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但是美国当前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它形成的飞快速度、涵盖的全球性范围以及使用的方式上，却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通向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捷径 

    1898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是美国在海外进行的第一次征服性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的力量深入太平洋，越过夏威夷，到达菲律宾。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战略家们已在忙着创立主宰两大洋的学说，而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向英国“统治着海洋”的观念提出挑战。美国声称它享有西半球安全的唯一保护人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是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些时候就已提出的，而且后来又为美国所称的“天定命运论”证明是合理的。美国的这一要求甚至还被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而进一步加强。巴拿马运河有助于海军对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大洋的控制。 
    美国经济的迅速工业化为美国地缘政治抱负的膨胀提供了基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已经大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3％，使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美国的这种突出的经济活力是由一种崇尚试验和创新的文化培育出来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传统偶像的发明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些发明家在追求他们个人的梦想时，不受旧时的传统特权或死板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约束。总之，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地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也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把美国军事力量大量投放到欧洲提供了第一个机会。一个在那以前一直相对孤立的大国迅速地把它的数十万军队运往大西洋的那一边。这次跨越大洋的军事远征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是空前的，标志着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要角色。同样重要的是，这次世界大战还促使美国第一次作出重大的外交努力，运用美国的原则来寻求欧洲的国际问题的解决。伍德罗·威尔逊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表明，美国的理想主义注入了欧洲的地缘政治，而且美国的理想主义又由于美国的力量而得到加强。（在这之前的15年，美国在解决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一次冲突中曾经起过主要的作用，从而展现了美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形象。）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力量的融合，使人们感觉到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 
    可是，严格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主要是一次欧洲战争，而不是一次全球性战争。但是这次大战自我毁灭的特性标志着欧洲对世界其他部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开始告终。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欧洲大国能够决定性地占上风——而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深深地受到一个正在倔起的非欧洲大国美国卷入的影响。从此以后，欧洲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国政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然而，美国对世界的这次短暂领导，并未导致美国对世界事务继续不断的介入。美国反而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满足的孤立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那种状态。虽然到了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极权主义正在欧洲大陆积聚力量，美国这个大国——那时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能够在两大洋作战的舰队，并明显地超过了英国海军——仍然保持不介入的态度。美国人更喜欢当全球政治的旁观者。 
    与那种倾向一致的是，美国的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把美国看作是个大陆岛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美国的战略集中在保护它的海岸，因而在范围上只限于本国，很少考虑国际或全球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演员仍然是各欧洲大国和正越来越突出的日本。 
    世界政治中的欧洲时代的最后终结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是第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它在三大洲同时进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当英国士兵和日本士兵——他们分别代表着一个遥远的西欧岛屿和一个同样遥远的东亚岛屿——在远离他们家乡万里之外的印度－缅甸边境上发生冲突时，这次战争的全球规模便象征性地显示出来了。欧洲和亚洲已经变成同一个战场。 
