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旨在探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知识界最显著的思潮的特征和谱系。我所关切的理性主义是现代理性主义。无疑，表面上看来它只是很久以前的理性主义的回光返照，但是本质上它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我要探讨的就是它的这一特性，尤其是这一特性对欧洲政治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当然不是现代欧洲政治思想中唯一的，也不是最富有成效的思潮。但它却是一种强劲的、生气勃勃的思维方式，有许多旁枝的支撑，因而是当代欧洲强有力的知性成份，已经影响了所有的政治信念而不只是哪一种，流行于所有的政党路线。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因为被说服，以为不可避免，或者因为所谓的它已经取得的成功，甚至不假思索地，都成了理性主义的或亲理性主义的。

    理性主义者的一般特征和总的倾向并不难确定。他总是支持心灵在任何条件下的独立，思想不对理性之外的任何权威承诺义务。在现代世界，这一立场已经引起了争论：他是权威、偏见、纯然传统、惯例、习俗的敌人。在心态上他是怀疑的和乐观的：怀疑，因为没有什么意见、习惯、信念根深蒂固、被广泛采取到他不会毫不犹豫地去发问、去以自己的理性作判断；乐观，因为理性主义者从不怀疑他自己的理性在决定事物的价值、分辩意见真伪，判断行为是否正当时的力量（当得到正确的运用）。而且，他还有这样一个信念作后盾：人类有普遍理性，人们共同具有理性审察的力量，它是论证的基础和力量之源；他把巴门尼德的训诫刻在自己的门上通过理性论辩作出判断。这一立场除了具有理性平等主义的色彩，还是个人主义的，不相信任何人经过真诚、明晰地思考，会和自己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是认为他对先天论证有额外的兴趣则是错误的。他并不忽视经验，但是他往往表现的好像是那样，因为他坚持说那是他自己的经验（万事皆想自己从头来过），因为他迅速地从繁多、混乱的经验中引出一套原理，从而进而从理性出发加以辩护或者批驳。他觉察不到经验的累积，只觉察到已经转化为一套公式的经验的现成性：过去对他来说只是障碍和累赘。他不具有那种否定的能力（）（济慈划归给莎士比亚的能力），即直面经验的神秘和不确定，不急于寻找秩序和明晰，服从经验的能力，他没有贴切、详尽地评价真正自我显现者的天资，所说的否定的热情（），只能识别一般理论强加于事件之上的粗轮廓。他的心智类型是知性的，的规则的洞察力对他没有效力。一些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们受过精心的教育，一种把他们引入他们所属文明的传统和成就的教育。他们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有教养，享有丰厚的遗产。而理性主义者与此相反，他们至多是中庸、中立的工具，是经过系统训练而非良好教育的人。在知性上，他们的抱负不是去分享族群的经验，而是作一个切实的自力更生的人，这使得他在知性和实践活动中异乎寻常地谨慎、自觉，去除一切被动性、韵律感和连续性，把它们消解为一连串的转变，每一转变都 服从于理性。他们的心灵没有风格，没有季节和温度的变化，他的理智经历尽可能地和外在影响隔绝，尽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切除和他所在社会的知识传统的联系，否认任何超出分析技术训练的教育的价值，他们容易得出结论说，人类在人生批判性的时刻还远不成熟，如果自我批判更为彻底的话，他们甚至会对人类迄今能够成功存活感到惊异。借助一种近乎诗性的想象，他尽力这样去过每一天似乎每天都是全新的，他相信习惯养成了就等于失败了。根据我们粗略的分析，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思维特质上如果不是在本质上，理性主义者对时间有着深深的不信任感，他们急切地追求永恒，当下的、短暂的事物使他们极为不安。

    所有领域中，好像政治领域是最不会顺从理性主义的，它深深地扎根于传统和环境中，充满变幻。一些理性主义者也承认自己在政治领域的失败。成长于现代理性主义的怀抱之中，他在道德和宗教上都是理性主义者，唯独在政治上不是这样。但并不是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承认在这方面失败了。除了宗教领域，理性主义最大的胜利就是在政治上了：一个在生活上贯彻理性主义的人会毫不迟疑地如此处理政治事务。

    但是更需要观察的不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和行动，而是他这样做的政治理念来源（之于他应该是深思熟虑的、自觉的理念）。他想当然地相信心灵是自由的，摆脱了偏见和既有习惯，无束缚的人类理性指导政治活动时是不会出错的。进而他相信论辩是理性的技术和运作方式；他关心的只是意见之真和制度的理性基础（而非其运用）。结果他的政治活动的内容就是把他所处社会的政治的、社会的、沿袭下来的制度带上理性的法庭；再就是理性化的管理，理性无限制地凌驾于具体条件之上。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没有什么会仅仅因为存在着就有价值（哪怕已经存在了好几代人），亲近（）没有什么价值，一切都要加以详细审查。由于其天性，对他来说破坏和重建比接受和改革更容易。修修补补（需要耐心地认识质料）在他看来是浪费时间；较之通用的和实验证明效果良好的方法，他总是更喜欢新发明的设备、策略。他认为有意识地促成的变化才算变化，因而他就很容易错误地把习俗和传统等同于无变化。这一点从理性主义者对思想史的看法上就很容易看出来。对于传统，不存在保留或者改进的问题，因为那样有向传统屈服之嫌。必须对传统加以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对传统中包含的理性化 的真理之基质进行形式化的删节后的得到的一种意识形态。

