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资本主义降生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之争始终是各国不同政治经济派别分歧的重要成份。随着时代的变迁，一国可能从主张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也可能从贸易保护转向自由贸易。一般来说，在国际经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声音往往抬头；而在繁荣时期，自由贸易又容易成为潮流。对于强国来说，自由贸易是占领弱国市场，打败弱国企业的旗帜；对于弱国来说，贸易保护是抵御市场强权，发展民族工业的盾牌。当一国从弱变强时，它就会开始赞同自由贸易；反之，当一国由强变弱时，它又会回到贸易保护主义路线上去。可以说，美国的历史就是根据本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力量强弱交替运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两种主张的历史，而美国也正是因此才从一个殖民地国家变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不仅如此，由于英国力图保持世界工场的地位，美国运用贸易保护手段曾遇到很大的阻力。如果不是英国炮舰调动了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激情，美国很难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如果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许今天的美国也许就如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一样，徒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却仍受发达工业国的控制和掠夺，仍然贫穷落后。因此，对于今天追求强大的中国来说，破解南北美洲不同历史命运的奥秘，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禁运催生了美国制造业

　　1781年10月，英军将领康沃利斯于约克敦投降。1783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但是独立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繁荣和发展。独立战争期间，由于对英贸易的滞阻，北美的制造业得到了一定发展，但从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看则仍远落后于英国。战争结束后，英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口实施严厉的商业限制，包括禁止美国货进入西印度群岛；另一方面则向美国大量倾销英国货。独立前夕，北美平均每年运往英国的生铁为3929吨，1791年下降为797吨[1]。烟草、稻米、蓝靛等大宗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由此带累商业和航海业停滞，造船业衰落。据统计，从1784年到1786年，美国从英国进口的货物总值约为760万英镑， 而同期美国向英国出口则仅为2 49万英镑，逆差高达521万英镑[2]。出口萎缩、市场缩小，使价格大幅下跌，商人、农场主纷纷破产，债务链条破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最著名是的谢司起义[3] 。在美国史上，1781年至1789年被称为“危机时期”[4] 。从竞争的观点来看，其实质是英国挟裹着其市场竞争的强者优势对新独立的弱小的美国进行打击，以经济殖民来代替政治、军事殖民。

　　危机给美国上层社会带来了广泛的冲击，“美国向何处去”一时成为报纸和小册子所讨论的焦点。在一片喧嚣声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大声音至今仍清晰可辨。推崇自由贸易多为南部大种植园主、北部大商人。在危机时期，南部大种植园主兼并了大量小农的土地，巩固了竞争地位，他们虽然对英国限制出口不满，却得益于优质廉价的工业品。因此他们主张自由贸易，一方面要求英国取消出口限制，另一方面试图摆脱英国的商业垄断，开拓南欧、北欧市场及其他全球市场，同时则加快向西部扩张，将西部广袤的土地变为农产品的生产基地，以增强美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北部大商人也主张自由贸易，因为他们的利益来自对外贸易的扩大，无论进出口是否出现逆差，只要贸易总额上升，就少不了他们的利润。主张贸易保护者成份比较复杂，既有保卫独立战争成果的爱国主义成份，又有在谢司起义前巩固统治秩序的成份，既有受英国打击最沉重的广大小农，又有为数不多的制造业主。由于当时主要矛盾是抵制英国的经济侵略，因此，主张增强联邦政府力量、加强贸易保护的代表，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事实上控制了政府决策。汉密尔顿认为英国的力量来源在于制造业，因此美国必须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而要发展制造业，则必须有政府保护。他指出需要政府保护的三个理由，一，外国政府对制造业有保护和奖励；二，农业国居民出于习惯往往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熟悉的职业；三，制造业国在技术、资金、市场方面已经具有优势，这就使“最新建立制造业的国家与制造业已成熟的国家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竞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5]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由依附于英国的种植园主和大商人主导，故汉密尔顿主张中唯一落实的是加强了联邦政府权力，建立了财政税收制度，恢复了公共信用，顺利发行了新国债，使联邦政府不再有名无实。然而汉密尔顿所珍视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却未得到推行，1789年的的关税法案规定进口税率仅为9%，远不足以保护新生的制造业。英国知道自己的竞争优势所在，一开始就禁止机器和技术以及技术人员外流。由于西部土地的吸引，美国工人的工资平均又比英国高1/3到1/2。加以英国企业主资金雄厚，有现成的销售网络等因素，使美国制造业举步维艰。1801年的326家股份公司中，只有8家投资于制造业，仅占总数的2.4%[6]。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美国很难摆脱后来中南美洲各国的命运，成为欧洲工业国的附庸。因为主宰着独立后美国社会的是大农场主和大商人，他们都从依附地位中获益。发展制造业的每一个重大措施都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相抵触，征收高关税首先种植园主要花更多的钱购买欧洲的工业消费品，如果对方实施报复性措施，则还会连带出口下降，价格下跌，收入减少。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中，资源越丰富就越可以依赖开发资源来获取收益，就越缺乏发展制造业的动力——相比之下，岛国日本只能靠发展制造业。杰斐逊的自由贸易主义和农业国之梦，正是建立在对美国丰富资源的依赖上。这个甜美、舒适的梦完全有可能将美国的制造业腻死。