    假如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纳粹德国的明显胜利，一个单一的欧洲大国便可能成为一个享有全球优势的国家。（假如日本在太平洋胜利了，就可能使日本成为在远东占主导地位的角色，但是十有八九日本仍然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霸主。）然而，德国的失败主要是由两个欧洲以外的胜利者——美国和前苏联决定的。这两个国家继承了欧洲未完成的对全球霸主地位的寻求。 
    那以后的五十年是由美苏两极争夺全球霸主地位的斗争支配的。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争夺，是地缘政治学家们最心爱的理论的实现：这一争夺使控制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与在欧亚大陆中心居于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家（中苏集团的地盘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国的版图）相互对立。地缘政治的规模再清楚不过了：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对峙，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胜利者将真正地控制全球。一旦最后夺取了胜利，就再也没有别人挡道。 
    对立的双方都向全世界宣传自己的充满历史乐观主义的思想信念。这种信念使每方在加强其必胜的信心时，都能理直气壮地作出必要的努力。每方在自己的地盘内都明显地处于主导地位而不像那些渴望获得全球霸权的欧洲帝国没有一个曾经成功地在欧洲本身范围之内运用过决定性优势。而且美苏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加强对各自仆从国和附庸国的控制。这又有点使人想起宗教战争的年代。 
    全球地缘政治的范围加上双方都宣称它们的互相竞争的教条是普遍适用的，就使双方之间的争夺变得空前的激烈。但是另外一个也具有全球性含义的因素使这一争夺真正成为独一无二的。核武器的出现，意昧着两个主要争夺者之间典型的迎头相撞的战争，不仅将使它们相互毁灭，而且会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带来致命的后果。因此，冲突的激烈程度同时受到两个对手极大的自我克制的制约。 
    在地缘政治方面，冲突大都发生在欧亚大陆本身的周边地区。中苏集团主宰着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但是没有控制它的周边地区。美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最西部和最东部的海岸都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保卫这些大陆桥头堡（集中体现在西部“战线”的柏林封锁和东部“战线”的朝鲜战争中）因而成了后来被称为冷战的那个时期的第一次战略考验。 
    在冷战的最后阶段，第三条防御“战线”即南部战线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出现了苏联入侵阿富汗促使美国从两方面作出了反应：美国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活动使苏军陷入困境；在波斯湾建立大规模的美国军事存在作为威慑力量，以阻遏苏联政治或军事力量任何进一步的南下。美国承诺保卫波斯湾地区，把这一地区视为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美国对欧亚大陆集团为有效地支配整个欧亚大陆所作努力的成功遏制，意味着争夺的结果最后是由非军事手段决定的。因为双方都害怕一场核战争，直到最后谁也未敢挑起直接军事冲突。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经济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变成了决定性因素。 
    美国领导的联盟保持了它的团结，而中苏集团却不到20年就分裂了。部分原因是同共产主义阵营的等级森严、教条主义和脆弱的特性相比，民主的联盟有较大的灵活性。民主的联盟有共同的价值观，却没有拘泥于形式的教条格式。共产主义阵营强调教条的正统性，只有一个中心说了算。追随美国的主要图家也比美国弱得多，而苏联却不能无限期地把中国作为它的部属来对待。出现这种结果也是由于美国方面被证明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具有大得多的活力，而苏联却逐渐停滞，在经济增长和军事技术上都无力与美进行有效的竞争。经济的衰落又引起了意识形态上的沮丧。 
    事实上，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在西方人中间引起的恐惧，长期地模糊了这两个争夺者之间根本的不对称性。美国明明白白地要富得多，技术上先进得多，军事上更富有适应性和革新精神，在社会方面也更有创造性和吸引力。意识形态的桎梏削弱了前苏联的创造潜力，使它的制度越来越僵化、经济越来越浪费、技术上更无竞争力。只要不爆发相互毁灭的战争，在长期的竞赛中，天平必然最终向有利于美国的一边倾斜。 
    争夺的最后结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响。美国领导的联盟，一般说来，认为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许多特性是积极的。美国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周边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德国和日本，都在几乎是无保留地赞赏美国的一切这一背景下恢复了它们的经济。美国被广泛地看作代表着未来，是一个值得钦佩和仿效的社会。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国却在文化方面受其大多数中欧仆从国的鄙视，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东部盟国中国对它甚至更加鄙视。对中欧人来说，俄国的控制意味着使中欧人同他们认为是他们哲学和文化故乡的西欧及其基督教宗教传统分离。更糟的是，这还意味着这是受中欧人往往不公正地认为文化上比他们低的一个民族的统治。 
    对中国人来说，“俄”音同“饿”，俄国意味着“饥饿的土地”。他们更是公开地鄙视俄国。虽然中国人对莫斯科声称苏联模式具有普遍意义最初只是悄悄地提出质疑，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后不到十年，他们就对莫斯科意识形态上的领袖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甚至开始公开表示出他们对北方邻邦野蛮人的传统鄙视。 
    最后，在前苏联内部，占人口50％的非俄罗斯人最后也拒绝了莫斯科的统治。非俄罗斯人政治上的逐渐觉醒意昧着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开始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外来的帝国统治的一种形式，而统治者却是一个在文化方面并不比他们高的民族。在中亚，民族的抱负可能弱一些。但在这里，这些民族却受到另外的正在逐渐上升的伊斯兰认同感的鼓舞，这种伊斯兰认同感又因人们了解到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非殖民化而得到加强。 