    处理事件对理性主义者来说就是解决问题，而这对于屈从于习惯，或者为传统的浓烟所遮蔽、导致脑筋不灵活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成功的。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活动要求人们要具有工程师的品格，工程师的品格又被他们假设成这样的：其心灵在整个过程中由合宜的技术所控制，第一步是把注意力从那些与特定目的不相关的事件上拉回来。这一工程学对政治学的同化事实上可被称作理性化的政治学的虚构。这又是理性主义的著作中的永恒主题。由此产生的政治学可以说是感觉到的需要（）的政治学，理性主义者认为政治学总是充满对瞬间的感受。他总是等待着环境为他提供问题，但他拒绝在解决问题时得到帮助。认为在一个社会和它历史上每时每刻感觉到的需要的满足之间应该有个过渡，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看法是谬论，是胡说八道。他的政治学则是理性地解决现实中的难题在社会中，意识到感觉到的需要的主宰以后不断地产生的难题。由此政治生活被归结为一系列的危机，每一个都将被理性克服。每一代人，每一行政部门都要看到他面前展开一张有无数种涂抹方法的白纸。万一彻底被传统驱使的前人非理性地涂抹了这张白纸，那么理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它清洗干净，如伏尔泰所评论的，要想拥有最好的 法律，就去烧掉既有的法律，从头开始。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另外两个普遍特征。他们的政治学追求尽善尽美、整齐划一，二者中单独的每一个都表示一种不同风格的政治学，理性主义的本质是二者的统一。理性主义者的第一个信条可以说是不完美的逐渐消失。他并不是毫无谦卑之心，他能够想象一个不为其理性触动的问题，但他无法想象不解决问题的政治，或者有理性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这样的问题一定是假问题。任何问题理性的解决一定又是完美的解决，对他来说不存在具体情境下最好的解决方案，只有最好；因为理性的功能是超越具体情境的。当然理性主义者并不总是完美主义者，在任何条件下他的心灵都为一个总体（）乌托邦所主宰；但是他也总是细节上的完美主义者。由完美主义的政治产生整齐划一的政治，他的方案不考虑具体情境发生的变化。写道：事物本质上必然有最好的治理方式，自蒙昧和无知中解脱出来的有识之士都将不可避免地赞成它。这位无畏地理性主义者笼统地道出了比较温和的理性主义者更喜欢详细加以说明的主张。但原则上他们是一致的：也许没有可以治愈一切政治疾病的通用药方，但是特殊疾病的治疗方法在应用上是普遍的，就像它在观念上是理性的。一旦一个社会中一个问题的理性解决方案确定了，允 许该社会的相关部分避开此解决方案，推论可知，是非理性的。在理性的优先选择之外别无其他优先选择，所有理性优先选择之间必然是一致的。政治活动就是把十全十美所要求的统一的条件强加在人们的行动上。

    欧洲现代史上到处可以看到理性主义政治的方案。最高尚的首推欧文的把人类从无知、贫困、饥饿、分裂、罪恶、苦难中解救出来的世界联盟（）如此高尚以至于甚至理性主义者（理由并不成分）也认为太过蹊跷了。但是当代人的同类方案相形之下也毫不逊色：不懈地寻求一种无副作用的力量，可以安全地被加强到足以控制人类世界中的其他力量的地步，普遍地倾向于相信政治机器可以取代道德和政治教育。可以根据一部人权宣言来缔造个人或者各州的共同体是理性主义者大脑的创造，提升为普遍的原则的民族或者族群的自决权也是如此。所谓的基督教会的再联合，开放外交，单一税，行政系统成员除个人能力外没有别的标准，自觉计划的社会（），贝弗里奇报告（），年教育法案，联邦制度，民族主义，妇女选举权（），公共饮食业工资法案（），摧毁奥匈帝国，韦尔思或任何人的国际联盟）（），把盖尔语复活为爱尔兰的官方语言――所有这些计划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政治上的理性主义奇怪的产物源于浪漫主义的至高无上的力量。

    二

    理性主义的湖面以理性主义者的品格和气质静静地躺在我们面前，表面上看来很亲近很可信，湖水有很多看得见的支流浇灌，但是湖水深处暗潮涌动，虽然不是湖水的源头，却是其得以持久的最可靠保障。这一源泉就是关于人类知识的信条。这一源泉位于理性主义的核心，这对于只了解其皮毛的人来说也毫不奇怪。不受阻碍的理性优越性在于，它能够获得越来越可靠的关于人及其社会的知识，这是人类其他能力做不到的，理性因其精确性和所声称的可论证性而优于传统。然而，准确地说，这不是关于知识的哲学理论，因而可以相应地非正式地加以解释。

    各门科学，各种艺术和需要无论何种技艺的实践活动，乃至各种人类活动都涉及知识。一般说来，知识可以分为两种，任何活动都同时涉及到这两种知识。把知识分为两类很重要（虽然实际上它们并非独立存在着），二者之间确乎有着重大差别。第一类知识我称之为技术知识或者对技术的知识。各门艺术和科学，各项实践活动都牵涉到技术。在很多活动中，技术知识以规则来阐明可以通过细心的学习和记忆来加以掌握和应用，但不管是否已经被明确表述了，它的首要特征是它能够被明确地表述。虽然一些特殊的技术和见识需要明确的表述注释在英国的公路上驾驶摩托车的技巧（或者其一部分）可以在高速公路守则上读到，烹调术可以在烹调书里读到，在自然科学或者历史上得到新发现的技术可以在它们的研究、观察或者证明规则上看到。第二类知识我称之为实践的，因为它只存在于使用过程中，不像技术，无法加以反思，不能像技术那样以规则来表述。这并不是说它是一种秘传（）的知识，只是说使它得以分享的方法不是把它明确表述成学说。如此看来，可以准确无误地说它就是传统知识（）。所有的活动牵涉这样的知识，掌握技艺等具体活动没有它是不可能的。

    这两类知识可以区分但不能分离，是任何具体的人类活动涉及到的知识的孪生组成部分。实践技艺，像烹调，没人会把好厨师的知识限定为完全可以在烹调书中的写下来技术和我所说的技术知识一起使无论何地的烹调术得以存在。对于美术，绘画，音乐，诗歌来说同样如此。高度的技术知识，无论多么微秒、充分，是一回事，制作一个艺术品，写一首伟大的十四行诗，谱一首高品质的曲子则是另外一回事，那需要技术之外的另一种知识。另外，任何真正的科学活动也同时包含着两种知识。自然科学家当然运用属于他的技术的观察和证明规则，但这些规则只是他的知识的其中一种，科学发现的进步从来不是仅仅靠单纯遵循规则取得的。宗教上也有类似情形。我想我们可以无比自由地称一个不拥有没有任何基督教技术方面知识的人为基督徒，不知道任何教义或者礼节，但坚称教义和问答集方面的完备知识是一个基督徒的全部成份则是更加荒唐的。对于烹调术、绘画、自然科学和宗教来说是对正确的分类，对政治学来说其正确性不减分毫：政治活动涉及到的知识既有技术性的也有实践性的。确实，就像以人为塑造的艺术如医学，工业管理，外交，军事指挥一样，政治活动中涉及到的知识尤其具有这种双重品格。在这些艺术 中，并不是技术告诉一个人（如一名医生）该做些什么，而是实践技艺告诉他该如何去做临床的方式（）判断他必须面对的一个个体。