正当美国迷迷糊糊地做着西部农业梦的时候，英国的军舰的炮声把它惊醒了。1807年，英国为与拿破仑作战，炮击美国战舰“切萨皮克号”，强征舰上海员。此举激起了强烈的反英爱国情绪，1807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意在用中断对英国的农产品供应来教训英国[7]。不料，禁运不仅没能给英国造成伤害（英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粮食，本国也生产粮食），反而使美国经济全面瘫痪。禁运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的殖民性和依附性。1807-1808年，美国出口从1.834亿美元下降到2243万美元，下降幅度达88%， 进口从1.385亿美元降至5699万美元，下降59%。于是，航海业濒临破产，大批海员失业，北部的大小商人损失惨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小农场主和小业主纷纷破产，工业消费品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关税收入急剧减少，财政出现巨额亏空[8]。在强大的压力下，《禁运法案》不得不在1809年初取消。然而，禁运却使国内制造业不再面对国外竞争，工业品价格上涨，制造业利润大增，航海业、对外商业的萧条促使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制造业，从而使美国制造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至1810年制造业的生产总值达到1.2亿美元[9]。更重要的是，禁运使美国人初步懂得了制造业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重要性，从而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摆脱经济的依附性带来了第一线光明。但是，就在一部分美国人得出上述结论时，作为权力结构核心的部分大农场主和商人却增强了依附性，更害怕与英国打贸易战。因此，禁运结束刚后，财政部长加勒庭提交国会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又被搁置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单方面终止禁运并没有换来英国的回报，英国继续劫掠美国船只。再加上美国国内西部扩张主义者的鼓动，1812年，美英正式交战。这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禁运十分相似，对外贸易和航海业陷入长期萧条和停滞，而制造业却飞速发展，对英国霸权构成了真正威胁。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10]但英国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这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当时英国的技术还是相对简单、容易掌握、也容易改进的技术，美国制造业在技术上已经并非处于绝对劣势；其次，从规模上看，美国制造业已经有相当实力，而且也得到了国内金融势力的支持；第三，1816年美国颁布了第一个保护关税法案，制造业品的平均税率骤升至25%[11]。此后，直至十九世纪末，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基调。

　　由此可见，1807年禁运和1812年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没有这两场战争——战争是最极端的保护主义，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巴西，而世界历史的面貌也将大不相同。遗憾的是，许多研究美国史的专家似乎也没有充分注意这一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在《新编美国史》中，1807年禁运和1812年战争只占了二页半，而且没有片言只语论及其重要意义。其原因是很耐人寻味的：如果每一个国家最终都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或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那么也就不存在转折问题了，最多只有曲折。

　　二、内战完成了美国社会结构的质变

　　摆脱弱者地位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斗争和曲折。由于当时英国的强者地位并非象今天的美国那样突出，它先是没能阻止美国独立，后是没能在1812年战争中重新占领美国（由于英国顾虑欧洲大陆重启战争），继又没能在战后搞垮美国经济。但这并不等于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就此承认美国的崛起，而是在继续伺机压制美国。

　　就美国国内而言，从原有的殖民地型社会经济结构，向以制造业集团为中心的自主型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和斗争。大商人集团、航海集团、南部种植园主和北部制造业集团之间，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时起时伏，构成了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奴隶制和废奴主义，新申请州是否向奴隶制开放，以及民主党与共和党斗争等诸多重大矛盾的核心。渐渐地这对矛盾统摄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社会情绪越来越激动，直至爆发南北战争[12]。

事实上，尽管通过禁运和1812年战争确立了关税保护原则，美国工业一时间还很弱小。在1820年以前，作为工业化最重要的部门的炼铁业，其铁产量比殖民地时间还少。铁矿的开采、冶炼和铁器业完全被英国所主之宰。第一个真正对炼铁工业起到保护作用的关税是1824年的关税，其后是1828年的关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自由贸易集团控制了政权，降低了关税，炼铁业生产很快就停滞、滑坡；1842年参议院决议恢复高关税，铁产量又直线上升。如此，自由贸易路线和贸易保护路线反复斗争，炼铁业也反复涨落，直至林肯上台，把关税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而最终建立起了强大的钢铁业。

