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怀疑在过去25年里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惊人的变化，不过，近期社会各界人士开始更多地关注和反思25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和代价。中国的发展一直遵循着所谓的GDP崇拜，然而，将这种崇拜推至极限时的荒诞同样显而易见：当两辆汽车在公路上行驶时，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是零；如果这两辆车撞车了，则它们为GDP做了贡献，因为撞车会带来购买新车、维修费用和医疗费用等一系列的消费支出。美国参议院罗伯特在竞选时曾说，GDPＰ可以衡量一切，但不可以衡量我们生活的意义。

　　对GDP的盲目崇拜显然不能支撑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未来，我们也许更应记住“土地、阳光和空气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后代的借贷”。在本次名为“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观察家论坛上，演讲嘉宾从政府层面、市场层面、公众行为层面，阐述了中国未来十年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经济学里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成本收益分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收益大于成本是可行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年创造五十万元利润的企业，它的污染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却有一百万元。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这个企业的存在肯定不合理，但它仍正常运行，为什么？

　　根本问题在于成本（代价）的承担者与收益的获得者并非同一个主体。举例来说，一个造纸厂造成河流污染，这条河流下游的居民承受污染的代价，而利润的获得者是企业和地方政府（税收获得者）。所以，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这种环境、资源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环境保护和资源使用方式是社会行为，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他们之间的博弈。

　　这里有两个案例：根据某省环境信访情况通报，2001年该省环保系统共受理群众来信5845封，接待群众来访4002批9972人次，与上一年相比群众来访批次增幅达59%；另一个例子是，1998年全国人大环资委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团到太湖流域进行检查时，受到地方政府的欺骗，这是环境和资源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

　　从这两个案例来看，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环境问题已成为与普通民众利益相关的问题。它不再仅仅是人文的、哲学式的关怀，而是造成一年几十万人次上访的严重社会问题。

　　第二，在环境问题背后，一方面存在受害民众的上访，一方面存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不同社会力量进行着博弈。

　　第三，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背后是发展主义的政绩观。

　　第四，受损者往往处于弱势状态，他们通常的反抗方式是上访，或者说也仅仅是上访。他们现在所能够利用的合法途径和手段非常有限。在利益的较量过程中，往往企业和政府成为利益一方，受害民众成为另一方，在中国这两种力量的悬殊表现得非常明显。

　　关于如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我认为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在政治构架上，形成对政府短期行为的抑制，如发挥人大和政协在资源与环境问题上的作用。

　　第二，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在国外，致力于环保的NGO组织在环境保护上起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如“自然之友”、“绿家园”等一批民间环保组织在我国发展起来，并开始产生影响。但总体来说，这个因素在我国仍然很弱。民间环保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上社会力量高度不均衡、不对等的格局，用组织的因素来抵制破坏环境和生态的力量。

　　第三，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作用之一是解决社会力量不对等，从而使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行为能够维持在一定的边界和框架之内，在环境和资源问题上同样如此。中国目前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是在法律上保护环境污染的受损者。

　　第四，造就其他保护环境与资源的社会力量。如传媒和消费者运动等。

　　第五，树立政府新的政绩观、企业将保护环境和资源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概括来说，在环境和资源问题中，更多存在的不是认识问题，甚至也不是制度问题，而是背后社会力量的不均衡。如果这样的社会制度很难建立起来，即使有再正确的认识可能也无济于事。(经济观察报记者 黄锫坚 整理)



　　与自然为友（北京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叶文虎）

　　“可持续发展”最早出现在1980年，当时由自然科学家、生态学家提出，1987年政治家也提出这个概念，内涵是在发展经济时如何处理和环境的关系。与此相关最著名的提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要也不损害后代的需要。1994年，我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向全世界承诺。最近中共中央又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办法。

　　发展是人类社会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所做的努力，而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发展模式的转折，或者是价值观的转折。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不是指技术，也不是指管理，而是指对价值观的一种判断。

　　目前人类的生存碰到三大危机：第一是人类社会里财富分配不公平的危机，这是威胁人类生存、影响人类安定的问题；第二是资源危机，例如北京市缺水越来越严重，南水北调成功之后，假定所调的水都是干净水，也只能补充北京所缺之水的二分之一；第三是环境污染和破坏，简称环境危机。

　　所以，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寻求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理论以及具体的发展方法来缓解这三大矛盾关系。这就意味着人类的文明将接受根本的挑战，它也意味着，在这以前的各种文明其本质是与自然为敌的文明，而今后我们要以与自然为友的文明来生存。所以，最根本的进步在于，人类从发展观、从生存方式上进行改变，包括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公众行为的改变。