    即使要知道做什么时，尤其是在诊断时，已经存在着技术和实践这两个方面了：没有不需要同时知道如何做的知识。区分技术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并不等同于区分关于手段的知识和关于，虽然有时这两种区分是一致的。简言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尤其是在政治活动领域，技术知识都不能和实践知识相脱离，都不能混同二者或者以其中一个取代另一个。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两种只是之间的差别，重要的差别是，表述、学习、接受两种知识的不同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技术知识可以以规则、原理、说明、公理等来表述，概括地说，可以用命题表述。技术知识可以写成书，因而，毫不奇怪当一名艺术家就其艺术进行著述，他所写的只是他的艺术的技术方面。这并非因为他在可以说是美学因素一无所知，或者认为那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些内容（如果他是一位画家）他已经包含在他的画里面了，他不知道其他表达方式。对于一为进行著述的厨师或者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技术知识能够明确表述的特征使得它看上去很确定。人们在技术方面可以很确信。另一方面，实践知识的特征就是无法被明确表述。通常它是在习俗的或者传统的做事情的方式中得以表述，简言之，是在实践中得以表述。这使它看上去不明确因而不确定，是意见、可能性方面而非真理方面的问题。是出于趣味或者偏好的知识，缺乏学习者的心灵生成印象需要的严格性和现成性。技术知识可以从书本中获得，可以函授。进而，可以通过用心学习而得到，可以死记硬背，可以机械地运用，三段论就是这样的技术知识。简言之，技术知识可以通过语词最简单的意义进行教、学。另一方面，实践知识无法教也无法学，只得被传授和习得。它只存在于实践中，学习它的唯一方式是做师傅的学徒不是因为师傅能够教他（他不能），而是因为只有持续地和一位反复使用这种知识的人来往，才能获得实践知识。在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学生在追随老师讨教和学习时，往往发现自己在自老师那里学得技术知识的时候，不知学到了技术知识，也学到了另外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的内容并非明确地说给他、传输给他的。一位钢琴演奏者不仅学到了技术，也获得了艺术才能，一位棋手习得了棋风和洞察棋势的能力，而不只是走子。 一位科学领域的学徒养成了科学判断力，使他能够知道何时他的技术在把他引向歧途，还养成了科学鉴赏力，使他能够区分有生长力的探索方向和徒费工夫无益的探索方向。现在可以说，如我所理解的，理性主义者断言，我所说的实践知识根本不是知识，理性主义者声称，恰当地说，根本没有非技术的知识，人类行动中涉及的唯一知识因素是技术知识，我所说的实践知识只是一种无知，如果无害的话，可以不加理会。理性的统治地位对理性主义者来说就是技术的统治地位。

    问题的核心是理性主义者对确定性的先入之见。在他看来，技术和确定性密不可分，因为人们不无需去知识自身之外去寻找它的确定性，知识不仅以确定性结束，也以确定性开始，知识是彻头彻尾地确定的。技术知识正是如此。它自身是完整的，因为它的范围是这样的：其起点是可确认的（是对完全无知的突破），其终点也是可确认的，是完成，比如学习新的下棋规则。技术知识可以完整地包含在一本书里，其使用也是尽可能机械地，不再需要技术自身提供不了的别的知识。例如，意识形态因为自我包含而优越于思想传统，它能完全地交给头脑空空者，如果被教者已经有所学，教师首先要予以肃清，确定所有的成见、既有观念都被清楚，要在绝对无知的不可撼动的岩石上奠定自己的基础。概括地说，技术知识是理性主义者选定的，唯一能够满足确定性的标准的知识。

    我已经指出，任何具体人类活动都不仅仅包含技术知识。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理性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就很简单，错把部分当成了全体，赋予了局部以整体的性质。但理智主义者所错不仅至此。如果说技术的霸权是他强烈的幻想，他不仅是被技术知识的确定性欺骗了。技术知识看上去如此确定，是因为它起始自彻底无知，止步于确定和完全的知识，起点和终点都是确定性。但实际这只是幻象。像其他种类的知识一样，学习技术知识并不包括去除纯粹无知，而是重塑已有知识。即便是几乎自足的技术（游戏规则），也不能被传递给一个空空的大脑，被传授的是既有者滋养出来的。这样说来，一个知道游戏规则的人能很快地学会另一种游戏的规则，一个对任何规则都一无所知的人（如果这是可以想象的话）将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学徒。就像一个自力更生的人并不是真的只靠自己的奋斗，而是依赖特定的社会和没有被明确意识到的传统，技术知识也从来不是自足的，只有我们忘了它生法的前提时，才看上去仿佛如此。如果其自足只是幻觉，那么由自足所得的确定性也只是幻觉。

    但我的目标不是驳斥理性主义，我们对它的错误感兴趣，是因为由此可以揭露它的特征。我们不只是要考察这一教条是否为真，而是要弄清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历史上这一思潮的意义。我们必须努力去解答的问题是，技术要占据统治地位的信念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思潮何以对人的理性那样高度地自信，这一思潮的根源和背景何在，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风靡欧洲的，产生了什么结果。

    三

    新思潮的出现就像新建筑风格的诞生，是不知不觉的，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试图寻找它的起源是错误的努力方向。实际上没有什么源头可寻；能弄清楚的只是缓慢的调节、转变，挪一步再挪一步，动力之潮涌动、衰退，最后形成可辨认的新的形式。历史学家雄心勃勃，要避免粗率的节略、过早或者过晚地简略地解说新诞生的思潮类型，避免因为新思潮明显成形的时刻造成的印象过于强烈，而错置了重点。不过目标不像历史学家那么高的人，其兴趣就集中在那一时刻。我计划由现代理性主义明明白白地展现出来的时刻出发，通过考察它的产生背景中的一个因素，来简要地说明它的特征和倾向。那一时刻在十七世纪早期，它与其他事物联系着，比如那时的知识条件关于自然和文明世界的知识。