　　总的来说，关税的争夺战越来越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南部种植园主、北部进出口商和航海集团则满腹牢骚。北部进出口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如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始终反对高关税，南部则把1828年的高关税称为“可憎的税率”，特别是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反对高关税，南卡罗来纳州不惜脱离联邦。为此，它提出了宪法“公约论”，即认为州创立了联邦，当中央政府的决定不符合州的意愿时， 州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1832年7月，在自由贸易者的强大压力下，国会通过了新关税法案，比1828年的关税有所下调，但仍不能满足南卡罗来纳州的要求。同年11月，南卡罗来纳州召开州代表大会，宣布国会通过的关税法无效。如联邦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则南卡罗来纳州将脱离联邦。面临联邦分裂的形势，国会不得不再次通过妥协性法案，扩大免税商品种类[13]。

　　妥协是达成了，但矛盾并未解决。自由贸易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在一次次的较量中慢慢廓清了阵营，形成了以南部种植园主为核心和以北部制造业集团为核心的两大派别。在世界范围的废奴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这两大派别的斗争又进一步激化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斗争。这两大派别都希望控制参众两院、政府和最高法院。由于各州的参议员人数相等，而南北两派所控制的州数相等，两派力量在参议员势均力敌。这时如果新加入的州是蓄奴州，则该南部就能控制参议院。因此，一个又一个新开发地区被批准为新州之日，也就是两大派别一次次较量之时。每一次，出于维护联邦的考虑，双方都达成了妥协，如1820年的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1850年妥协》等。《1850年妥协》中，北方限制了奴隶制的扩张，同时也向南方承诺了严厉的《缉奴法》，从而维护了脆弱的南北政治均势。但每一次妥协都酝酿着矛盾的进一步激化，《1850年妥协》被称为“火山口上的壶盖”[14]。此后，南北双方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1854年堪萨斯州问题上，两大派别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南北战争的前奏。

　　时间的推移有利于北部制造业集团。尽管南方的棉花出口还占到美国总出口的一半以上，但北部工业品的出口也在迅速增长，这就使原先作为依附于发达工业国的北部买办商人和航海集团逐渐疏远南部，转而依附于北部制造业集团。其明显的标志是北部民主党人的领袖斯蒂芬·道格拉斯，他原先属于自由贸易派，和南部种植园主有共同的基本主张，代表北部买办商人集团的利益。在1854年堪萨斯州是否以蓄奴州加入联邦的问题上，他开始反对当时的民主党总统詹姆斯·布坎南，主张将维护奴隶制的堪萨斯州《利康普顿宪法》交人民表决，1858年堪萨斯居民投票否决了这一宪法，并最终于内战前夕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内战爆发后，道格拉斯本人匆匆赶往白宫，表示坚决支持共和党，打败南部集团[15]。道格拉斯和他所代表的北部买办商人集团的转变从政治上奠定了南部失败的基础，这实际上是美国从依附型社会结构向自主型社会结构转变的最后一个重要转折。

　　从美国社会内部摆脱依附性的意义上说，南北战争是独立战争的继续。不仅如此，战时外交格局也充分说明了南北战争既是内战，又是外战，是从英法强国的统治体系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外战。英、法等欧洲大国都站在南方一边。英国自称为中立国，把南方称为交战国，实际上承认了南方政权，使英国成为南方的军火供应基地。 英国帮助南方制造的铁甲撞角舰对北方海军构成重大威胁， 其中“亚拉巴马”号在22个月里连续摧毁和捕获了60艘北部舰船。不仅如此，英国甚至企图寻畔直接参战。当北部战舰在英国“特伦特”号上截获了南部同盟的两名使节后，英国要求北部立刻释放人员，否则就对美宣战。面对英国的强硬挑畔，林肯采取了退让政策，使英国失去了宣战借口[16]。法国则出兵墨西哥，占领墨西哥城，从南部对美国构成威胁[17]。这时如果美国坚持门罗主义政策，则法国就会和南部结盟，对美国宣战。如果不是林肯和共和党人头脑清醒，缩小打击对象，则南北战争的结局将难以逆料。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北部制造集团确立了中央政府的主导权，美国真正成为独立的大国。共和党吸纳了原买办商业集团，金融集团，并利用西部的广阔土地团结了西部的小农场主，利用黑人牵制了南部社会的种植园主，将南部的发展纳入到北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从而开创了一个工业大进军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是在政策上以高关税为标志的。到80年代，高关税使联邦国库充裕。1888年民主党曾经试图动摇高关税政策，民主党参议员罗杰·米尔斯提出了降低关税的法案，却被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否决。1890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平均税率由38%增至50%。1897年，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入主白宫后，国会通过了《丁利关税法》，其税率又进一步提高。此后，关税仍不断提高，一直到1930年前夕，还通过了一个高关税法[18]。

