为了落实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陈翰笙回国后，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进化论出发，决定以调查为主要手段开展工作“， 在莫斯科的这场争论，使我认识到，作为革命者，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无法决定革命的方针路线，因而决心返回祖国，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①。1929 年他在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蔡元培兼） ,主持社会学组，成立调查团，对无锡农村各种具有代表性的22 个自然村进行挨户调查。1930 年，他又组织了河北保定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 年至1934 年，又组织了广东农村经济调查以及山东、安徽、河南烟叶产区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 年，他为了扩大调查研究力量，还筹划建立了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中国农村》月刊。从1934 —1943 年《， 中国农村》杂志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刊物，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在农村调查过程中，他集结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经济学者，如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孙晓村、张锡昌、狄超白、王寅生、姜君辰、秦柳方等，他们后来均为新中国经济理论界支柱人物。

　　社会调查是陈翰笙力倡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中国农村研究缺乏切实可信的资料，1930 年他撰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指出“， 中国社会与统计尚在极幼稚时代。研究社会学者苦无可靠可用之材料。？？目前急须从事中国社会经济之调查与统计”②。在此基础上，陈翰笙提出了关于农村调查和研究的基本思想。但中国如此之大，如何着手调查，陈翰笙认为，“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我们能够彻底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见其梗概；而于挽救中国今日农村的危机，也就不难得到一个有效的设计”。③农       村问题相当庞杂，科学分类是研究得以进行的重要门径。因此陈翰笙深知“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根据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 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他批评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④”正如与陈翰笙一同开展农村调查的钱俊瑞在解放后指出的“， 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阶级分析方法，着重点放在农村生产关系方面，用以揭露阶级矛盾、阶级剥削，他们很多是用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学方法，调查对象放在生产力方面，用以掩盖阶级矛盾，为封建剥削关系辩护。例如在农户分类上，我们用的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以所处经济地位来划分，他们却用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用经济形式来划分。这两种不同的分类方式，决定了揭露还是掩盖经济矛盾的根本问题”。⑤处于这些分类前提的思考，具体调查方法也得以合理设计，分为两种，一是分户挨家调查，二是分村调查。调查方式则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事先设计，即预先造出调查表；二是进行实地调查；三是事后分析。整个调查过程要由一个人自始至终主持，以避免前后不一致与脱节。随着陈翰笙对中国农村社会认识的深化，他在调查方法上还不断改进，如保定调查与无锡调查就有所差别“， 据无锡挨户调查之经验，若干事项非每户所能详答。所答含糊，反有碍统计。故在保定，拟作农户抽样之调查。保定挨户调查之表格，其形式较无锡者大加改良。纸张大小划一，免折叠与展开之烦”①。

　　在科学的工作方式下，1929 年7 —9 月，无锡农村调查分村调查55 个村和8 个农村市场，其中22个村1 024户为分户挨家调查，共获得2 000多个数据。1930 年5 —8 月保定农村调查普查性的分村调查为72 个村庄和6 个农村市场，分户挨家调查的有11 个村2 119户农民。这些调查为正确认识中国农村奠定了确凿无疑的资料基础，正如陈翰笙后来将之与其他农村调查进行比较后认识到的“， 过去，也有人搞过一些农村调查，不过那里为了慈善救济事业，或为了改良农业，或为了完成某个社会改良的讨论题目而已，这都是些表面的，没能深入下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而象我们这种深入到农村最底层的大规模农村调查，在中国是一创举”②。

　　四、余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陈翰笙对农村问题的研究有一个理论与实证科学结合的体系，而且他并不是将土地问题单纯地理解为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的问题，关注的是以这两者为基础而构成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下所发生的剥削与支配。将社会现象中的关系看得比现象本身的性质更为重要。从这样的角度，就可以理解，尽管陈翰笙认识到20 世纪30 年代的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农业的冲击，但他仍坚持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始终存在着内在原因，即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影响人地比例的分配，从而导致农村经济的破产。这也使陈翰笙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能较为科学地运用调查方法，进而更为切实地理解了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回顾陈翰笙先生对农村问题探讨的理论与方法，笔者认为仍有几点可值得借鉴。即：第一，解决农村问题首要之举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判断、分析各种现象。第二，研究农村问题要抓住核心，就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历程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是主题，但是矛盾的表现是多样的、具体的，因此一方面要关注各种矛盾，另一方面是要把握不同层次矛盾发展的内在逻辑。第三，研究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实证调查之上，必须是全面的，有层次的，既要有深度，又不能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