    十七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状况是很特别的。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求知的热潮像人类历史上其他时期一样涌动不息，激励着这一探索并且硕果累累的预设还没有衰竭的迹象。但是对于关注着它的才智之士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还付之阙如。培根写道：知识的状况既不繁荣也没什么进步。目前的求知活动不顺利不是因为有什么残存的因素阻挠眼下的求知活动，所谓在亚里士多德派科学理论的预设中，被人类心灵摆脱出来（虽然不是在一些细节上）但余下的阻碍因素。缺少的也不是动力甚至探索的方法习惯，而是自觉形成的考察技术，一种理解的艺术，一种有成文规则的方法。满足这种需要的就是我称之为理性主义者的一批新智者明白无误地现身，提出他们的方案。

    这项事业早期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培根和笛卡儿，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出日后成为了理性主义者的特征的正式宣告。

    在培根看来，要获取对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确定的、可论证的知识，人类理智要配有必要的装备。自然理性无法得到这样的知识，它只能就可能性而非确定性作出微不足道的揣测。这种缺陷反映在知识状况的不繁荣上。《新工具》以对知识状况的诊断开始。缺少的是对确定性的本质的明确观念和达到它的充足手段。培根说：只有一个途径来恢复完好健的状况理解活动从头开始心灵一开始就不仅自己掌握自己的进程，而且每一步都要由心灵来引导。需要一个确定的计划，新的理解方式，探索的艺术或者方法，补偿自然理性的缺陷的工具（像人们使用机器提高自然力量的效率。简言之，需要形式化的探索技术。他认为这一技术将是自然理性的障碍，不是为它插上翅膀，相反，为了限制它的蠢蠢欲动，加重它的翅膀；它是确定性的障碍，因为自然理性就是因为缺乏法则才达不到对世界确定的认识。培根拿他的研究工具和三段论相比较，一个适用于发现事物的真理，另一个只适合发现意见的真理。

    培根倡导的研究艺术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它是一套规则，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能以一套准确的说明来表述，这套说明是用心学就可以掌握的。其次，它是一套机械地应用的规则，它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使用起来不需要它自身以外的知识。在这一点上培根说的很明确。理解自然的活动可以像机器在做一样，探索者的力量和才智无从插手，一切智力和理解力在使用新方法时其水平是一样的。最后，它是一套可以普遍施用的规则，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作为研究工具，研究的主体对它来说无关紧要。

    在这个方案中，重要的不是探索规则的精确性，不管肯定还是否定的，而是，这样的技术是可能的。因为所倡导的不会出错的科学发现的规则是非凡的，是魔法石，能够开启所有的门，是科学的主人，培根对这种方法的细节是很谦虚的，并不以为自己已经确定了整个系统，但他对方法可能性的信念是无可更改的。在我们看来，他的规则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我们必须舍弃一切先入之见，从全新的基础开始。真正的知识必须从荡涤大脑开始，因为它必须自确定性开始，以确定性结束，而且还要是自足的。知识和意见是截然不同的，没有任何知识是得自我们幼年时形成的简单想法。这也许可以说是柏拉图主义与经院哲学别于现代理性主义之处：柏拉图是位理性主义者，但辩证法不是技术，经院哲学方法的目标总是受限制的。

    在我们看来，《新方法》的要旨可以概括为技术的霸权。它不仅专注于技术，认为技术知识从来都不是知识的全部，而且还主张，技术及其作用的对像就是全部相关的事情。当然，单单这并非新思潮的开始，它只是新思潮最早的明确的宣示：思潮本身是培根理想的夸大，而不就是培根的信念的产物。

    笛卡儿像培根一样，从同时代科学探索的缺陷获得灵感，他也认为探索技术缺少自觉的明确的表述。《谈谈方法》和中提议的方法和《新方法》中的很接近。笛卡儿像培根一样追求确定性。确定的知识只能得自空荡荡的心灵研究技术自净化心灵开始。笛卡儿第一条原则是，研究者其次，探索技术以一套规则来表述，理想地说，这套规则构成不会出错的方法，可以机械地、普遍地运用。最后，知识没有级别差异，只有无知是不确定的。笛卡儿异于培根的是，他接受了系统的经院哲学的教育，几何证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教育背景和灵感来源的不同使他对探索技术的规定更加精确，更具批判的锋芒。

    他的目标是确立不会出错的、通用的研究方法，但由于他是仿照几何学来确立的，当运用于事物而非可能性时，其限度是明显的。笛卡儿在把怀疑论施行于自身时比培根更彻底，最终，他认识到设定一种方法作为唯一的探索手段是错误的。技术霸权结果只是梦想而没有成为现实。然而，其后继者坚信自己从笛卡儿那里学来的就是技术霸权，而不是他对不会出错的方法的可能性的怀疑。

    通过可原谅的对历史的删节，可以说，理性主义者夸大了培根的理想，忽略了笛卡儿的怀疑论，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平凡的心灵在天才、不平凡的人的启发下产生出现代理性主义。但理性主义的历史不仅是新思潮的特征出现和确定的历史，而且是技术霸权侵入所有理智活动的历史。笛卡儿从未成为笛卡儿主义者；但是按照所说，十七世纪’’，，，’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诗歌和戏剧也非常重视技术，作曲规则，重视对文学的观察，这一风潮一直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出版了一系列的书关于，像诗歌的技艺，生活的技艺，思考的技艺。无论宗教、自然科学还是教育、生活本身，都没有逃脱新理性主义的影响，所有活动都未曾幸免，所有社会都被触动。

    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慢慢调整演变，直到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理性主义者，这一过程漫长而复杂，我不准备在这里阐述。重要的是要看到，随着前进的每一步都背离它的灵感之源，理性主义越来越拙劣粗俗。十七世纪的’’’变成了你的心灵，如何使用它，世界著名的专家制定计划，以通常花费的一部分塑造一个接受过训练的心灵。生活的技艺成了获得成功的技术，早先技术霸权较为平和地侵入教育领域，现在已经发展为配而曼记忆训练（）。