　　高关税有力地保护了美国工业的发展。 内战以前，美国还是个农业国。每1美元投入工业， 就有7美元投入农场、牲畜、农业工具和设备，农产品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一半以上。就工业结构而言，内战前手工作坊、工场和小企业仍占压倒优势。但内战结束后的不到半个世纪里，这一切就完全变了。1879年到1884年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三倍多。1900年时， 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19]。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从幼稚到强大要经历多么漫长和曲折的道路，而且完全可能永无出头之日。如果认清这一点，那么不难想见，今天世界贸易组织给发展中国家几年或十几年的所谓幼稚工业保护期，其意义恐怕是死刑——缓期执行。

　　三、认清中国在竞争中的位置

　　美国由弱到强的崛起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市场经济的真谛，即市场经济是弱肉强食的经济。弱者如果不想被强者吃掉，唯一的办法就是认清自己的竞争地位和实力，一方面深沟壁垒，另一方面找准强者的弱点主动出击，打一场经济上的以弱胜强、由弱到强的持久战。那么中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呢？

　　旧中国显然是个弱者。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股份制、董事会、交易所其实都不是新鲜事物。最近在北大举办了中国百年证券展，展览表明，中国清末就开始发行股票，上海滩的杜月笙等闻人更是身兼多家公司的董事长。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中国的民族工业无论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股份制、合作制、民营独资，都无力抵御洋货的倾销和外国企业的竞争。

　　一战期间，由于英、法、德等欧洲强国忙于战争，美日两国实力还不足以独吞中国市场， 外国向中国销售的商品总值从1914年的56924海关两，减少至1915年的45447海关两，1916年至1918年都在55500海关两以下，从而给民族工业的发展留出了空间。1895年至191 3年的19年间，民族工业年均新增投资额为633万元，在1914-1949年的六年间，该项投资额上升为1430万元[20] 。其中，棉纱厂、面粉厂尤其兴旺。以绵纱厂为例，战争使中国棉花输出量减少，而棉纱的进口量减少，造成棉贱纱贵的局面，使棉纱业利润丰厚，大大地刺激了民族棉纱工业的发展。战争结束后，英、法、德、瑞士等国又卷土重来，而美国的势力更见强盛，民族工业复遭重创。仍以棉纱业为例，由于战后外资纱厂倾销绵纱，又兼高价收购棉花，“棉贱纱贵”的局面一改为“棉贵纱贱”，华资企业本小利薄、技术落后，纷纷被外资企业兼并或被迫破产[21]。二战前后民族工业又一次经历了类似的命运。二战期间，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客观上获得了免受外资威胁的经济环境，民族工业有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上增长较快，而且工业结构上也有所改善。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生产力大量过剩，急于独霸中国市场，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其中最主要、危害最大的是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是集中国近现代史上全面出卖国家主权之大成的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22]。该条约表面上是非常平等的，中国亦可在美国享受美国在中国的待遇，但事实上却成了美国大量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的不平等条约。美国商品的价格仅为中国同类商品价格的三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民族工业根本无法抵挡，纷纷破产。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地，工厂倒闭达27000余家，到1948年初，天津工厂已倒闭70-80%[23] 。严重的破产、倒闭浪潮使失业剧增，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党的亡覆。经过新中国三十多年关起门来的建设，到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已经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拥有了世界各大主要高技术产业，如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等。但是，与世界强国相比，我们的工业仍然是弱小，仍不具备可以敞开大门与巨型跨国竞争的实力。事实上，八十年代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关税税率很高，市场基本逐渐向国外放开，但幅度不大，所引进的外资以中小资本，港澳台资和东南亚资本为主，对国有民族工业尚未构成大的挑战。正因为如此，虽然八十年代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问题，却大多利润丰厚，工人的工资、奖金、福利都得以不断提高。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成功是在前三十年建设的基础上，保护和开放有机结合的成功。然而，由于片面地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开放，九十年代后，政府几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巨型跨国公司纷纷抢滩中国市场，给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民族工业带来巨大压力。国有企业竞争不过进口商品和外资企业商品，产品大量积压，生产能力过程，出现大面积亏损，工人下岗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东北的重工业企业，由于各地大量引进生产设备和生产线，本国重工业的前景已经岌岌可危。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进出口额都已经不小，但中国还没有强大的民族工业，还没有在世界市场经济海洋里遨游的大鲨鱼，还没有走完由弱到强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真正的国情不是落后，而是弱小。落后到先进只是个时间问题，弱小到强大却是一场生死博斗，胜利和失败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但大部分国家却都是市场竞争的失败者。