    像苏联以前的很多帝国一样，苏联最后从内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失败，而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速引起的分崩离析。前苏联的命运证实了一位学者的正确看法： 
    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这些单位的那些反对派精英几乎总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1］ 

    第一个全球性大国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的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那些帝国的力量建筑在由仆从国、附庸国、保护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蛮人的帝国以外的人组成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对当前美国圈子之内的某些国家来说，那种过时的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完全不适宜。像过去一样，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程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 
    以往的帝国也有这些特征。首先想到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建立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是通过不断地向北接着又向西和向东南扩张领土，以及通过维护涵盖地中海全部海岸线的有效海上控制而建立起来的。在地理范围方面，罗马帝国在公元211年前后达到了顶峰。罗马帝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政体。它的经济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经济。罗马帝国是蓄意和有目的地通过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复杂体系来发挥力量的。它以战略的眼光设计的陆路和海军航道体系，是以首都为起点的。一旦出现对安全的重大威胁时，用这个体系可以很快地重新部署和集结驻扎在仆从国和附属省的罗马军团。 
    在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人数不下30万人，是一支很大的武装力量。罗马在战术和军备上的优势以及帝国中心拥有指挥军队较快重新部署的能力，使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更能置人于死地。（人们会惊奇地注意到，比罗马帝国的人口多得多的超级大国美国，1996年也在海外驻扎了29．6万名职业军人来保护它统治的领地的外部的地区。）可是，罗马帝国的力量还来自一个重要的心理现实。CivisRomanusSum——“我是个罗马公民”——是人们对自己的最高定位，使人感到自豪，也是很多人的愿望。高高在上的罗马公民地位后来甚至授予那些非罗马出生的人，并且成为文化上的优越性的表现。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使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合情合理。它不仅使罗马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使它的臣民愿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国的框架之中。统治者认为文化优越感是理所当然的，而被统治者也承认是这样。这样，文化优越感便加强了帝国的力量。 
    这个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挑战的帝国，持续了大约三百年。它除了一度受到邻近迦太基的挑战和在东部边缘地带受到帕提亚帝国的挑战之外，外部世界大都是野蛮的和缺乏严密组织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偶尔对罗马帝国发起攻击，而在文化方面显然比罗马帝国低下。只要罗马帝国能够保持内部的活力和团结，外部世界就无力与之竞争。 
    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了罗马帝国的最后崩溃。第一，罗马帝国变得过大，一个单一的中心已难以对其进行管治。但是把它分成东西两半，又自动地破坏了它的权力的垄断性。第二，同时，帝国长期的狂妄自大造成了文化上的享乐主义，使政治精英逐渐丧失了雄心壮志。第三，持续的通货膨胀破坏这一体制的那种维持自身又无需作出社会牺牲的能力，而公民们已不再愿意作出那种社会牺牲。文化上的衰败、政治上的分裂和财政上的通货膨胀加在一起，使罗马抵挡不住甚至是境外邻近的野蛮民族的攻击。 
    用当代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可是，由于当时全球各大国之间盛行的孤立意识，罗马的地区力量是独立的和孤立的，即无邻近的甚至也无远方的对手。因此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的优越的政治组织和文化优越性使它成为后来的地域更大的各帝国体系的先驱。 
    即使如此，罗马帝国也并非是独一无二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虽然两者互不知晓。公元前221年罗马同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秦统一了当时存在的七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华帝国。七国的统一促使在中国北部修筑了万里长城，使王国内地免受外部世界野蛮民族的进犯。此后的汉朝帝国在公元前140年已经开始出现，它的领土范围更大，组织也更完善。到了公元开始的时候，在汉朝统治之下的人口不下五千七百万。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空前的，同时也证明，通过集权的严厉的官僚体制进行中央统治是非常有效的。汉朝帝国的统治扩大到今天的朝鲜、蒙古的一些部分和中国今天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可是，汉朝帝国也像罗马帝国那样，受到内部弊病的折磨，并且于公元220年分裂为三个独立的王国而加速了它的最后崩溃。 