    这一思潮深层的发展动力自然是不清楚的，深深地隐藏在欧洲社会的幽深之处。但在其他与之联系的因素中，显然包括对上帝的信仰的逐渐淡漠：仁慈的、不会出错的技术取代了仁慈的、不会出错的上帝，没有一个上帝来纠正人类所犯的错误时，避免犯错误便更加重要了。其起源是这样一种观念：一个社会或者一代人自己发现的比他们继承而来的更为重要。这个时代的人，过于看重自己的成就，易于幻想理性之庄严此乃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特有的精神病症。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没能与过去和谐相处，因而未曾安宁过。技术幻想所有的心灵处于同一水平，这宛如提供了一条捷径，引诱人们急于表现自己为受过教育的，而他们实际上看不到他们继承的东西具体的价值。

    部分地因为受理性主义本身的影响，十七世纪以来这样的人一直在增多。实际上，可以说，早期影响了理性主义者出现的因素全都，或几乎全都在我们的文明中变得更加有影响力。

    并不是说理性主义很容易地、没遭到任何反对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刚一产生因为新奇而遭到怀疑，在人类活动的一些领域例如文学，起初被它牢牢占据着，但后来失势了。事实上，各个领域都不停地散布对其教导的抵制。我们考察了对它的最初的最深刻的批判之一后，技术霸权的意义就更加清楚了。帕斯卡尔在批评笛卡儿时，表现的明智而审慎，他并非全面反对笛卡儿，只是在基础的方面反对他。他认为，首先，笛卡儿对确定知识的追求是建立在错误的确定性的标准之上的。笛卡儿的出发点必须是不可疑的，结论是，所有的真知识都是技术知识。

    帕斯卡尔通过他的可能性理论避免了这个结论（）：只有出自偏见的知识才是确定的。存在着这样一种悖论：可能的知识（）比确定的知识占据更多的真理。其次，帕斯卡尔认为，笛卡儿派所说的事实上从来都不是任何具体活动中包含的知识的全部来源。他断言，人类心灵并非完全依赖自觉的可表述的技术，即使涉及到技术，心灵自然地、默会地使用技术。明确表述的探索规则夸大了方法的重要性，从而会妨碍探索取得成功。帕斯卡而有很多追随者，现代哲学史也经常围绕这一问题来展开。但是虽然后来者的批评更加精致，少有人比帕斯卡尔更确信，理性主义者的意义不在于对技术知识的重视，而在他们忽视了其他：他们在哲学上错误地把确定性归因于技术，错误地赋予技术霸权地地位。在实践上，他们错误地认为自觉的行动只能产生利益。

    四

    政治当然不可能不带有新理性主义这一强有力的思潮的印记。一眼就可以看出，政治较之其他人类活动，更早、更彻底地被这一思潮吞没了。过去的四个世纪里，理性主义对人类生活各部门的控制力地位一直在变化，但是在政治中其控制力不断增强，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大。我们已经考察了理性主义表现在政治上的一般倾向，有待于考察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欧洲政治几乎全面地向理性主义屈服，以及这一屈服的后果。

    当代所有的政治都受到了理性主义的感染，否认这一点的人不过是换个说法罢了。不仅政治上的罪恶是理性主义的，政治美德也是如此。我们的事业的目标和特征大体上是理性主义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政治上的思想方式也是这样被决定了的。人们期望一些传统的因素，尤其是英国政治中的，会延续对理性主义的抵抗，但现在它们却几乎完全顺应了这一流行趋势，甚至把这样的顺应当作自己具有生命力、能够与时俱进的标志。理性主义不再只是政治模式的一种，而是成为评价政治模式的标准。

    理性主义气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侵入了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思想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政治上的破坏和创新在多大范围内取代了政治改革，自觉计划和审慎实施多大程度上被认为优越于长时间内自发生成和确立的东西。把可改变的、从未定型、终结的行为习惯转化为相对说来严格的抽象观念的系统，并不新鲜。拿英格兰来说，这样的转化开始于十七世纪，理性主义政治学的拂晓。但起初它遭到比如英国政治无声的抵制（使我们长时期以来得以避免赋予政治行动过高的价值，对政治功绩报过高的期望，起码避免幻想在政治上去除不完美），这一抵制今天也已经转变为了一种思维方式。这可以说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主要意义不是他的理论的自洽性，而是它是理论这一事实本身。反对一切计划也许比计划好，但二者仍属于同一种政治模式。

    只有在一个社会已经深深地为理性主义影响了后，传统资源放弃抵抗，转而服从理性主义的专制才会被视为对传统的强化。如今，为了参政并有所反响，必须要有严格意义上的信条，但不能是轻率的不体面的信条。在一些社会中被认为是属于传统政治的圣洁，现在已经只为理性主义政治所有了。

    我已经说过，理性主义政治是感觉到了的需要的政治，它不是按照对一个社会长久的利益和运动方向的正确、具体的认识，而是由理性和技术来确定。他们是书本政治学（）。这几乎是所有当代政治学的特征：没有书就等于缺乏一件必需品，不严格遵循书中所说就将成为声名狼藉的政治家。这样的书是如此必要，以至迄今认为没有它照样继续的人，日后将不得不自己动手写一本，为己所用。这表明了作为现代理性主义之根基的欧洲理性主义的胜利。因为一本书包含的只能是可以写成书的东西技术规则。欧洲的政治家手里拿着书（因为虽然技术能够死记硬背，这些政治家的功课都没学好），注视着他们为未来准备的正被煮熟的盛宴，就像一位厨房看门人欢喜雀跃地代替缺席的厨师出席，他们的知识不会超出他们机械地读出来的字句写下来的字句在他们头脑中产生观念，但不会在他们的嘴里生成美味。在理性主义在当代政治中的其他迹象中，还可以把这一主张算进去：政治要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化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或者心理学家）。他们的理由是，虽然科学知识总不只是技术知识，它供给政治所用的知识只能是技术。如此以来，政治中理性的作用不再是批判政治习惯，而是起而代之。一个社会的生活失去了其 节奏和连续性，被化解为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民间知识因为不是技术，被等同于无知，柏克所说的现在和过去之间的伙伴关系荡然无存。