　　顺便说一句，谈到中国的民族工业，必然会首先提出国有工业，因为只有国家才拥有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重型机械工业，这些才是国民经济的骨胳和肌肉。如果这些工业纷纷垮掉，就算服装鞋帽业发达十倍，把全世界的业务都揽过来，中国也是弱小国家，只有一堆任人宰割的经济脂肪。

　　四、警惕市场幼稚病

　　弱势经济的基本对策是保护主义。然而，由于西方强国一味向我们推销新自由主义，别有用心地把中国说成是新的世界强国，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部分学者曲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意，迷迷糊糊地跟着高唱自由放任的颂歌，一味地认定只有自由竞争才是中国的出路。这种主张实际上和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差不多，无非方向变了，成了跑步进入世界市场，从“左”派幼稚病一变而成为市场幼稚病。

　　然而，就在里根－撒切尔大力推销新自由主义，大力推销私有化的时候，美国却实行着大规模赤字政策，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当80年代初，当日本质优价廉的商品潮水般地出现在欧美超级市场货架上时，美国和欧洲在七国财长会议上联合逼迫日元升值，削弱日元的竞争力，一手制造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这是金融时代的保护主义。可见，发达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是从来是两面性的，对自己有利时就推行，对自己不利时就撇在一边，他们给弱者灌上市场幼稚病的迷魂汤，自己却清醒得很。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七国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加强，贸易日益向美、日、欧三大区域内收缩，区域间壁垒开始加高。时至岁末年初，美欧之间的香蕉战，美日之间的钢铁战硝烟正浓。

　　看来，应该到了给市场幼稚病提个醒的时候了。

注：

[1] 《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36页，张少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转引自柯蒂斯·内托斯：《1775至1815年国民经济的形成》，纽约1962年版，第53页。

[2]同上，第35页。转引自柯蒂斯·内托斯：《1775至1815年国民经济的形成》，纽约19 62年版，第49页。

[3]《美国史新编》，杨生茂，陆镜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

[4] 同上，第34页。转引自约翰·费斯克，《危机时期》，波士顿1988年版，第189页。 又转引自杰拉尔德·纳什编：《美国经济史上的问题》，马萨诸塞1964年版，第109页。

[5] 《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88页。转引自享利·洛奇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著作集》，纽约1971年版，第四卷，第106页。

[6]同上，第130页。转达引自雅各布·库克：《坦奇·考克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美国制度业的鼓励》 ，载《威廉和玛丽季刊》，1975年7月，第32期，第380页。

[7]《美国史新编》，杨生茂，陆镜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

[8]《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163-164页。转引自柯蒂斯·内托斯：《177 5至1815年国民经济的形成》，纽约1962年版，第328，318，319页。

[9] 同上，第166页。转引自小约翰·纳尔逊：《自由与财产》，第158页。

[10]《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170页。转引自杰拉尔德·纳什编：《美国经济史上的问题》，第172页。

[11]《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172页。

[12]1800年以前的两大党是“联邦党”（汉密尔顿的党）和“民主共和党”（杰斐逊的党），至1800年联邦党下台，不久后瓦解，此后二十多年之内基本是民主共和党一党独大。1828年，民主共和党以南部和西部棉花种植园主为核心，联合东北部的小农场主、中西部的家庭农场主以及一部分商业资产阶级，组成了民主党。1833年和1834年间，国民共和党联合民主党内的反杰克逊派和反共济党人，组成了辉格党。50年代，民主党和辉格党均分裂重组，民主党逐渐成为南部奴隶主的政党，共和党则聚集在废奴主义的旗帜下，自此形成了两大政党的格局。

[13] 《新编美国史》，第166-167页。

[14] 同上，第195页。

[15] 同上，第197，209页。

[16] 《新编美国史》，第218页。

[17] 同上，第218页。

[18] 同上，第266-267页。

[19] 同上，第229页。

[20] 《中国民国经济史》，史全生主编，江苏人民出版，1989年6月版，第108-
109页。

[21] 同上，第155-156页。

[22] 同上，第536页。

[23] 同上，第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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