　　忧患可持续（全国政协委员、“自然之友”会长 梁从诫）

　　我只是一个保护环境的街头呼吁者。茅于轼先生对中国的发展前途相当乐观，他认为只要把市场管理好，就不用担心粮食、能源的紧缺。我的看法并没有如此乐观。

　　建国初，马寅初先生提出中国应该控制人口时曾遭到批判，批判的主要根据是他只看到人口，没有看到人手。批判者认为，如果人类同时作为生产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那么人所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可以远远超过人类需求。对于批判者的这个论证，我认为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人类的劳动力必须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相结合才能创造价值。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1949年，我国人口大概是5亿多一些。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从5亿增长到13亿。这是我们整个环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中国只有五分之二的土地可以养人。13亿人口中的很多都挤住在东南沿海一线。关于耕地有多种不同统计，有统计认为我们的人均耕地为一亩五分，也有统计认为是一亩一分。无论如何，中国人均耕地数字远远低于世界粮食组织规定的平均线。水污染问题也很严重，除了西南还有几条干净的江河之外，全国几乎没有多少干净水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保证我们的资源足以支撑13亿人的需要呢？

　　而就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人们发财致富欲望、物质享受欲望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强烈。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下一代人还能像今天这样拥有充足发展的空间、拥有充足的资源来支撑他们的发展吗？

　　最近在大学校园进行的一次节水意识调查指出，一个学生的月用水量可以超过八立方，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大手大脚地浪费资源，我们有限的资源还能够维持多久？

　　所以，在探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有一点忧患意识。


　　生态均衡之重（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 陈琨）

　　经济、社会、生态，这三个元素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支柱。那么，它们之间有何联系？在我看来，经济体系存在于社会体系之中，社会体系又存在于整个地球的生态体系之中。我不认为经济可以解决资源问题，我也不认为有了钱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经济的均衡观念建立在资源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之上，建立在政治平衡的社会安定的情况之上。如果没有资源的保障以及社会的平衡、公正，经济也并非均衡。

　　地球现有的资源能不能充分支持地球人口的粮食需要？我们这里所说的粮食需求是指谷物需求，谷物的生产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土地、水源和气候。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耕地越来越少，而当耕地改做他用之后，再重新种粮食，粮食的生产条件不能马上得以恢复。所以说，生态系统被破坏以后要恢复原来的功能，并不像经济学家所期望的那样快。

　　就粮食来说，国家应该有忧患意识。粮食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用市场、用经济能够解决的问题，它是社会问题、生态问题，也是综合平衡的问题。就像国外很多报道指出的那样，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决定了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所以，粮食危机应该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催生“绿色GDP”（中科院可持续发展首席科学家 牛文元）

　　科学发展观催生新型国民核算体系，即“绿色GDP”。现在的GDP已经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从社会角度看，GDP将质量好的和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计算在国民财富之中；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资源和生态环境是自由财富，不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的退化；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看得见、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它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除在外。

　　“绿色GDP”应该是传统GDP减去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分的虚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在如何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循环经济体系中一直进行着艰辛的理论探索，探索持续至今。1940年到1968年，美国每年的“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占GDP的一半；按照净国民福利指标计算--凡超过国家制定的污染排放标准，企业均应列出所需的治理经费，这些治理经费从GDP中扣除 --日本在1973年的GDP增长率为8.5％，扣除治污费用后，事实上只有5.8％的增长率。

　　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7％。如果令“名义国民财富”等于100％，当扣除损失成本和借用成本（生态赤字）后，15年来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只是名义财富的78.2％，财富虚数为21.8％。

　　这个数字意味着：过去15年我国ＧＤＰ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只有6.5％，即每年平均有2.2个百分点为“虚数”。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所得出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来获得的。

　　以上结果将对中国国民财富的积累与国民财富的质量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国家由此而制定的能源价格、资源价格、温室气体的生态补偿规则、社区环境损益核算、绿色税费额度、城市绿色仲裁等，都要求对统计制度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进行统一的规范。