    无需多说，当代政治的特征就是其理性主义品格。政治是简单的这一流行观念就足以证实这一点了。要给出明确例子的话，无需去远处寻找，眼前就有一个，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对如何控制原子能的制造和使用的建议意见。是性主义对技术的统治地位的信念产生了两个观念：普遍的机械控制方案是可能的以及迄今提出来的每个方案的细节。它被理解为所谓的管理问题。但是，如果理性主义的盛行没遭到任何非难，我们关心的问题就是，是什么造成了如今的事态，因为它之所以能够盛行，不仅是由于自身因素，而且还与背景有关。

    简言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理性主义政治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过去四个世纪里欧洲政治的显著特点是，它至少遭受了三种政治不成熟的侵袭新的统治者，新的统治阶级，新的政治社会即使不提及后来萧先生提出的新的性别。无需强调，那些在政治上没接受过教育训练的人会发现理性主义的政治很对他们的胃口，他们的原则是实施政治创新、树立政治权威。他们如此地需要它，以至于没有什么会刺激他去怀疑这种神奇的政治技术的存在，它能够消除他们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所造成的障碍。

    向他提供这样的技术对他来说就是获得了拯救，就是告诉他，必要的知识全都可以在书中找到，这样的知识可以迅速地学到手并且机械地加以运用。这听起来就像拯救一样美妙的令人不敢相信。这一技术或者和这非常接近，以致被误认为这一技术，他理解为是由培根和笛卡儿提供的。虽然那两位哲学家没有想过把他们的方法具体地应用于政治上，但二位哲人正式宣告了理性主义政治的诞生，所作的怀疑论的限制很容易被忽视。他也不需要等待培根和笛卡儿提出理性主义的普遍原理，一个世纪之前马基雅弗利就开始了政治领域中这一方向的探索。

    有人说马基雅弗利的目标是扩展政治学，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真切。我们知道，科学是具体知识，无论其结论还是手段都不能全部写下来成为书籍。无论艺术还是科学都不能通过一套说明书来传授，掌握艺术或者科学都要成为行家。能够这样传授的是马基雅弗利关心的政治技术。他意识到统治共和国和统治公国的技术是有区别的，二者他都关心。而他为新一代的王子写作了公国统治术，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学理上的，一个是出于个人原因。基础稳固的世袭统治者接受了传统教育，继承了家族的深厚经验，能够胜任他的职位：他的统治术能够通过技术函授课程得到提高，但通常他知道该如何作为。但是新一辈统治者就不同了，他们能用来施行统治的，只是获取统治权的那些品质，除了机关里的恶习和王子的任性之外，他们别无所学。缺乏教育（除了天生的野心以外），需要得到教育的捷径，需要一本书，但是是特定种类的书；他需要注释读本：他们缺乏经验，无法处理未经历过的事件。注释读物的作者必须知道有教养者的语言，必须发挥他的天分（如果他有的话）作一名译者，它不能使无知的读者避免所有可能的错误。马基雅弗利的计划是给政治提供注释读物，提供政治训练以弥补政治教育的缺乏，向没有传统的 统治者提供技术。他满足了时代的需要，他个人和他的时代都对满足这一需要感兴趣，因为他对困难的东西着迷。新统治者更感兴趣，因为他比有教养的世袭统治者更容易中人家的诡计，更需要建议和帮助。但是像理性主义的伟大先驱培根和笛卡儿一样，马基雅弗利也意识到了技术知识的限度；不是马基雅弗利本人，而是他的追随者相信技术霸权，认为政治不过是公共管理，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他不仅向新王子提供他的著作，而且提供了能够弥补书籍不可避免的缺陷的东西他自己：他从来不会改变这样的理解政治毕竟是交际手段外交而非技术的应用。

    新的、政治上不成熟的阶级在过去四个世纪里演练了政治革新和政治权威，像十六世纪的统治者得到马基雅弗利的指导一样，他们也获得了自己的指导。这些阶级都没有时间在执政前接受政治教育，都需要政治辅导书，政治学说以取代政治行为习惯。这些政治著作之中，确实有些是政治卑俗化的，他们不彻底否认政治传统的存在或者其价值（作者接受过真正的政治教育），但他们对传统进行删削，进行理性化以得出传统的真理，以一套抽象原理来展现它，但如此以来，传统的完满意义不可避免地消失了。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尤其如此，它像的《基督教的证据》（）一样流行一样不朽一样有价值，像宗教经典读物一样，它是政治学的经典读物。也有其他作者，像边沁和，都试图为新一代没有经验的统治者设计方案，其纯思辨的理念覆盖了所有的政治习惯和社会传统的踪迹：他们是理性主义的正统派。但是其中最权威的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著作在这个领域是无可匹敌的。没有这些思想家，欧洲政治依然会深深地卷入理性主义，但毫无疑问，他们是声势浩大的政治理性主义的缔造者，或者说，他们可能是，这些缺少政治教育的统治阶层的指导者，而不是其他人，存有如何使用统治权力的幻想。写给新一代统治者 ，并为他们学到手的技术，其机械的应用方式是不会出错的。没有其他技术这样貌似具体知识地把自己强加给世界；没人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如此广大的理智的无产阶级：它除了技术之外一无所有。

    美国的早期历史是理性主义政治的教科书。那时的美国人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开展政治创新，类似于某个人或者社会阶层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去执政；二者的需要大体相同。尤其相似的是，独立伊始的美国被确认不具合法性，明确地反传统，因而它只能诉诸本身不依赖传统的理论来为自己辩护。而且，对于美国这批殖民地居民来说，逼迫他们转入理性主义政治模式的也不只是这些原因。

