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未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实施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们，全面地转向了以自 由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原先就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则普遍进一步实施将企业所 有权从国家转向个人，而且，放松管制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方向。然而这个 全面转型的过程却并不顺利。不用说原苏联和东欧诸国，他们正经历着巨大的痛苦， 就以最成功的中国的例子看，虽然我国的经济获得空前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大大 提高，但潜在的问题仍旧深刻地困扰着我们。通货膨胀、失业、贪污腐败、三角债、 企业亏损、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社会治安恶化、赌博娼妓和风气恶化，这些问题 在改革以前基本上都不存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经验似乎说明，经济体制的改革是 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如何从解放前的市场经济转轨到中央控 制的计划经济的历史，将发现这个体制改革却相当顺利。1949年解放时没收了国民 党政府的国营企业及少数大官僚的私营企业。1953年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后逐 步扩大到棉、油、肉、茶、糖。1956年实行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名义上是将 私营企业变为公私合营，实际上是政府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将私营企业以低价收购变 成国营企业。这几个重要步骤的实施并未遇到有力的阻挡，相反，全国人民受到社 会主义思想的激励，一致拥护取消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实施永无失业恐惧的终生雇 佣制，而且人人有免费医疗，不再有通货膨胀。比较一下这一正一反的的制度改变， 能给我们什么经验教训呢？我认为基本的教训可以用五个字来归纳，即“理性的谬 误”。
　　不论是有识之士还是芸芸众生，也不论在那一个朝代总有强烈的声音对社会上 种种现象表示不满。即使是歌舞升平的年代，也总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值得改进的地 方。因此，用理性去改造社会，甚至发展一种“社会工程学”的科学便始终具有巨 大的吸引力。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就是出自这种观点。尽管我们已经吃尽了计划经 济的苦头，也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但社会工程学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失去市场。 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的文章批评市场的毛病并提出各种管制办法。各级人大的会议 上类似的提案更不在少数，马上就要通过一部节能法，用法律来管节能。将来极可 能还会通过节水法、节钢法、节人力法、节外汇法、节资金法，几百上千个互相打 架的法律。总之，我们对市场经济充满着怀疑，同时又深信，理性行为可以纠正市 场经济中的各种弊端。

　　不要说我们这些智力平常的人，一代哲人爱因斯坦也曾经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 济的热心拥护者。他曾视为明白无误的是“人类的理性一定有能力找到一种分配方 法，它将和生产方法一样地富有成效”。他还写过“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应该取 代资本主义秩序的“为获利而进行的生产”。我国也有一些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赞成 用工程的方法来设计和组织社会活动，把社会活动看成是一个可以观察，可以控制 的系统工程对象。经济控制论这门课在许多大学里被传授，并列入了教委的大学教 学课程之中。

　　为什么社会工程的想法行不通？要把这道理说透是很难的一件事。获得诺贝尔 经济学奖的哈耶克在1988年出版的一本书《不幸的观念》（The Fatal Conceit） （有内部发行的中译本）就是专门论证此事的。凭着哈耶克的学问，还写了相当于 13万中文字的巨大篇幅才算交卷。对于大多数的读者而言，不经过深思熟虑和对历 史事实的反省，建立起自由经济的概念更不是容易的事。根据我自己的学习，倒觉 得复杂的论述可还原为基本的几条原理。首先，经济事物的因果关系比之自然科学 要复杂百倍。一项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和最初制定的目的背道而驰。而且社会现象 无法通过实验来判定是非。社会工程学的信仰者往往假定有一个“正确”的先知， 他会根据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事实上针对同样的问题往往有几个全然不同的对策。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本事对哪一对策最有效，作出正确的判断。正好象没有人能预 测股市的波动一样。其次，社会工程（包括计划经济）的执行者，以政府的权威去 管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官员必定握有其他人所不拥有的权力。权力虽不等于腐败， 但一切腐败都由权力产生。所以非自由市场的经济如果缺乏民主监督，几乎必然发 生腐败。即使政府管理有效，其效果也往往被随伴的腐败抵消。

　　为什么我们相信自由经济？撇开复杂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可以用几条基本原 理来说明。首先，一项交换是否有利于交换的双方，当事人最能作出判断，用不着 第三者去介入。只有当交换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利害时（在经济学中称之为外部性）， 才用得着政府去管理。自由经济之所以能导致繁荣，从根本上讲，正是因为社会中 每个成员都充分地利用了交换获利的机会。其次，个别的交换虽然是盲目的，价格 信号却丝毫也不盲目，它能精确地反映供需形势，并引导生产与消费。我们曾体验 过各式各样的比例失调，从买不到火车票到棉花大战，或因价格信号的形成和传递 受阻，或因供需中一方不能随价格信号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可叹的是我们常常认为 是价格偏离了我们头脑中的价值，甚至认为是价格发了疯，所以要把价格管住。

　　那么政府还应该起作用吗？当然是的。政府首先要把治安管好，保障公私的财 产所有权；政府要提供公共商品如道路、灌溉、防洪；政府要维持好市场秩序，制 止各种欺骗和不讲信用的行为，并防止不公平竞争。如果政府放弃那些不该管的， 把该管的真正管好，我国的经济还大有潜力可挖。但是这一希望不断地被社会工程 之类理性的谬误所阻挡，实现起来还相当缈茫。

1995.6.3

　　摘自：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广东经济出版社‘中国当代著名经 济学家随笔集’，1999.1
 

作者：茅于轼