　　企业的力量（壳牌中国集团主席 王郁章）

　　在探索和拓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我们相信企业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壳牌为例，可持续发展是壳牌的核心商业原则之一?指导着我们所有的业务活动。为什么壳牌对此如此重视？早在1980年代初期?壳牌就开始特别注意生产安全?取得了世界一流的安全生产记录。后来?我们的努力推广到环境、健康领域。进入90年代?我们认识到?仅仅有良好的健康、安全和环境记录是不够的?一个公司只有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只有“今日行动?心系明天”才能取得长期的发展?而我们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彻在我们的每一个项目之中。举例来说，在湖南岳阳市，我们与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共同投资1.4亿美元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利用壳牌的煤气化技术?使用煤气化以后生成的合成气生产化肥。在决定进行投资之前，我们曾对这个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进行评估，并对项目健康影响进行评估，此外，我们还作出搬迁行动计划，与当地居民进行协调，听取他们的意见，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做投资决定之前必须要做的。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包括深入调查项目给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影响，听取各方意见，然后在项目设计阶段减少这些可能的负面影响。健康影响评估包括预测商业活动给当地居民的健康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评估有害物质和商业活动带来的风险，与居民沟通并尽可能改善影响他们的环境、控制这方面的风险，采取行动使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此外，对于这么大的项目来说，搬迁计划也非常重要。首先我们要制定当地居民的搬迁计划，同时要监测搬迁过程，保证当地居民公平合法的利益得到保障。这需要与相关利益方协调，给居民合理补偿，帮助开发工作机会。此外，我们还要与当地社区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壳牌公司不仅仅是在中国采取以上做法，在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活动之前都必须这样做。

　　洁净煤的应用目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经过对煤的处理，我们可以得到清洁的合成气，也就是一氧化碳和氢气，它们可以在很多地方得到使用，包括化肥生产、循环一体化发电、制氢和城市用气。煤的气化技术在环保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产生的氮氧化物非常少，可以与天然气媲美；脱硫效率高于99％；氯化物和可挥发金属排放几乎为零；污水排放则几乎没有。

　　壳牌公司拥有煤的气化技术，也拥有合成气变油技术，目前我们正在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这些技术的发展前景。现存的问题首先是煤变油所需的投资相当高；此外，煤变油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如何收集和处理这些二氧化碳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相信，一旦这些问题得以解决，这个技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油少气但富煤的国家是很有前景的。


　　中国经济:追求平衡发展（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赵晓）

　　如同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定下的基调，200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指出“这既是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这应该看作是非典之后新的平衡发展观由思想、决策逐渐走向落实的开始。美国政治学和经济学家奥尔森曾提出过著名的“奥尔森定律”，即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灾难往往会互相重复，虽在事前有许多征兆，但可惜的是，一个国家只有在危机爆发后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开始改弦易辙。我国社会、经济、自然的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并时有人提出警告，但只有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才彻底暴露出我们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方面的滞后，进而反思经济发展内部的不平衡，反思经济和教育、科技、法律、文化、生态环境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笔者对此也曾指出，如果发展是不平衡的，那么根据“木桶原理”，总体发展也将受到制约。

　　就经济而言，目前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是，城乡差别明显。国际上衡量二元结构的量化指标是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00，数值越小，就表明两部门的差别越大。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在45以下，发达国家的一般在60以上，而中国目前则在40以下。

　　二是，地区差距明显。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世界银行曾经把人均GDP（实际购买力平价PPP）作为衡量标准，将全世界所有国家划分为4个组，即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下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如果按同样的收入标准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划分，我们就能发现，在这4个组中，都有一些省市区入围。

　　三是，产业差距明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四种社会同时并存，即存在着所谓的“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现象：首先是一个农业社会。至今，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比重仍占50％，这一数字相当于1870年美国、法国、德国的农业人口比重水平；其次是工业社会（包括建筑业），其劳动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3％；第三是传统服务业社会，其就业比重为22％；第四是知识社会，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科技、金融保险及其政府等，其就业比重占全国就业人数的5％。由于人数异常巨大农业社会的存在，使得产业水平不仅差距巨大，而且总体水平相对落后。

　　四是，收入差距明显。中国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了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而近几年来这一趋势变得更加严重。

　　五是就业问题严峻。近三年来，我国的城镇失业率急剧上升，由2000年的3.1％升至今年三季度的42％，明年则可能接近4.7％，速度非常惊人。如果将下岗职工和不充分就业人员计算在内，其总量已达到经济活动人口的16％以上，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最后，除经济方面外，中国目前还存在着较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关专家估计，如果把环境损失即对“自然资本”的破坏考虑在内，中国每年的GDP增长可能要下调2－3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00年报告《增长的质量》则指出，中国11个城市早亡和疾病造成的费用超过了城市收入的20％。而在社会发展方面，大陆“文革”严重损害了依存于传统文化的“社会资本”（经济学术语，指的是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自然资本一样对经济增长有价值的信用资源、共同知识等无形资本），改革开放以来也未能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社会资本，甚至在某些方面反而进一步破坏。如果只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进步，却以严重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代价，大陆的经济势必难以平衡发展。

　　显然，2004年政策着力点的另一关键将是平衡发展，在GDP与其他考核指标之间平衡、在地区间平衡（如“东北振兴”）、在城乡间平衡、在收入增长中平衡以及在自然与社会的平衡上迈出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