    美国独立的奠基者拥有欧洲的思想传统和本土政治习惯和经验两种资源。但是，如历史所示，欧洲传统对美国的馈赠（哲学上和宗教上）一开始就被显著地理性化了：本土政治习惯，殖民化环境的产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单纯的理性主义。普通质朴的人们不会对他们继承而来的行为习惯多加反思，作为生活在处女地的共同体，不断地通过互立协议来制定法律和规范，他们只会认为自己的政治安排是自己没接受任何帮助、自己创造的。他们是白手起家，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先驱者的文明几乎不可避免地是有自我意识的自力更生者的文明，理性主义者是环境而不是反思的产物，不需要有人告诉他说知识始自白板，认为自由的心灵不仅是人为地笛卡儿式净化的结果，而且如杰弗逊所说，还是拜全能的上帝所赐。革命爆发很长时间之前，美国殖民者的精神气质，政治上流行的理智品格和习惯就是理性主义的。这很清楚地反映在宪法和殖民地独立史上。当殖民者开始消解把他们和他者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标签，宣布独立时，他们的政治习惯从外界获得的唯一的新启示是和他们的本土特征丝丝入扣的那种。启发杰弗逊和其他美国独立之父的是洛克从英国政治传统中提炼出来的学说。他们愿意相信，他们相信这一学说的 程度高于旧世界的居民可能相信的程度。社会正确的组织和处理事情的方式要以抽象原理而非传统为基础，后者像汉密尔顿所说的是去破羊皮纸和发霉的历史纪录中寻找，这些原理不是文明的成果，它们是自然而然的，写在整卷的人类本性之上。人的理性、以相同方式为所有的人拥有的技术能在自然中找到它，使用它不需要其他额外智能。而且，这个时代比其他时代占据优势，因为通过探索技术的运用，抽象原理近来已经被发现殆尽并被写到书中。使用这些书，以新的方式塑造的政治社会之没有传统就不仅不是缺陷，而且将因此优越于没有彻底摆脱习俗锁链的旧社会。笛卡儿设想的’’’’，在年为精神振奋地观察到：美国人是上帝最垂青的人，给予他们探究和选择自己应该生活于其中的政府形式的机会。所有其他的统治形式都出自暴力或者偶发事件，远远未臻完美。独立宣言是正统理性主义（）的典型产物。它在新学说的帮助下体现了感觉到了的需要的政治。无疑，它将和法国大革命的文件以及后来理性主义者后来推进社会重建的模式和启示一道，成为政治理性主义的圣经。

    我坚持认为，欧洲国家的普通政治实践理性主义的缺陷已经根深蒂固，欧洲政治的很多失败都是因为其理性主义特征主导了事态（而不能归结为其他更直接的原因），我们不能期望立刻走出困境（因为理性主义的精神气质不是昨天才时兴起来的）。病人听说他一出生就病了肯定会很沮丧，因为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治愈，但通常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是幼儿期受到的感染）。只要孕育理性主义政治的条件依然存在，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政治上的理性主义气质。

    并不是说所有我提到的思想家都要为目前的困境负责。他们是历史条件的仆人，帮助它永生，而不是历史条件的创造者（偶尔也可以看到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也不能假定他们会一直同意那样使用他们的著作。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政治哲学著作促进还是延缓了政治上的理性主义。对前人的构思的误解不是出于提供行动方案的动机，只是打算去诠释它。探索政治和永恒之间的关系则是另一件事，更不值得鼓励，发觉了时间世界的复杂性和偶然性的不可控制的实践政治家，抵抗不了一些学说提供的诱惑迅速遁入虚假的永恒。最后，我也不认为也不能把我们目前所处的困境归结为自然科学及与之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文明中占据的位置。这一简单的诊断已经广为散布，但我认为它是错误的。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不局限于理性主义方面这是我们确定了所有具体知识的特征后自然得出的结论。无疑，有些科学家骨子里是就是理性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理性主义和科学观点必然一致。麻烦在于，科学家跨出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时所持的仍然只是自己的技术，这必然把他和理性主义的力量拴在一起。简言之，自然科学的巨大声望被用来加强我们心灵中的理性主义倾向，但这不是真正的科学家干的，而是那些不管不顾 自己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家所为。

    五

    简短地勾画了理性主义政治的特征，产生的社会和知识背景后，我们来加以若干反思。理性主义政治源自政治机遇中的政治不成熟。这样的情形在欧洲社会经常一起出现。它们曾出现于古代社会，这个世界时而要遭受他们联合以后造成的后果。现代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特征是这样产生的：现代世界成功地发明了如此似是而非的弥补对政治教育的缺乏的方法，以至于那些缺乏政治教育的人对自己的无知浑然未觉。当然不是每个社会都这样缺乏经验，这从来不是绝对的。总有人接受了真正的政治教育，对理性主义有免疫力（英格兰人尤其如此，其特定的政治教育比任何社会都普及），有时他的技术所暴露出来的其局限性的蛛丝马迹都能够渗透理性主义者的心灵。

    实际上，纯粹地理性主义政治是如此地不切实际，以至于后来掌权的新人经常会抛开书本，转而像一位商人或者贸易协会的官员一样，依靠自己对世界的总体经验。自己的经验总比书本的指导可靠至少它是真知而不是模糊的影子，但这还不是关于他所处社会的政治传统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在最适宜的条件下也要花两到三代人才能得到。

    不过，当理性主义者不傲慢，不假装神圣的时候还是值得同情的。他很想正确，不幸的是他不会很成功。他开始的太晚了，方式也不对。他的知识总是一知半解半生不熟，从而他最多只能对一半。就像一个出国在外或者脱离了自己的阶层的人，会对他只表面了解的传统和生活习惯感到困惑，一个仆役长或者管家都优于他。鄙视他不理解的东西，习惯和风俗本身看起来就是坏东西，一种对行为的无知。出去某种自欺，他把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具有的特征僵化、一成不变归给传统（它首要的特征就是流变）。因而，在控制时态时理性主义者就面临，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危害最大不是在他没能够控制住局面时（他的政治，关涉的总是控制局面和化解危机），而是在他好像取得了成功时；因为他每次表面上的成功我们都要付出代价：社会整体生活中的理性主义思潮又被推波助澜。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理性主义下述两个特征使它对我们的尤其危险：稍具判断力的人都不会因为无法迅速治愈病入膏肓者而焦虑，但如果他看到所患疾病日益恶化时，他更有理由不安。这正是理性主义这种病患的现实。

    首先，如我已加以说明的，可以确认理性主义政治误解了人类知识的本质，这一误解已经腐化了人们的心灵，因而它无法纠正自己的错误，也不能对它采取顺势疗法，不能通过对理性主义更真诚更衷心而避免这一错误。这一点可以视为对按照书本来生活的惩罚，它不仅使人犯错，而且会使心灵枯竭。按照格言生活最终将导致理智上的不诚实。进而，理性主义者预先拒绝了唯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的外在刺激，他不仅不知道能拯救他的知识，他一开始就破坏了这种知识。他先关了灯，然后又说他看不见东西。简言之，理性主义者本质上是无法感化的：唯一能教导他使他放弃理性主义的启示被它视为人类的强敌。对理性主义者不管不顾的话，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在一个理性主义的方案失败后，以他希望能够成功的新的一个方案取而代之。当代政治正迅速地向这个方向退化：不久前还为英国政治极端对抗的对手共同拥有的政治习惯和传统，已经被共同的理性主义立场取代了。