    中国以后的历史是统一和扩张继之以衰落和分裂的反复循环。中国不止一次成功地建立了帝国体系。这种体系独立自足、孤立、不受任何外部有组织的对手的挑战。汉朝一分为三的局面在公元589年发生了逆转，结果一个很像帝国体系的朝代重新出现。但是，中国最孤行专断的帝国时期是在清时代，具体地说是在清朝的早期。到了18世纪，中国又一次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帝国。它有一个帝国中心，周围是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朝鲜、印度支那、泰国、缅甸和尼泊尔。这样，中国的统治从今天俄罗斯的远东部分起一直越过南西伯利亚到贝加尔湖，深入到当今的哈萨克斯坦，然后向南到印度洋，然后回过头来向东，又覆盖了老挝和越南的北部。 
    像罗马帝国那样，这个帝国也是个复杂的金融、经济、教育和安全组织。它用所有这些手段对大片领土和在这片领土上生活的三亿多人民进行统治。它特别强调集中的政治权威。这一集中的权威得到非常有效的驿使服务的支持。整个帝国被分成四个从北京伸展出去的地区，同时还划定了驿使可以分别于一周、两周、三周和四周内到达的地区的界线。经过专门职业训练和通过竞争挑选出来的集中的官僚体系成为保证统一的主要手段。 
    还是像罗马帝国那样，这种统一被一种强烈感觉到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合法化和支撑。儒家学说加强了这种文化优越感。儒学是一种非常适用的哲学，它强调和谐、等级制度和纪律。中国——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边和周边以外的全是野蛮人，而身为中国人就意味着有教养。因此，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应对中国表示敬服。甚至在18世纪晚期中国日益衰落的阶段，中国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答复中也浸透着那种特殊的优越感。乔治三世的使者曾试图以贡献一些英国工业产品作为友好的礼物来引诱中国与之建立贸易关系。中国宣布的答复是： 

    承蒙天恩，朕指示英国国王注意朕的训令：天朝统治四海内的一切……并不看重稀有贵重的物品……朕也丝毫不需要贵国的产品……因此，朕已命令你的进贡使者平安地回国。你国王应该完全按照朕的愿望行事，强化你的忠诚和发誓永远服从。 
    中国历朝帝国的没落和垮台也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因素。后来的西方“野蛮人”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内部的疲劳、腐败、享乐主义和丧失经济和军事上的创造性。这削弱了中国人的意志，接着加速了中国人意志的崩溃。外部大国对中国内部的虚弱的利用——英国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一个世纪以后还有日本——又使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文化上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在整个20世纪都激发着中国人，而且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与帝国以后使他们地位一落千丈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受辱感变得更加强烈。 
    与罗马帝国十分相像，中华帝国在今天会被定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但是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中国在全球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国家，这是指没有其他大国能够向中国的帝国地位挑战，甚至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的话，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抵挡中国的扩张。中国的体系是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对异族和地理上处于周边的附庸国，中央只比较有限地使用力量。 
    中国有很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核心，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恢复其帝国。在这方面中国与别的帝国大为不同。其他帝国中人口数量小但受霸权主义驱使的民族，能够在一个时期对人数多得多的异族居民强行统治并维系这种统治。可是，这类核心小的帝国的统治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复帝国就不可能了。 
    为了寻找与当今定义的全球性大国更加近似的情况，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蒙古帝国的引人注目的现象。蒙古帝国是通过它与一些组织完善的主要对手的激烈斗争而出现的。在被打败的对手中有波兰和匈牙利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俄国和俄罗斯的几个公国、巴格达的哈里发辖地等，后来甚至还打败了宋朝，建立了元朝。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打败了他们的地区性对手之后对领土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控制。这块领土被后来的地缘政治学者称为全球的中心地带，或者称为世界力量的中枢。他们的欧亚大陆帝国从中国海海岸开始，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和中欧。就中央集权控制邻近领土的范围而言，只有斯大林的中苏集团的全盛时期才能够在欧亚大陆上最后与蒙古帝国相比。 
    罗马、清帝国和蒙古帝国是后来渴望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那些国家的地区性先驱。拿罗马和清帝国的情况来说，就像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它们的帝国结构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高度发达的，同时被普遍承认的帝国中心的文化优越感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蒙古帝国更直接地依靠军事征服，接着又以使自己适应当地条件（甚至接受同化），来维持政治统治。 
    蒙古帝国主要建立在军事统治的基础之上。蒙古人的统治是通过巧妙和残酷地使用占优势的军事战术而实现的，这种战术把部队快速运动的非凡能力与部队的及时集结结合起来。蒙古人的统治却没有随之而建立有组织的经济或金融体系，蒙古人的权威也不是来自任何自信的文化优越感。蒙古统治者的人数太少，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繁衍的统治阶级。无论如何，缺乏一种明确的和自觉的文化的甚或种族的优越感，就使帝国的精英失去了必需的主观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