    但是，其次，一个采取了理性主义政治立场的社会将会发现，自觉不自觉地，其教育也只有理性主义一种模式了。我指的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种直言不讳的用心：灌输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学说，而是看似更加合理的方案只允许具有理性主义特征的教育模式存在。

    完整建立了理性主义一统天下的教育模式后，解救的唯一希望寄托于被忽视的老学究能有所发现，在破羊皮纸和发霉的记录中翻找，勾画出一千年前理性主义未曾灾难性地降临时世界的面貌。

    理性主义刚一出现就对教育有着不吉利的兴趣，它很尊重头脑，坚信自己能够训练它，认为聪慧应该得到鼓励，得到权力作为报酬。但是理性主义相信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可以确定地说，那不是对社会道德、知性习惯和成就的启蒙，建立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伙伴关系，分享具体知识；对理性主义者来说这都是无知的教育，非但无益而且有害。教育是技术训练，知识来自当作注释读物使用的书本。理性主义者的不良教育观之所以能够逃脱被认为是把自己强加给社会的嫌疑，是因为他和他的学生一样受了蛊惑。他真诚地相信，技术知识的训练是唯一值得传授的知识，因为他为这样的信念所打动：除了技术知识之外，没有其他种类的知识。他相信，公共管理训练能最有效地抵挡煽动者的谄媚和独裁者的谎言。

    一个精神气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主义倾向的社会将强烈呼唤这种训练。半知识（由于一半是技术）将具有经济价值，受过训练的心灵能够随意运用最新策略而有自己的市场。可以期待的是，这一要求会得到满足，这种书籍将会被写出来并大量售出，将出现提供这种训练的机构（全面或者侧重某一方面）。

    我们的社会很久以前就热心地开发这一需要，十九世纪早期就可以观察到。但是对于学习钢琴演奏和农场管理的人来说，通过函授来学习并不重要，无论如何都免不了是这样。重要的是，理性主义已经侵入并开始腐蚀真正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建制。一些真正的知识（和技术有显著区别）得以传授的方式和途径已经消失了，另外一些荒废了，还有一些正在从内部被腐蚀。我们的时代环境的压力都来自这个方向。学徒和师傅一道工作，除了学会技术还学到了无法传授的知识，这样的教育方式尚未消失，然而已经荒废了，被技术学校取代它的训练直到化为实践之前都尚未溶解（因为它只能是技术训练）。还有，接受职业教育越来越被认为就是获得技术，就像信息输入，我们可以期望在未来某个时候，职业技术为聪明的人掌握，而不是那些技术有限，没机会学习传统和一项伟大职业的行为标准的人。迄今为止保存（因为它是人类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好好保存就会失去）、传授这种知识的一种途径就是家族传统。然而理性主义者从来不理解，学习一门职业技术差不多需要两代人，相反，他竭尽全力地破坏这种教育的可能性，认为它是有害的。像一位只会世界语的人，他没法知道世界不是开始于二十世纪。伟大职业传统这一无价 之宝就被有意而非出于疏忽地取消所谓既得利益时给破坏了。最认真的理性主义者破坏教育时瞄准的是大学。技术员是如此地紧俏，以至于现有的训练技术员的机构满足不了需要，就要在大学上下工夫。大学训练男人和女人的预言就诞生了，而且不仅教育部长这样说。

    对理性主义的反对者来说这还不够全面，虽然不容忽视，打击严重，分别地看这些损失不是无法弥补。至少像大学这样的机构具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如果它使用的话。但是在另一条战线上，理性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复兴将极为困难。因为虽然理性主义者知道自己取得了胜利，其对手却几乎不知道自己失败了。我说的是理性主义者占据、侵害了整个道德教育领域。理性主义者的道德是自觉追求道德理想的道德，正确的道德教育形式是通过格言，介绍和解释道德原理。这样的道德被认为高于习惯的道德（自由人的道德这一理想挥之不去）不自觉地追随道德行为的传统；其实这样的道德已经被简化为技术，通过意识形态的训练而非行为上的教育而获得。在道德上像对待任何问题那样，理性主义者首先要清除继承而来的无知，继而以他由自己的经验抽象而得的确定知识填充那开放心灵的空白，他坚信那样确定的知识会得到人类共同具有的理性的支持。

    他将通过辩论来维护这些原理，形成融贯的理论（虽然在道德上是不够的）。但不可避免地，生活对他来说是波动的，不连续的事件，对问题流的解决，化解一系列的危机。像理性主义的政治一样（二者当然是密不可分的），理性主义的道德是自力更生者和自力更生的社会的道德，其他人会称之为偶像崇拜。对理性主义者认为以下的事实并不重要：今天激发了他的道德学说是贵族不自觉的道德传统已经风化了的遗迹（如果他是一位政治家，他将鼓吹这一道德学说），贵族们不知道什么观念，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养成行为习惯，以真正的道德教育代代相传。对理性主义者来说，要紧的只是最终他把理念的矿石从行为习惯的渣滓中分离了出来；对我们来说则是他的成功的可悲的结果。道德理想是长期积淀的结果。只有当它们生长于或者属于一个宗教或社会传统中时才有价值。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在于，理性主义者已经花了很长时间，致力于抽干我们的道德理想生长于其中的活水，或者把它当作废水泼掉，到现在，不多的水里都是砂砾，当我们尽力去汲取时都会感到窒息。首先，我们竭尽全力地破坏先辈们的权威（因为他们是所谓的陋习），然后我们动情地因缺少温暖的家而哀伤，最后我们以创造出一个替代品来完成我们的 破坏工作。正因如此，在很多腐败的、不健康的东西之中，一批理性主义的政治家成了我们的障碍：他们假装神圣，向已经全力破坏了道德行为唯一的源头活水的人及其先辈鼓吹一套无私和社会服务理论，也正因如此，另一批政治家在对政治传统鲁莽地理性化的激励下，反对我们脱离理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